就從最近什麼「請辭」、「總辭」的多次反覆的發展為例。據他們自己的揭露，這個非常重大和根本的決策，而且一經起動，後果嚴重和難以逆轉的辭職決策，原來只是幾個「大佬」在暗室中「黑箱運作」所作的決定；有些「大佬」們至今還不斷躲在幕後發功，朝令夕改的作瞎指揮。整個過程中，完全缺乏透明度，持份者，尤其是以他們的名義作出決定的各有關黨員，不但沒有參與的份兒，連比傳媒知得更早的知情權都被剝奪；「大佬」們憑什麼事實和理據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亦無從得知。

「大佬文化」由來已久

而更奇怪的是，社民連和公民黨對「大佬」們前後自相矛盾的指示，都非常服從；「大佬」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到目前為止，只有持異議的民主黨，反而需要召開會員大會，經過內部民主討論和表決，才定去向。這就是自命為「民主派」們的所謂「民主」了！他們的眼中還有市民和黨員嗎？他們配做「民主」派嗎？

眾所周知，反對派這種「大佬文化」是由來已久的。反對派內部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的「敵人」是強大的共產黨，他們是「弱勢社群」，必須以非常的手法行事。因此，除了社民連組織較開放之外，反對派內部絕對不民主，目的就是為防共產黨的滲透。民主黨更有規定，禁止核心成員與建制派人士往來溝通，免被「統戰」和「收買」。如有必要，除了會面不准單獨進行之外，事後還要提交報告存檔備案。如此神經兮兮的，弄到我跟許多老朋友私下都少了交往，以免瓜田李下，為對方帶來麻煩。

在這種氣氛底下，一種「秘密革命」的氣氛和傳統便自然形成。在這種氣氛底下，「民主」，或者更進一步的簡化為「普選」，便成了凌駕於一切的訴求和價值，因而不但長期成為單一議題，普選是萬應靈丹，而且還是最高的公義，為了第一時間達致目標，更可以不擇手段。反對派各政黨的組織結構，和日常的決策過程，以及對待異見者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絕不民主。

反對派對於稍為表示不同意見的人士和派系，都以甚為殘酷的鬥爭方式予以打擊，封口。以甘乃威為例：他的政治生涯，十多年的光陰，就是「大佬」多次下令讓位，而平白的浪費了。到最後一次他再也耐不住要參選，內部幾經鬥爭，才讓他出線，卻得罪了「大佬」，終於爆出了一件無原告有被告，沒有犯法卻受到比犯法還要嚴厲的對待，至今未了的奇案。到了今天，他的政治命運，以至個人名譽和立法會的議席等，還是操在公民黨和它的影子主席手中。明乎此，就可以明白甘乃威為何甘心出賣其他區議員黨友的利益，成了民主黨內部少數贊成「五區請辭」的人了。

反對派騎劫「民主」大旗

社民連是經常被其他派系排擠打擊的對象，它發明了「政治惡勢力」這名詞冠於其他反對派黨派之上。但這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它自己正正就是名符其實的「政治惡勢力」，連人家公開的發言權都被其語言暴力，和恣意打斷及大聲蓋過人家的發言，以及擲物及干擾等不民主，甚至不文明的方法所剝奪。

在反對派的淫威之下，香港社會已經發展到是非不清的地步。「長毛」罵記者是「狗」，記協竟然可以視而不見，助長「長毛」一罵再罵，還好像理直氣壯的樣子。而某犯法表面證據已經眾所周知的人，不但誰都不敢碰他，還被反對派奉為神明。反對派「大佬」暗室綑綁，傳媒大亨公器私用，如此胡作非為，市民連反感都不敢表示。愛國愛港人士紛紛明哲保身，噤若寒蟬。曾鈺成當了立法會主席之後，自甘被人家封了票和封了咀，還飄飄然的自我感覺良好。

我可以肯定的說，一旦這幫以「民主」自命，事實上恰恰是民主的反面的人得志當權，香港只可能會比今天更加不民主，更加黑箱作業。更恐怖的是，到時一定會萬馬齊瘖，任何即使是只有一點點稍為不同的意見，都會以「反民主」、「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名被圍剿。

自今年開始，反對派囂張到公然挑戰中央憲制權威的地位，擺出一副決戰的態勢。其中尤其是「請辭」和「總辭」，更是一個正面攻擊的嘗試。我雖然不相信他們能有此能耐，也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會支持他們這荒唐行動，更不會把補選簡單當作「公投」。但是此例是不能開的，大家試想一想，一旦將來人人動不動便炮打中央，政客時不時便來個辭職，香港將會是一個什麼的樣子？

說到底，當今世界上只有兩種形式的政治角力：一是在建制之內，於法制之下，作議會鬥爭。另外的選擇是於建制和法制之外，作街頭鬥爭，最終是恐怖主義和暴力革命。不管怎樣說，或者政客於辭職之後，通過補選再次進入議會這無聊而浪費的內耗，「請辭」和「總辭」肯定是從議會走向街頭這不歸之路的第一步。反對派在沒有徵得你我的同意，騎劫了「民主」的大旗，究竟想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普選寫在《基本法》內

反對派要作決戰，這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但是他們雖然不自覺，但已經很清楚地把議會鬥爭和街頭鬥爭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抉擇，擺在市民的面前，並且迫我們表態。我們大概還可以模糊地把這表態押後三數年，但終於有攤牌的一天。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選擇議會路線，但不是由「政治惡勢力」所主導的所謂「民主」路線。他們說得對，我們需要的是真民主：是持份者都有權利和責任參與，決策需要有透明度，要基於事實和意見的分享交流，和有一定的程序，服從多數，尊重和照顧少數的真正民主。

普選是真正民主的基本構成，並且一早寫在《基本法》之內。這點毋須反對派來爭取，更不容他們質疑。現在我們連開始落實普選的時間表都已經具備了，更加不爭朝夕。我們此刻需要的是「好民主」，而並非「快民主」【註】。而鼓吹「快民主」的偽民主政客傳媒，只會給我們假民主。今天是我們熱愛民主的廣大市民與「民主惡勢力」劃清界線的時候了。

註：劉迺強：「好民主」勝「快民主」；《信報》，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他們心目中，民主或者其絕對簡化的表達，民主等同普選，竟然有「終極」的模式。「終極」也者，最終和最佳的狀態之謂也。世上有這樣一回事嗎？二十年前蘇東崩潰，美國有學者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註一】，這論斷現在已被形勢的發展所推翻。最近民調顯示的情況是，前蘇聯、東歐的人民普遍覺得今不如昔，全球西式的民主都在退潮【註二】。

民主屬壞中的最佳

再者，大家公認民主本身就已經不是最佳的選擇，只是壞中的最佳而已。從壞中的最佳的發展過程中，抽其某一中途站，把它僵化了，奉為「終極」，一方面麻痹了大家，以為毋須再繼續爭取精益求精；而更壞的是，任何東西，一旦被奉為「終極」，自然有些人會認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而死命捍衛它。所以，任何認定二○一七特首選舉和二○二○年立法會選舉，或者以後任何一次選舉模式是「終極」選舉模式的人，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稱之為「反動派」。至於硬要把這「終極」模式於二○一二落實，更是胡鬧。

人民如何當家作主，公平和積極參與，達致良好管治的追求，是永無終結的。而具體落實的模式，也隨著人民的意識、實際的要求、和科技的進步等因素的變化而不斷適應和提高。西方津津樂道的希臘民主，跟今天他們提倡的民主，就已經完全不一樣。任何從已知到未知的永恒探索，需要不斷思考和實驗，哪來什麼「路線圖」？如有路線圖，就沒有鄭和下西洋，和百年之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了。

反對派無理取鬧的聲聲要求「路線圖」，說白了，就是他們以瞎子摸象般一知半解、主要憑主觀想像搞出來的一個粗略的下一步模式，並且奉之為真理，想強加在全港市民和中央身上。《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思路，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從內地過去三十年的經驗，這思路和做法是成功的改革必由之路，而改革開放，則是永無休止的。一邊是反動和一廂情願的終極路線圖，另一邊是實事求是的不斷改革，兩種不同思路相比較，孰優孰劣，是最明顯不過的。

從反對派的組織之封閉，「大佬文化」之濃烈，內部鬥爭之殘酷，他們連最基本的民主素養都十分缺乏。從他們毫不隱瞞的言行看到，他們整天到晚都在盤算如將來提名委員會的運作中，「梁家傑之流有沒有機會出線」，和「○五方案加強版」反對派在那種選舉方式，可以拿到多少議席之類的黨派式小算盤；但是大家都知道政制的設計是要從大從遠考慮，目的是民主參與和良好管治，這些大問題恰恰是偽民主反對派向來都忽略的。在他們的眼中，霸位才是第一要務。民主等於普選等於霸位，這不是權迷心竅是什麼？

從以上的分析，你會明白我為何鄙視偽民主反對派。在我看來，他們不但毫無光環，無論道德和智慧，都十分低下。從偽民主反對派這一權迷心竅歪念角度著眼，便知道他們為何如此熱衷馬上普選。此無他，只因為他們迷信票源六四分割，一人一票，他們必勝無疑。我敢以一元跟你打賭，要是今天民調顯示票源逆轉，一人一票他們一定會選輸，最反對加快落實普選的，肯定是反對派偽民主政客和他們的尾巴傳媒和評論員。

「愛國者」只會愈來愈多

更可笑的是，反對派以己度人，到處宣傳中央之反對加速普選，是知道愛國愛港力量沒有勝利的把握。要知道從中央這大莊家角度出發，只要符合鄧小平對「愛國者」的要求這十分寬鬆的底線，誰勝誰負，對她來說是無所謂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一段時期，中央曾積極與公民黨溝通，大力統戰。後來才發現，他們跟「愛國者」扯不上關係，之後的發展，已經是歷史了。

所以，對中央來說，香港的「愛國者」只會愈來愈多，治港班子到了最後，一定都是「愛國者」，這在中央政策者的腦袋中，是絕無懸念的事情。因此中央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從來都是從大從遠著眼，決不會像我們這些小打小鬧的島民政客般以一年一屆，一票一席的得失出發的。他們也希望香港各界，都從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這大局出發，去設計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另一方面，中國復興，是連奧巴馬也不能不正視的事實，而美國已公開宣布，放棄包圍壓抑這證實無效的失敗政策，表示樂見其成。在欣欣向榮的祖國邊緣，隨著香港和內地各方面的融合不斷加深，「愛國愛港」的票源只可能持續增加。「六四比」只是一個脆弱的神話，並且很快便會被打破。而從此衍生的一人一票，反對派必勝的子神話，也會被選舉的現實所否定。

進展如何小 須勉力向前

反對派偽民主政客於參政議政方面一無長進，長期只吃「民主」單一議題這老本，已經開始吃不下去，今後還想單靠一人一票的普選奪權，只是痴心妄想，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

這世界永遠都是民心第一，什麼選舉方法，短期大概還可能有點用處，長期來說，都是次要的。香港的反對派師承台灣的民進黨。民進黨於執政時機關算盡，設計出一個當時看來一面倒對民進黨有利的選舉方法，誰知道後來形勢逆轉，對他們有利的方法，竟然對他們最不利，結果一敗塗地。民進黨前車之覆，香港愚蠢貪婪的反對派偽民主政客還不以為鑑，今天還在盤算什麼方式會有什麼結果，因而決定其支持或反對。其食相之醜，使人側目。大家不妨客觀地比較一下，愛國愛港陣營這一邊，從來有沒有如此小心眼的計較的？只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只害了卿卿性命」，反對派偽民主政客作法自斃，自食其果之日，很可能會像民進黨來得那麼快，來個現眼報。

政制發展和進一步民主化是香港每一個市民的事，我們關心的並不是誰輸誰贏，而是怎樣達到更良好的管治，以維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和諧。這次政改諮詢，我們面對的抉擇是不管進展是如何小，都要勉力向前，增強港內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使已經開了綠燈的二○一七年開始的普選，來得更加順滑；或者是讓其原地踏步，進一步損害港內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使理應於二○一七年開始的普選，增加不明朗的因素？我們會盯著每一個政客的一言一動，你們好自為之。

註一：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992.

註二： Niall Ferguson, DEMOCRACY: Ebb Tide of Freedom?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008.

中國不會崩潰

根據唐教授的分析，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國被卡在「二千年未來之變局」這「瓶頸」中，但是一過了這社會和文化的「三峽」，前面便是順流而下，一日千里。從書中的文章我們更可以見到，就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四年之後，他就更加具體和樂觀地認為：「因此今日海峽兩岸的前途多半仍決定在大陸。大陸如經濟與政治平衡發展，則一百五十年來的『轉型運動』，很快就會合二為一，進入『最後階段』。制度出現了『定型』，則百年盛世，東風壓倒西風，也是意料中事，不算是什麼奇蹟了。」【註二】看來，他這預測又對了。

我跟今天反對派的許多前戰友的分別，在於對我們國家民族現實和前景的看法。他們看到的是某一時段的共產黨，我則嘗試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尋這苦難的偉大民族的歸宿。到了「六四」二十年後的今天，連西方都放棄了「中國崩潰論」，甚至放棄了像上帝那樣，按照本身的形象去塑造中國，香港的一些人還保存其數十年不變的花崗石頭腦，言必稱「三反」、「五反」、「文革」；稍為「升呢」的，則動不動就「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心底裏，還是半預測、半期望中共這個政權明天就倒下來。

我跟這些前戰友們劃清界線的轉捩點是九二年彭定康「三違反」的政改，我因為反對功能組別，堅持直選而離開了我艱苦經營了十年的「匯點」。「匯點」後來與同樣是支持彭定康擴大功能組別式的政改的「港同盟」合併，成了今天的「民主黨」。這些支持擴大功能組別的「民主派」們，既於二○○五年綑綁否決了比肥彭更進步、更民主的政改方案，這回如還一錯再錯，使二○一二年選舉再次原地踏步的話，你們除了像黎智英般坦白地承認堅持反共之外【註三】，還能有什麼話說？歷史是會裁判你們的！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中國是不會崩潰的，它更會不斷欣欣向榮，從小康邁向盛世，你們午夜夢迴，不妨想想，後世會如何評價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為。

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都以為「現代性」就是西方那一套，因此「現代化」就是「西化」；連口說反對「全盤西化」的共產黨，好一段時期自己就不斷的摧毀中華文明，爭取「與國際慣例接軌」。經過過去六十年的折騰，中國人好不容易終於站穩了腳步，喘定了，重新找到了座標，也就明白到中國並非「崛起」，而是「復興」。於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普遍多少掌握了西方那一套之後，明白到那裏同樣既有精華，也有糟粕；「現代性」並非西方專利，是全人類努力建設的成果。中國可以從西方吸收某些現代性的元素和做法，但我們也在不斷構建後現代社會，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反對派洋迷心竅

尤其是去年爆發的國際金融海嘯之後，興起了三百多年的歐洲中心文化已經明顯疲態畢露。西方的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千瘡百孔，就算它們的民主制度，先不說證明它向外輸出失敗，即便是在歐美等白種人為主的地區，也不見得如何成功。我們見到的西方政治領袖，幾乎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窩囊廢。他們以「大話精」（spin doctor）為國師，圍民意團團轉，以短期小恩小惠討好選民，作其「永遠的競選」（permanent campaign）；但實際的問題卻不敢碰，事實上則是為跨國大財團，尤其是金融寡頭服務。

對於這些指責，市面標準的答案是：但是民主依然是所有壞制度中最好的。既然如此，為何不讓人家去探討，去實驗？恰恰相反，反對派更把民主簡化並等同為普選，並要求今天就實行。我們的反對派，因為對國家民族沒有信心，已經到了洋迷心竅的地步，人家跳海，他們也要跳海；明知西方已經走進了死胡同，還非得要往這死胡同推不可。

在「普選」這兩個字於《基本法》出現時，我們的反對派們還幻想中國會像蘇東般崩裂，普選並非你們爭取回來的。在回歸前一貫支持彭定康假民主的反對派們，回歸之後竟然裝扮為爭取民主的鬥士。

你們在我面前絕對沒有任何道德光環，而你們綑綁否決○五年遠比彭定康更民主的政改方案，更加難以辯解。我早在○四年在這裏率先再三鼓吹二○一二雙普選，反對派們不屑一顧，反而否決了○五方案，客觀上就已經把二○一二雙普選的可能性否決掉。而且因他們只懂得事事反對，四五年的寶貴準備時間，平白在吵吵鬧鬧中浪費去了。更加可笑的是，在近一兩年來，反對派們忽然擁抱二○一二雙普選，並且誓言以五區總辭、集體總辭、大遊行等激烈的手段，作寧為玉碎式的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既然如此神聖不可推延，為何幾年前你們不積極支持？又為何不在○五方案時爭取？

打倒昨日的我

你們哪裏是什麼民主派？你們只是毫無原則、只知反共的反對派。你們以為香港市民全部都是傻瓜，或者全部失憶，讓你們可以昨天說「二○○七、二○○八」，市民就一窩蜂的支持「二○○七、二○○八」。今天一下子改變主義，要「二○一二」，其他什麼都不要；又有些人要「終極的普選」（有這回事嗎？），此外什麼都不談，香港市民又會了魔的隨你們笛聲起舞。

自由和民主，並非西方專利，中國也要發展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周前，溫家寶總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的演講指出：「文明存在差異，但沒有優劣之分。各種文明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註四】「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實驗，我們會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的穩步發展我們的民主。構建中國式的民主，是長治久安的千年大計，務求要好，不爭朝夕。

我們不妨退一萬步，假如今天我們就普選，甚至一人一票選了反對派一早培植為特首候選人的梁家傑為特首。那又怎樣？無論在繁榮、穩定、民主、民生等各方面，香港會比今天更好嗎？有誰能成功正面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請你投他一票。

註一：唐德剛：晚清七十年，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註二：仝上，第一冊：《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二三三頁。

註三：黎智英：Mission Impossible，《壹週刊》，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註四：溫家寶在開羅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全文) ，《新華網》，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在開始之前，我想鄭重聲明，這些觀點，純粹是以評論員身份發表。我不能代表「基本法委員會」，正如已退下來的吳康民兄，他最近發表的意見與「基本法委員會」無關一樣。兩者都純粹是個人意見，如有不同，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而這也是我上周說「路線圖」探索的一部分。

損失也是一次過

我上周文章曾引述去年三月初這裏的一篇文章作註腳【註一】，這篇文章是我在策發會政制小組發言的重組。這裏大幅引用如下，因為實在有現實的意義，因而有重覆的必要：「我們要清楚明白，本屆特區政府和它之下的策發會，只有討論二○一二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授權。雖云這次選舉與之後的選舉不可能完全無關，但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已表明二○一七年將實行行政長官的補選。換句話說，二○一二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將是最後一次通過選舉委員會的所謂『小圈子選舉』，之後是完全另外一個概念的普選，兩者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認清了這一點，反對派就毋須過分介懷這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式選舉該如何改進，因為對他們來說，不管怎樣改，始終都還是『小圈子選舉』，而且還是最後一次，及此而終的『小圈子選舉』，大事修補是毫無意思的。

作為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選舉，就算完全不作任何修正，那又如何？這個制度行了十年，和加上補選前後共進行了四次選舉，其間歷盡風雨，最壞的情況我們都經歷過了，二○一二年我們再來最後的一次，結果不管怎樣，起碼不會比以往更差吧。對香港有什麼損失的？縱使有損失，大不了就是一次過而已。

而對反對派來說，這個他們目為『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經過激烈爭論之後，即使最後能大事修葺，他們的候選人還是難以被選上的，徒只把『小圈子選舉』『民主化』了，加以美化而已。如此苦心孤詣地塗脂抹粉，那又何苦呢？

況且反對派既把『第五號報告書方案』否決在先，最近更多次聲言，把這方案重提『翻叮』也不接受，這一連串非常不智的言行，已經把他們自己的退路堵死，二○一二年特首選舉辦法，如要修改的話，非得要明顯比『第五號報告書方案』更民主不可，不然，他們就下不了台，不可能明顯出爾反爾，一下子一百八十度『轉軚』。事實上，即使他們願意這樣做，他們也會大大失票，甚至即時要被逼辭職。但是另一方面，一份比『第五號報告書』更急進的方案，特區政府首先很難設計，而且拿了出來，也難免不被佔了立法會多數的建制派所否決，不能通過。結果又只能像上次一樣，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將原地踏步。

急進換來更保守

就算在經過激烈爭議，立法會通過了遠比『第五號報告書』更民主的二○一二年特首選舉辦法。這對二○一七年特首普選將會有什麼影響呢？很明顯，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將即時進一步磨損，在互相猜疑的情況之下，為防反對派以『參照』為藉口，把一個急進的選舉委員會式選舉模式，作為討論二○一七年提名委會會運作的起點和底線，得寸進尺。到時如果特首不把它否決，中央也不可能批准。

再退一萬步看，因為互信已不再存在，就算中央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批准了一個急進的選舉委員會式選舉提請，但是二○一二與二○一七是脫鈎的，中央在考慮二○一七特首首選的時候，不可能不加倍審慎，處處設防。簡單的說，如果二○一二年過分急進，只可能換來二○一七年加倍保守。

經過以上的分析，情況已經十分清楚，就是我們只可能說服反對派從大局出發，識大體，釋出善意，快刀斬亂麻地同意把現行的選舉辦法稍作沒有爭議的少許修改，順利完成了二○一二年的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式選舉，藉此修補香港內部，以及特區與中央之間的互信。這樣的話，於二○一二年之後，市面一片和諧、穩定，二○一七年普選的具體方法的討論，將得以在互信較高的氣氛底下進行，結果會更加寬鬆，那是不言而喻的。」你可以看到，我對「翻叮」的觀點，早在那時已經成形。而二○一二的選舉方式與之後普選，兩者並無關係的看法，文中也表達得十分清楚。這兩點，當時在座的策發會中反對派同事們，全都聽到。而我更清楚記得，當時一位女性立法會議員，更正面表態支持我的看法。

因此，反對派們不斷的問：如二○一二政改方案再被否決，二○一七是否真的還有普選？甚者更散播謠言，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只說「二○一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註二】，這並非「時間表」。因為「可以」包涵着「不可以」，並非「一定」云云。這些弄到市面一片思想混亂的奇談怪論，純粹是反對派裝蒜「玩嘢」。二○一二方案通過與否並非普選先決條件，是反對派一早已經掌握的事實，現在經特首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再次公開證實了，請不要再藉此混淆公眾的視線，妨礙政制改革於二○一二年向前邁步。

這就是我不斷着重指出的互信問題了。人大常委會作出了莊嚴的決定，反對派竟然視而不見，一方面問它是否真的，另一方面怕人家換卦，卻又強求人家按照他們的意志作改變。人大權威的決定當然是真的，而且也不會輕易朝任何方向作改變。關鍵是如果我們連人大的權威都不尊重，請問大家在什麼憲制底下作民主化？無法無天的環境，是走不出反對派不時要求的「真民主」的，結果只可能是「文革」式的「大民主」，是誰「聲大夾惡」者勝的民粹主義，是暴民政治。如此惡劣作風，大部分市民看不過，中央也肯定看不過。

反對派勿再作政治秀

反對派不要以為反正二○一二和二○二○都會有普選，再作政治表演，綑綁否決二○一二方案，原地踏步，對你們一點損失和風險都沒有。你們繼續如此胡鬧下去，亂局呈現，下屆特首很有理由認為二○一七並非實行特首普選的適當時候；即使他提出普選方案，立法會的建制派也有可能以並非「適當時候」，和沒有「循序漸進」加以否決，而市民會支持他們這合理的果斷措施。

中央的綠燈早就亮了，到時車不能前進，只能怪反對派。如果你們執意繼續搗亂，歡迎你們再一次赤裸裸的展示你們並非什麼「民主派」，而是如假包換的反對派。市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的選舉將是現眼報；而在此之前，你們肯定會四分五裂。

註一：劉迺強：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信報》，二○○八年三月四日

註二：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二○一二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定，中央政府門戶網站，二○○ 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以「翻叮」為例，他們十分喜歡這個自創的詞，最近經常使用。但是對一般市民而言，「翻叮」沒有什麼負面的意義，大不了就是不夠新鮮熱辣而已。事實上，「翻叮」是環保節約美德的表現，只有好的食物，沒有污染變壞，為求不要浪費，才會放進微波爐裏「翻叮」。政改方案只有好壞之分，毋須天天新款。只要是好的方案，「翻叮」又有何不可？

反對派反對「翻叮」的意思我明白：這方案上次我們不接受，否決了，這次再端出來，我們如果接受了，豈非自打嘴巴？我們怎能下台？

反對派死不悔改

這是反對派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上次做錯了，死不悔改，這回又以手上的二十三票作要脅，企圖騎劫民主化循序漸進的步伐，強逼其他人屈從於他們扭曲了的意志：你們如想往前走，便要聽我的，否則就要卡死你們。這種不講道理、只講你有多少票、我有多少票的黑社會「曬馬」邏輯，正是赤裸裸的政治惡勢力。

但是社會是不停進步的，香港民主化的步伐，並不會、也不應因為有這些自命為「民主派」、但事實上是「阻撓民主派」的政治惡勢力而不努力向前邁步。因此，廣大市民也不想把當年反對派綑綁否決了的「○五方案」，原地踏步、原封不動的成為「○九方案」。

但是大家都知道「○五方案」是一個不錯的方案，我支持它，因為我一貫反對功能組別的存在，而這是唯一可以達致最後消滅功能組別的方法【註一】。因為根據目前的規定，立法會一次過消滅功能組別議席，需要得到三分之二議員贊成才能通過；亦即等於要求一半的議員決定集體自殺，這是辦不到的。但是如果要分批取消的話，就存在一定要別人比我先走的考慮，同樣難以達致共識。但是滲了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的議席，便可於二○二○年之前，一次過把功能組別議席消滅掉：二○一二年（六十加十席）：立法會議席增至七十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五席。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員功能組別，即區議會功能組別增至六席。

二○一六年（七十加十席）：立法會議席增至八十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五席。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員功能組別，即區議會功能組別增至十一席。取消立法會分組投票的安排。

二○二○年（八十席）：取消所有功能組別議席。立法會議席維持在八十席，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

讓更多年輕區議員入立會

到了二○一六年，立法會內已有五十個直接或間接來自分區直選的議員，而當時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消除功能組別議席，只須五十三票。換句話說，傳統功能組別的三十席中，只要有三票贊成，便可一舉廢除功能組別這個易請難送的怪物。這是我所見唯一能順利由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消除功能組別議席、同時又能符合人大二○二○年實行立法會議席全部普選產生的建議。這建議並非我發明，知識產權屬於「新世紀論壇」【註二】。

反對派是完全知道這一建議的存在，而我在反對派亦有代表的「策略發展委員會」上，也曾再次提出。任何自稱反對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派，因而都不應反對「○五方案」，尤其是不應反對在「○五方案」的基礎之上，再加以朝民主化方向前進作改良的新方案。因此，我支持把「○五方案」「加料翻叮」，或者是「○五方案2.0版本」。

而對我這個沒有任何政黨和政治利益的獨立評論員來說，「加料翻叮」能有序地釋放大量空間讓更多今天當區議員的年青新人進入立法會參政，更值得支持。在立法會中霸著議席十多二十年還不想退下的「大佬」們如還加以反對，其私心十分明顯。

至於可以加什麼料，值得大家討論。這裏可以有兩個考慮：一是，這是否符合朝向民主化方向前進這原則性要求；二是，這是否容易獲得通過。基於後者的考慮，我們不妨遷就一下反對派的一些具體要求。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加了料的話，他們還要再次綑綁否決。那麼按照人大決議，二○一二年的選舉又只好再次原地踏步，一切後果、責任完全在反對派身上，讓他們又再一次反對派本質原形畢露，內外不是人。

以我的觀察，反對派為什麼一早就宣稱不接受「翻叮」？因為他們最明白上述的道理，因而最怕「翻叮」，使他們贊成既不是，否決也不是，左右做人難，更說不出任何道理，十分被動。

因此，反對派只可能採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根本不談方案合理不合理、民主不民主，一味糾纏於要曾蔭權交出「路線圖」；他不交，便以此為藉口，又來一次綑綁否決，把責任推給曾蔭權。現在曾蔭權和林瑞麟都已經表了態，二○一七和二○二○普選的安排，是二○一二和二○一七兩屆特首的責任。事實上，如果今天就為以後定了案，又如何符合《基本法》中「按照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共同要求呢？

「路線圖」由人走出來

魯迅說得好：「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註三】「一國兩制」史無前例，大家都在探索中，那有什麼「路線圖」？死要「路線圖」，還不是故意扯淡！數萬年之前，人類的祖先如先要路線圖才開步走的話，今天我們還可能會在非洲草原上，過著原始的生活，而更可能早已被淘汰絕種。

我們如果繼續原地踏步的話，根本就走不出路。我在策略發展委員會和這裏都表達過，二○一二的選舉，「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註四】，不適宜有大動作。我們只須要朝正確的方向，縱使是邁出一小步，也能提高香港內部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對香港民主化的發展將有莫大的貢獻。但是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市民之間展開有關政制發展路線圖的討論，因為這也是探索的重要部分。

註一：劉迺強：後浪如何推前浪，《信報》，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註二：新論壇對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方案之意見、《新世紀論壇》、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註三：魯迅：故鄉

註四：劉迺強：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信報》，二○○八年三月四日

市面投訴樓價高，全政府動員解話，並承諾研究增加土地供應，但實質政策則欠奉，連新上場的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的一連串措施，包括把豪宅按揭降低至六成等，據他自己也聲明，只是控制金融系統的風險，並非調節樓價。

近日來，市面一窩蜂的鼓吹重新興建居屋，但是我想在這裏重申，房地產跟香港整體經濟形成了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這需要系統性的一籃子解決，任何簡單的解決方案，都會很快出事，把事情弄得更糟。以居屋為例，今天計劃重新起動居屋，首先遠水救不了近火，到新有單位推出市場，最快已經是三幾年後的事情；而且到時的樓市情況不明，很有可能像當年「八萬五」一樣，一推出便把樓市推垮。

我請客、你付鈔

「慳電膽事件」中，曾蔭權被指涉利益輸送，後改為罪名較輕的利益衝突，再降為政治不敏感，全部都證明不能成立。於是矛頭一轉，改為不依法辦事，這回一箭中的，不光是反對派連聲指責，連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兄，和建制派議員，都一致同意曾蔭權推行的辦法在程序上有問題，並且爭先恐後的搶加討伐，特首不但百辭莫辯，連找下台階都有困難。

其他如邱騰華弟弟改建舊樓，曾蔭權弟婦成功索償迷債等莫須有罪名，也一一被傳媒炒熱。雖然事後一切證明無聊，但有關官員不但已經被整得灰頭土臉，神色張惶，而且還無辜禍及親友。我們本來已經怕字當頭的官員，以後只會更加不想做事，香港各方面更加不會有任何進展。政府寧願讓事情爛到、臭到所有人都忍受不了，自然形成了不能不處理的共識，才「順應民意」採取一些「貼膠布」式止血措施。

一些現眼報的例子是：一個政府要推行的環保政策，自己不想承擔慳電膽有關成本，又不敢迫兩家電力公司就範，更不想下行政命令做醜人；竟然要不依法規地逼使全體市民長期付貴電費，市民短期有表面的「著數」，但卻因而要長期資助兩電的利潤。

另邊廂，在經濟環境還未完全好轉，私人企業普遍不會加薪的背景之下，包括紀律部隊在內的公務員薪水全部不減反加，表面上安撫了十六萬公務員，但卻得罪了一大片僱主和沒有加薪的廣大受薪階級，當中不少是為這安撫措施買單的納稅人。

政府為了如期開始興建高鐵，卻又不想做醜人依法徵地，於是索性買怕，「特事特辦」，以「超級肥雞餐」特別高額收菜園村的地。

三項加起來，弱勢政府「我請客，你付鈔」的新作風，已經清楚浮現。這種推卸責任，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只會一組一組地分別惹得愈來愈多的市民反感，政府只會更加弱勢。

刁民當道、政府弱勢

更糟的是，政府這樣做，後患無窮。因為它陸續開了很多不良的先例，而每一個惡例都指向一個方向：不管有沒有事實、有沒有道理，誰夠惡、夠大聲、夠人多勢眾，政府便會破例遷就。這樣下去，香港政府依法辦事的傳統便慢慢被侵蝕至蕩然無存。而另一方面，因為有政府在壓力之下會破例改變遷就的先例和因而造成的期望，自然會鼓勵無事喊三聲。不管有理無理，第一時間罵政府「官商勾結」、「親疏有別」、「私相授受」、「壓迫弱勢社群」、「忖摸上意」、「聽命北京」，包保沒錯，而且是零風險、零成本的買賣：罵錯一百次，起碼九十五次都多少有著數，而只須一次中寶，便會盤滿缽滿。罵政府只賺不賠，自然刁民更加當道。政府因而更加弱勢，更加要千方百計茍且求存，終於致香港於萬劫不復之地。

最近不少論者都不約而同的指出，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懷念董建華。他這個人不懂做事，但未至於不依法胡來。最重要董建華有使命感，反對派砍了他的雙手，他兩腳還死踢；連他兩腿都斬掉，成了肉團，他還想噴口水。但曾蔭權只承諾「做好這份工」，而開始時這份工似乎不包括他的家人被誣蔑的。而他今天已經被搞到焦頭爛額，灰頭土臉，還要他硬著頭皮做醜人，去推一個還未開始談判、反對派就已經翻了台的政改。

對一個沒有強烈信念和使命感的人來說，我的能力就是這麼大，招數就是這樣多，作為打工仔，我拿了半斤，已經付了八両半，已經對得起老闆有餘，你還要我怎樣？根據這邏輯，我們的確很難要求一個打工仔作更多的「犧牲」。起碼在未來兩年半，大家只能認命，並且祈禱反對派不要玩得太過火而已。

這裏我們不妨問一下，香港為何會陷落於這個惡性循環中？

反對派的標準答案是：沒有民主，被中央「欽點」的人，假「小圈子選舉」成了特首，沒有認受性所致。果真是這樣嗎？除非有人能告訴我，普選產生的特首，就不會被整。不然的話，如果明天梁家傑通過一人一票當選特首，天天被人這樣整的話，他也同樣會是灰頭土臉，寸步難行的。

不信，我們毋須往遠處找，看看由普選產生，而且還高票當選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他的處境也不見得太好。原因在於，在台灣有很大的一部份市民認為在凌駕於一般的道德和法律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道德，就是「台獨」。馬英九只要不正面支持台獨，他就不是好東西，就要反對他。

反對派路線錯誤

香港也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認為凌駕於一般的道德和法律之上，還有民主這絕對真理。香港因為沒有普選產生特首，所以他是欽點的，他聽命於一個更加不民主、由共產黨專政的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是中國「殖民地」，特首是「傀儡」，更加不是好東西，一定要千方百計把他搞臭搞垮。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說謊、造謠等，都是無可厚非的，至於利用外力，更是必要之惡。反對派經常說：孫中山和毛澤東都利用外力，有何不可？他們堅持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的要求，不搞港獨。但是很明顯，他們也絲毫不諱言，香港跟中國要分清你我：香港只在名義上是中國一部份，不搞國防和外交，除此之外，香港要享受沒有極限的更高度自治。簡而言之，就是「獨港」。

我們先不評論這種觀點的對錯，單從現實出發，易地而處，如果我是中央決策階層，我肯定要處處設防，免出亂子，丟掉烏紗。民主發展的步伐，因而會放慢。反對派目前的錯誤路線，結果只會害了香港，害了香港的民主發展。政改馬上要展開，民主化一步一腳印的走，逐步增強香港內部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是真正愛港、愛民主的道路。希望這回大家走好，別再自誤自殘了。

報告發表之後，市面反應冷淡，周三宣讀，基本上只佔了次日報章的頭條；周五傳媒注意力已改為貴樓價，和慳電膽所謂「醜聞」。評論員也對《施政報告》完全不感興趣，不約而同的作冷處理，所以連慣常的評論文章也大減。於此可見，很明顯，這份《施政報告》搔不著市民的癢處，文不對題，因而引不起正或反的共鳴。

因此，本文也不打算評論《施政報告》內容，只想集中討論《施政報告》中只在第五段輕輕帶過、卻因馬上受到市民反彈而成為周五頭條的房地產問題。這情況的出現，足見曾蔭權沒有真正「審時度勢」。

正視樓市泡沫

早在去年年中，我在這裡已經提出警號：「曾蔭權特首承繼了董時代的『孫九招』，因為他同樣不懂，於是繼續死捻供應，去年賣地少於十公頃，竟然遠遠比回歸前受中英土地委員會規定的上限五十公頃為少，還因為高地價短期帶來了過千億的財政盈餘，沾沾自喜。這樣做的惡果，很快便會浮現，勿謂余言之不先。」【註二】話已經說得夠狠，但警告同樣不被接收。

曾蔭權政府的最大「官商勾結」，在於不當地持續當年董建華政府為了穩定當時已經跌得太深的樓市，降低最高峰時有百萬人負資產而使用的重藥，長期緊縮土地和居屋供應。今天泡沫已成，天怒人怨，短期助長反對派的凝聚力和增加其反對議題。長遠來說，泡沫再爆破的話，市民又要再一次承擔其對政經的破壞性後果。

官方的口徑，至《施政報告》第五段中仍不承認有房地產泡沫。年來香港樓價屢創世界紀錄，據云買家主要來自內地，不少是一次過付款，毋須做按揭。泡沫也者，是沒有實質的意思，這是高槓桿（high leverage）操作的結果。現金買賣，沒有槓桿，因而也不可能出現泡沫。

這一說法有兩個謬誤。第一，我不相信最近的樓宇買賣，全部都是現金交易。我同時知道，有關當局完全掌握多少交易是現金、多少要做按揭、多少是同一買家買入數個單位、多少是「摩貨」等等。政府如果認真檢視數字，當知道槓桿不但存在，而且系數迅速攀升，樓市正在泡沫化。《施政報告》的描述與市民的感受、以致市場的現實相差甚遠。

其次，市上高調宣傳的樓價紀錄是有指標作用的。事實上，發展商經常人為的製造指標價，不但托高樓盤中其他單位的價格，更間接托高周邊、以至整體市場的價格。創紀錄的天價交易大概來自內地買家，但全港市民都因而承受高樓價的惡果，因為這被指標價牽引產生的普遍性高樓價，與一般市民的工資收入所能負擔的價格反差快速擴大。這一反差又是另一個泡沫，終會物極必反，爆破之後，反槓桿效果會十分痛苦。而在泡沫爆破之前，已經導致尤其是年輕新中產階級置業上樓無望，普遍薪水不前的市民對「高地價、高樓價、高物價」的通脹預期上升，怨憤不斷累積。這些民間疾苦，特首可曾知道、考慮？

恢復正常賣地

我更想指出的是，扣著手上土地不賣的「勾地」政策，在過去數年首先使房地產價格止跌回升。而且因為政府不賣土地這所謂「麵粉」，一早囤積大量土地儲備的大地產商開發這些廉價土地，在落成單位，即市稱「麵包」的價格不斷上升中牟取高額利潤。但是做生意的，天天都要製造麵包，如政府繼續不賣麵粉，他們也難以為繼。在土地儲備被陸續消化之後，地產商有需要不斷補充新儲備。地產界於土地儲備日缺的情況之下，催促政府恢復賣地的呼聲，一定會陸續升級。

於此可見，從不同的角度看，特區政府都有需要恢復正常賣地，只不過政府一方面把話說死了，不斷重複不勾地等於把公共資源賤賣，它自己也很難從這死胡同中爬出來，而自圓其說。其次，因為幾十年下來，房地產利益已經盤根錯節，把許多行業和不少家庭的利益都綑綁起來，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政策改變都會得失不少人，和直接影響經濟和股市的上落，萬一在過程中樓價、股價又大瀉，經濟不前，又會從另一方面引起社會不安。

如何脫離房地產的魔掌，使香港從新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已經刻不容緩。但是熱飯不能熱吃，不但客觀上急不來，而且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接觸到許多不同的層面，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許多我們這個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假設和價值，光是增加居屋解決不了問題，甚至組一個什麼委員會，開幾個廷策式的腦震盪會，支離破碎的列出數十條建議，也不能完全對症下藥。

實事求是的說，以民調為依歸的弱勢政府，斷不會冒這個風險，更沒有能力作這重大和複雜的政策調整。我們難以期望、也千萬別要求曾蔭權在未來兩年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不信，你只看《施政報告》中活化工業大廈這本來很好的意念，在政府手中弄得前言不對後語，一塌糊塗，便明白我的意思。但如果能開始這廣泛討論和深入探討，已經功德無量。他可以成立一個有資源做研究的專家委員會，在他任期滿之前提交一份詳盡的報告書。

下任特首要直面地產

無論如何，下屆特首，已經不可能不直面房地產與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這個熨手山芋。任何有意問鼎者，都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之上有他的一系列政綱。這方面的政綱或者在競選時因怕引起太多的爭議而不全面公開，但於上任之後，卻不能不陸續開展。因此，上述的報告書對下屆特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總的來說，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後曾時代」已經悄然出現在你我的面前。而不管曾蔭權怎樣想、怎樣做，未來兩年「跛腳鴨政府」的態勢是改不了的。審時度勢也者，首先就要明白這道理，和接受這現實。再下來，他要以其餘力，盡量保持局面不變壞。這任務在反對派日漸囂張，天天無風起浪的環境之下，對「跛腳鴨政府」來說，異常艱巨和極富挑戰性。因此，他更加需要如第一二二段所說：「走入社會，聽取意見」，「體察民情」，「迅速應變」。

註一：劉迺強：空籠換「烏」，《信報》，二○○九年九月八日。

註二：劉迺強：茶垢神話和惡性循環的詛咒中，《信報》，二○○八年六月十七日。

幾年前在我最初提出時，特區政府仍有時間聽我鼓吹去規劃開發新界西北，錦上路站還有其意義。但短視的特區政府沒有這樣做，事到如今，高鐵非慮盡速上馬不可，而西北開發還未排上日程，錦上路做樞紐的時機已過，西九龍是目前唯一的次佳選擇。

拾了芝麻丟了西瓜

這條道理，我於幾星期之前已經分析得很清楚。只是香港的專業人士看問題只看他們所專的很窄的一塊，往往拾了芝麻，丟了西瓜。今天如把高鐵總站放在政府完全沒有計劃要開發的錦上路一帶，除了節省高鐵成本的小賬之外，對於修築高鐵系統的社會效益這盤大賬則全虧了。其實真要只為省錢，大可以索性不修任何新鐵路，從二零一二年起，從落馬洲過關轉高速便能解決問題。如要方便西九龍及新界西居民，多花十來億元建北環線就可以。

更可笑的是黎廣德在情急之餘，竟然不顧「專業」這外表，露出其政治打手的面孔，二話不說便把我標籤為「凡是派」，才開始跟我作討論。眾所周知，我向來都本「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該罵政府的時候，比誰都不留情面；但在該支持的時候，卻是「雖天下人吾往矣」。下次想給我戴帽子，起碼請挑一頂較合尺寸的。這裡我想正面告訴黎廣德，你如有看報的話，當知道在政府考慮以西鐵兼作區域快線時，我是最早建議另建高鐵的【註一】。政府採納了我的建議，我支持它竟然成了「凡是派」，這真是天大笑話。

這裡，我還想駁斥一個被反對派力捧的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根據網上特別翻譯了的《南華早報》訪問 【註二】，這位所謂專家學者語無倫次，根據他的說法，香港至廣州一百四十二公里車程太短，不但香港毋須建高鐵，深圳至廣州也是多餘。他既明知「全球只有一兩條高鐵是賺錢的」（？），卻偏以此單一標準審視高鐵。難道「全球」修建高鐵的政府，包括不接納趙堅曾經參與鐵道部鐵路網絡改革研究的意見的中國政府，全是連賺蝕都不懂的大笨蛋？其實只有那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人，才不把高鐵帶來的高連接性(connectivity) 和節能、環保等極高界外利益放在眼內。公民黨最近把時髦的低碳經濟放進政綱，看來只是葉公好龍而已。

其實反對派最愛聽的，是這位北京的教授支持「民主」：「你們在香港有民主；你們的立法會議員必須阻制這件事發生。」那麼，難道歐盟和日本就沒有民主乎？最近美國也要發展高鐵，按照趙堅的說法，那裡大概也是沒有民主的。（順帶說一句，北京能有這樣的教授，公開發表這樣的意見，足見內地有極高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香港反對派最討厭的地方，是沒有原則，不講道理，為反對而反對。這純粹是低成本、低風險的政治投機倒耙。以這次高鐵為例，開始時反對派對高鐵沒有意見，只是支持菜園村的「釘子戶」賴着不走。他們連「保育」的理由都談不上，竟然登報聯署提出香港什麼都不搞，只發展農業，十年有五百億經濟效益云云。後來搞不下去了，話題一轉，先說高鐵環評未過關，眼看這枝節問題政府很容易補救，便越搞越激，索性要求不建高鐵。這過激要求難以挑動群眾，於是又新瓶舊酒，把舊方案從新包裝，重提錦上路設總站。

菜園村居民說到底，只是要求更高的補償而已。但是一旦跟反對派扯上之後，被他們一搞，便搞得離題萬丈。要是弄到最後不建高鐵，或者不用菜園村土地，居民便弄巧反拙，一切落空了。

如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真有誠意討論，以解決真正問題為目標的話，我建議大家最好先坐下來，搞清楚究竟想要什麼。光是反對、反對的，追隨者只會越來越少，其他市民則越來越覺得煩躁，你們只會失票，不會因此得票的。我只想問一句：你們究竟相信什麼？要求什麼？

這世界說「不」很容易，從各種不同角度反對就是。但當你有理念，有要求的時候，便需要平衡取捨，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裡建議，所有支持環保、低碳經濟等人士，首先要和主張乘飛機不搭高鐵的趙堅教授劃清界線。同意「經濟一國」，港人「搵食」要與珠三角融合的，就不能完全反對修建高鐵，大不了只能提出不同方案。

任何理性討論，都要由我們要不要修建高鐵這問題開始。反對修建的人，除了要說出反對的理由之外，還要談一下如何面對沒有高鐵的各種問題的對策。退一萬步說，在香港這個十分民主的城市，如果所有市民都認為寧可不發展經濟，或者真的寧可做珠三角的農場，也要停止高鐵，那也只好如此。問題是許多反對高鐵的人，卻又什麼都要，又要生活方便，又要各種福利等等，認為這是他們的權益。我們便要說服他們，做妓女便拿不到貞節牌坊，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權衡之後，如果堅持邊緣化做孤島樂得清靜，選擇發展農業，求仁者必然得仁，香港一定會成功轉為菜園，深圳和廣州都會十分高慶和樂見其成，只是大家今後都要安貧樂道，不要投訴福利減少、服務下降就是。

必須帶動西九發展

贊成建高鐵的，剩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建得更有成本效益的技術性問題。如路線走向如何？菜園村收地是否必要？有沒有其他選擇…等等。在這方面，直到今天，運輸局的理據依然能成立，任何縱使不是「凡是派」、「保皇黨」的客觀人士，都會支持目前的決策。

不過我這個被稱為「凡是派」的支持者，依然堅持當局一定要從帶動西九龍一帶的整體發展出發，規劃好站台經濟，千萬不要讓它淪為地產項目。至於在九龍西三個軌道運輸車站存在，彼此之間如何快速轉車的問題，我早於半年前便在諮詢會議中直接向鄭汝樺提出，得到她的注視和積極的回應。這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只要及早引起注意，是絕對可以解決的，將來轉車應該不會像黎廣得說的需要走十多分鐘那麼恐怖。

在連最後規劃還未出現，單憑想像的問題便反對在九龍西建總站，甚至否定高鐵的走向，是標準的反對派本色。儘管披上專業的包裝，反對派永遠都不長進，依然是還沒有想清楚便反對，真沒出息。

註一：劉迺強：泛珠三角經濟區中的香港，《中國評論》二○○三年十二月號；再見，航運中心、物流中心，《信報》二○○五年十月十一日；開發大西北，《信報》、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註二：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776

我參加第一次國慶閱兵時為一九八四年，當年的主角是鄧小平。最深的印象是除了軍容鼎盛之外，於閱兵過後的群眾遊行方陣中，突然自發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橫額。之後他接見了香港代表團，並且發表了歷史性的談話。當中很多內容都不時被引用，包括：「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只要香港同胞團結起來，選擇好的政治人物來管理香港，就不怕變，就可以防止亂。」【註】這些話，今天依然落地有聲。

江澤民閱兵咬緊嘴唇

那天的晚會印象最深的，除了場面偉大的萬人表演之外，是近距離低空爆發的煙花，煞是震撼；散會回酒店時，滿身都是火藥味。「除卻巫山不是雲」，之後我對香港幾乎成災的眾多煙花表演都不感興趣，甚至連電視都不打開看。

第二次是回歸之後的一九九九年，主角是江澤民。最深的印象是國慶前夕的晚宴，散席出門時下著傾盤大雨。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是汽車不能直達大門口，一定要下長長的樓梯，更加上當日賓客數千，大部分人乘坐的旅遊車停得老遠。大會堂竟然沒有備傘，我們全部都成了落湯雞，盛裝的女士們更加花容失色。後來我才聽到，這是氣象兵的傑作：第二天閱兵，天朗氣清。

閱兵的內容，主要是增加了許多以前未聽過的兵種；武器方面，最有印象是空中加油。這種技術，外國早就有，我們要在幾十年之後才掌握。另一回憶是回港看光碟，發現江澤民這個見過不少大場面的國家元首，在乘閱兵車出城門時，竟然緊張得不自覺咬緊嘴唇。

這次國慶的閱兵和晚會，確實使這個不死老兵再開眼界。

我比大隊早到一天，如常的到處走走。這是我外出的習慣，尤其是結緣二十多年的北京，我只須在路上感受一下，便能體驗到當時市民的情緒。北京中產階級大都在近郊有別墅，很多都開車到他們的鄉村屋去，有些回老家探親，有些去了旅遊，因此路面交通異常通暢，但小市民使用的公交系統，卻依然十分擁擠。我乘了幾轉地鐵，每次都有年輕人給我讓位，一次有兩個年輕人同時站起來，搶著把座位讓給我。這良好敬老之風，在香港也不常見。我身體雖然沒有這需要，但卻之不恭，坐下來，心裏暖和和的。這些八十後們真不賴！

更加使人感動的是，市民之間的談話，少不免都接觸到國慶的交通管制、店鋪提早收市等，連地鐵在三十日晚上也提早停駛，但我從沒有聽到半點不耐煩的語氣。外國人的調查，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北京市民一面倒的民意，他們大惑不解。有朋友告訴我，北京市民對於各種不便，已經習以為常，沒有什麼感覺；到今天，一個北京戶口依然十分搶手。即使如此，這多少也反映了中國人顧大局、識大體的習性，這同時也是和諧的基礎。香港有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但是人家自願奉獻，你們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像香港般天天吵鬧，又有什麼意義？

國宴當晚，還是陰天，不少團友都擔心次日天氣不好，淋雨數小時的話，很多人會受不了害病。港澳辦給每人派發了一個小包，裏面有雨衣、保暖圍巾、望遠鏡和巧克力，設想非常周到；用內地的話說，「十分人性化」，團友們都覺得十分溫馨。同樣溫馨的是，港澳辦大概知道港澳人士吃不慣國宴的「四菜一湯」，特別在宴會之後於酒店安排消夜。這一措施十分受歡迎，我也吃了一碗麵和一碟菜才回房睡覺。

和平、和諧、未來

早上吃早餐時從窗口外望，七點之後，太陽已經出來（後來看報，早在凌晨四時，氣象兵已經放了四百多枚火箭，雨早就「被下完」了）。到閱兵進行時，陽光燦爛，大部分時間甚至萬里無雲，結果是人人都曬傷了。幸好現場有無限量礦泉水供應，沒有人中暑。晚上在廣場上的高清超大屏幕電視所見，所有在城樓上的領導人，全部曬焦，滿面通紅，無一倖免！這裏寄語有關當局，下次請派太陽油、太陽帽和黑眼鏡。

這次閱兵遊行，方陣少了、武備多了，連群眾的方陣都較有組織，少了自發的味道。我感覺到的主題有三點：一是和平發展、二是民族和諧、三是面向未來。這訊息集中的，以非言文的方式表達，會更加深入民心，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傳播。光是這一條意義，就值得搞這次特大型活動了。

晚會上我坐在同一好位置，跟早上一樣，兩個兵哥站在我的左右，兩個多小時紋風不動，目不斜視。跟上午嚴肅的閱兵和遊行不同，晚會的氣氛十分輕鬆，屏幕所見，城樓上的領導們都談笑風生。

跟沒有在現場的人不同的地方是，我們除了看大屏幕電視之外，同時欣賞面前的小組表演。從俯瞰的鏡頭可見，在「光立方」的四周，有好多個小組獨立不停表演，看來好像有點紊亂，但對現場觀眾來說，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全局。平面鏡頭見到的，大部分是面對城樓的小組，表演得較為精采。

我面前的小組，由軍人和學生構成，絕大部分人是不時按要求揮動道具的「活動布景」。晚會未開始前，另外一個小組的表演者，就在我面前移動和作最後的排練，調度有條不吝；一排排矮凳，左邊一個小背包，裏面是多種道具。

晚會官民同樂

在整個表演中，我面前的小組只有三數個鏡頭出現在電視屏幕，加起來不到一分鐘。因為我坐在第一排，他們的動作和表情，我看得一清二楚。這些年輕人做了兩個多小時十分機械重複的動作，從沒有丁點兒不耐煩的表情。更難得的是那些男女士兵們，全程都充滿自發的笑容，動作十分投入。這大概是部隊政治教育的結果。解放軍的訓練最注重灌輸「為何而戰」，管中窺豹，這支部隊的作戰能力不容小看。

我對晚會的總導演張藝謀向不感冒，他奧運的開閉幕表演也不很欣賞。但這回他的確大有進步，全場都是中國文化的表現，突出了舉世歡騰和官民同樂的訊息。我特別喜歡的是舞獅：我們看了幾十年的南北舞獅子，竟然還能舞出新意，並且非常能表達出狂歡的意境，真不賴！

散場後步行回旅遊車途中，大家還在回味剛才的歡樂。梁愛詩感慨地說：「搞類似場面，有我們的人，沒有我們的錢；兩樣都有，又難有我們的組織能力。」我想加一句：更沒有我們的文化底氣和創新能力。這就是今天中國的優勢！

註：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最近我看到一系列從高空拍的延安周邊環境的照片，所見包括那膾炙人口的南泥灣，都是綠油油的【註一】。多年來全國大規模植樹的結果，我國森林覆蓋率由二○○一年的百分之十六點六，今天增加到超過兩成。自本世紀以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唯一增加森林覆蓋率的【註二】。

此外，綠進黃退，二○○○年至二○○四年間，全國沙化土地面積年均減少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註三】，即每年增加一個香港那麼大的可耕土地。

反對派上綱上領不負責任

時下流行「低碳經濟」，奧巴馬更以發展新能源作為美國經濟新增長點。對不起，山姆大叔請排在中國後邊。我最近曾以大量數據和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註四】，這裏只想指出：到二○二○年，我國可再生能源總投資將超過三萬億元。三萬億元人民幣，約等於四千五百億美元。奧巴馬的政綱以新能源為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提出未來十年（即到二○一九年）投資一千五百億美元，眾議院並於今年六月通過了《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還未接觸到撥款。

單以投資規模而言，同期中國是美國的三倍多。在傳統能源的低碳使用，中國在清潔煤發電的科技和應用，已經遠遠拋離美國【註五】。如果美國政府不在此設障，中國不久之後便有能力向美國出口有關技術。

以上全面和有實質數字支持的客觀資訊，香港主流媒體從來沒有報道，大家只看到個別負面事件的新聞。香港這個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大都會，依然每天都有罪案發生。中國這麼大，香港的媒體當然不缺內地負面新聞。但反對派近來以此不斷上綱上領，說到今天的中國好像人間地獄那樣，這不但與事實脫節，而且是十分不負責任的行為。

為什麼呢？因為過去這六十年中國的成就，不光是中共的功勞，是我們全國上下，包括還未回歸的香港市民，過去六十年艱苦奮鬥的甲級成績單。這是全民以血和汗寫出的圖畫，而且是絕對驚世的巨作，怎可能被香港一小撮長期沒有參與建設、只是指手劃腳的反對派所能一筆勾消？這一單憑個人好惡的主觀否定，第一個不接受的是中國人民，包括在下，其次才是共產黨。

我土生土長，作為一個當代的中國人，實事求是的說句公道話，中共建國六十年，帶領著我們這個十三億人的民族從沉淪到復興，作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突破。這舉世公認，驚天地、泣鬼神的成績既得來不易，也絕對不容否認。

中國在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戰敗之後，慘受百年屈辱，陷於列強凌遲的殖民地狀態，是在中共領導之下站起來，並且在抗日加內戰十二年戰亂之後，於一窮二白的境況中，擺脫了包括蘇聯在內的列強，獨力把國家建設到今天接近全球第二大經濟，人民平均生活於小康水平的。

在探索現代化過程中，尤其是在前三十年，中共犯過不少錯誤；但無可諱言，這前三十年也確實為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的飛躍發展，奠定必要的物質、科技和人才基礎。我長期與內地朋友交往所得的感受，當年上山下鄉當苦工，「向工農兵學習」的知青，被多次批鬥，關進「牛棚」的幹部，他們今天回想起來，大都無悔青春。當代中國人顧大體、少計較的獨特精神，是我們能於深淵中騰飛再起的秘訣。如果我們還不斷爭論內耗，肯定沒有今天的成就。

過去六十年，中國有起有落，人民有喜有憂，中共有功有過，要簡單的總結，不知怎樣說，甚至不知從何說起。人人心裏都各有自己的一盤賬，而每本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點十三億中國人都很清楚：過去這一甲子中，中國人重拾久違了的自信和自尊，並且在世界上贏得我們應有的一席之位。

百年屈辱，使中國人充滿自卑，不少有識之士都自我鞭撻，覺得處處不如人，有些更認為非要全面學習西方，方能求存於現世。這一感覺對於一個驕傲的民族來說，十分痛苦，難受之極。

付出高昂社會環境代價

到了今日，中國以六十年的時間，超高速地走完西方花了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脫離了貧窮落後的行列，再次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平起平坐。今天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並且在各種不同領域中，以大量無可置疑的事實向西方顯示，中國人是行的。

但在過程當中，我們也付出了高昂的社會和環境代價，今天大家都在努力彌補中。當今我們整個民族正處於上升軌中，上下朝氣勃勃，人人都有信心，覺得沒有困難是不可克服的。

當代中國人開始能以不卑不亢的平常之心，平視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我們都有信心，絕對不會讓任何人比下去。而西方社會，也被逼要面對急速復興的中國，要接受我們跟他們觀念和作風雖然不同，但中國人和我們背後的文化未必比他們差這事實。對中國讀書人來說，這是自一千年前北宋時代以來未有過的幸福。這個感覺真好！

只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這我們每一個人多少都有份參與的過去六十年之偉大，因而也奠定了中共作為開國者和這段時期執政者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他的功和過，無論多大，與此相比較，怎樣說都只能夠處於次要的位置。

宋朝在我國歷史上並非一個最輝煌的年代，今天還不是漢唐盛世。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走在領先位置，我們仍須努力往這方向走，為人類文明發展再作更大的貢獻。

居安思危增憂患意識

從這角度看，過去這六十年，也許只是一個鋪奠，為陸續登場的大老倌鳴鑼開道。到下一個六十年，讓歷史為下一代人的努力和智慧評價。往下這六十年，是否由中共繼續領導？這一點，他們自己都知道，人民的授權並非必然，是需要他們不斷通過更好的政績去爭取的。

在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會公報中有以下一段話：「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

「全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註六】這也是我對執政黨的期盼。

註一：〈延安的「主色調」由黃變綠（組圖）〉，《中評網》，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註二：The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05,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Rome: 2006, p. xiii.

註三：〈防沙治沙成就綜述：保生態安全 促人與自然和諧〉，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註四：Lau Nai-keung, 'China and low carbon economy', China Daily, 2009-08-20 。

註五：KEITH BRADSHER, 'China Outpaces U.S. in Cleaner Coal-Fired Plants', NY Times, May 10, 2009。

註六：〈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中央政府民望特高

從人民的角度來說，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由共產黨建立和執政至今的一個「朝代」。因此對某些人來說，慶祝國慶少不免是捧中共的場。抱這態度的人，有兩種選擇，一就不做中國人，「義不食周粟」。不過當時連一個村婦都懂得告訴於首陽山採薇而食的伯夷和叔齊：「此亦周之草木也。」二人因而羞憤絕食而死。

你既不做中國人，就離開中國好了，請便。可笑的是他們有些人不但不會不吃「周粟」，還要按照本朝規矩，進入特區的建制當議員，一回說要「總辭」，但卻又大鑼大鼓的聲稱要於什麼都不變的情況之下，再花大筆錢再爭著選回去。這種「既要當婊子，又要貞節牌坊」的投機心態，連馮檢基都把它踢爆了。

或者你堅持做中國人，不過就是認為中共萬惡不赦。要是中共真的那麼邪惡的話，那麼作為頂天立地的中國人，就早該「弔民伐罪」，有種的造反吧。光不慶祝國慶，甚至糾集幾十人鬧一下，不痛不癢的，算什麼行動？可是根據權威性的國際民調如美國Pew Report【註】等，中國政府在國內國外的民望都是挺高的，而且還是罕見的特高。

我們可以很有根據的說：今天十三億人民過百多年來未有的小康生活，絕大部分都支持這個政府。中共要否繼續執政，還輪不到你們這些既沒有納稅，連軍費都沒有付過，躲在香港這「化外」之地說風涼話的一小撮來決定。

愛有好有壞的中國

不過話說回來，反對派中有些人動不動「中國殖民地」、「宗主國」、「不要做順民」等不離口。字裏行間，不光是不承認中央政府，對他們來說，連特區政府也只不過是傀儡，所以才搞抵制和破壞的動作。但在港英殖民地治下，他們卻曲意逢迎，從不反殖。他們壓根兒就不想做中國人，屁股不知坐在哪裏，現在只是扮作中國人，混在人群中起哄而已。

內地一些朋友對香港的印象特別不好，他們打開香港報紙，天天都是罪案，香港的電影滿街都是黑社會，打打殺殺的，甚至害怕來香港。我告訴他們，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半夜三更一個人在路上走沒問題，他們老是不相信。

同樣道理，報章上一兩件不好的事情，就能說整個中國都不好了嗎？我們不少香港人認為內地的食品絕不安全，但是為什麼國人的平均壽命卻年年上升？如果官員只曉貪污和玩女人，那麼誰來幹事情？過去三十年每年平均近一成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是怎樣來的？還有，我們對於內地的負面消息是從哪裏來的？還不是大部分來自中共黨有的媒體和通訊社嗎？它們能天天這樣發放負面新聞，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不少事情了。中國真的是有些人所說那麼不堪嗎？

有些人經常說：我愛中國的山川文化，神州上天，我愛；武警打人，我不愛。這是把自己看作是局外人的隔岸觀火態度，你看戲，對劇情和明星可以這樣；你做加拿大人也可以對中國抱這樣的態度。但你愛一個人，總不能愛她的頭，腳卻不愛；愛她笑，卻不愛她哭的。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作為中國人，愛是真刀真槍，劍及履及的。愛國，就是愛一個有血有肉，有好有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奉勸反對派適可而止

最近發生了烏魯木齊武警打香港記者事件。一般來說，動用暴力，任何人打任何人都不對。這點大家都承認了，特首、特區政府和中聯辦都反映了香港市民的感受，後者還向有關記者送了水果籃以示關懷；人大政協紛紛出面譴責，並作出跟進。但我們的反對派卻一定要乘機把它搞大，還要以此號召國慶日上街。

這裏奉勸反對派要適可而止，要知道任何合理的事情做得過了分，便會成為不合理，甚至荒謬，會造成反效果。更何況全世界即使是西方重人權的國家，在處理暴動時，都不時出現打記者的事件。這是很難完全避免的事情，更不說內地和香港的文化差異，以及偏遠地區官員的質素和經驗，對什麼是適當暴力，什麼是合法採訪的不同理解了。

全世界類似的事情，最後還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人借題發揮，藉此來上綱上領，反中反共，不但在香港不會得到廣泛的支持，更會誤導內地同胞感覺這是香港的整體反應，因而對香港表示反感，最後弄到我們每一個人都吃虧。

於是又有一些人說：我愛國，但我不愛共產黨，你不能逼我愛這個黨。在香港，從來都沒有鼓吹過要愛國愛黨，更沒有這一要求。事實上，在內地也絕少聽人這樣說。內地人真的愛黨的話，很多已經參加了共產黨了，但今天中共黨員也只有七千來萬而已。把「愛國愛港」編成「愛國愛黨」之說，純粹是插贓誣衊。現在有些人更在香港搞猜「誰是共產黨員」遊戲，煽起一股「幹部治港」的「紅色恐怖」，加深香港內部的撕裂，和特區與中央之間的無謂猜疑，更加無聊和具破壞性。

慶祝國慶理所當然

我們香港一般老百姓，對共產黨要抱什麼態度？首先，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這是需要我們面對的憲制事實，香港是在這憲制框架之下運作的。再說，這框架並非強加於我們身上，是經過前所未有的六年廣泛諮詢，三上三下，和經過港人參與的《基本法》委員會通過的。這框架最根本的一條，是在一國之下，設置特別行政區。「兩制」是在「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有「一國」才有「兩制」。而根據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就是共產黨。

純粹邏輯的推論，承認「兩制」就得承認「一國」，也就得承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愛不愛這個黨是感情問題，承認不承認它的地位和權威，是憲法問題，兩者絕對不能混淆。所以，我們在香港，只要我們還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慶祝國慶是理所當然的事；而無可避免地，這也等於承認中共的執政地位，憲制是如此，事實是如此，跟你愛不愛它無關，承認這憲制和事實就是。

註　近例：The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Roaring Economy, As They Struggle With Its Costs；Global Public Opinion in the Bush Years（2001-2008）

傳統智慧有云「牽一髮而動全身」，近來西方也開始明白這邊蝴蝶撲翼，可能那邊就成了旋風，要打破現狀，需要特別小心，亂打亂碰，很可能出現嚴重的不可知後果。香港人過分受右派的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看事物支離破碎，一些想做改革者，家數和見識所限，往往一開始就從分析架構出問題。

石壁將成廣州新中心

最早提區域快線的總站應設在錦上路站的是我，這遠比黎廣德早。但是我背後的構思是發展新界西北，【註】黎廣德沒有這整體的構思，單獨把一個樞紐站設在偏遠少人的低開發地區是浪費資源。但是我在這裏鼓吹發展西北多年，特區政府不聽，因此它要放高鐵總站在九龍西，這不能說它是完全沒有邏輯的，只是沒有全局思維的右派，修修補補，不思進取而已。

同樣道理，廣州把新的通全國高鐵樞紐站放在石壁，是標準的「交通促發展」（transport driven development）左派思維。將來石壁就是廣州新的市中心，或者起碼是副都心，是廣州與佛山同城化的重要戰略部署。而且高鐵系統是網絡化的，可以有不同的路線選擇，如果將來要到天河，可以乘港穗高速火車在龍華轉乘穗—莞—深高速，也遠比今天的九廣線快。

如果只看到今天到廣州天河市中心，很可能走舊路更快，除了是右派思維之外，更明顯對廣東和高鐵的發展無知。更何況香港人不是全部都去天河的，去省內和全國任何其他城市，都肯定是高鐵快，而且快很多。在高鐵網絡於二○一二年初步完成之後，將來我們全國的流動性，是我們今天所不能想像的。

但也不妨閉目試想像一下吧：我們將來可於九龍吃早餐，之後到長沙跟人吃午飯，再到上海看越劇，明天一早回香港從容上班。這在今天只有擁有私人飛機的富豪才能享受的生活，將來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家常。而且高鐵班次跟地鐵那麼頻密，五至七分鐘就一班，全國大城市都是如此，完全毋須考慮接駁的班次，再轉乘同樣頻密的地鐵、輕鐵等軌道運輸直達市內；這種方便，更遠非今天的富豪所能企及。如果大家不信，現在就可親身去日本體驗一下相近的現成高鐵系統。

力爭取北環線

所以，香港修建高鐵，接駁全國的高鐵網絡是必須的，誰也不應該反對。這並非光是方便遊客，只為大陸人服務，我們香港人更要方便出去，否則香港是自絕於全國的發展之外，自我邊緣化，成為孤島死城。而且在特區政府延誤了多年，還於一定時期之內沒有計劃發展西北的大前提底下，總站設在九龍西，促進九西的發展，也不無道理。

但是這樣一來，高鐵便跟整個新界，尤其是它通過的新界北部完全異化脫節，新界居民是應該有意見的。解決的方法是修建談了多年的北環線，在北部連接東西鐵，形成網絡，高鐵並且在北環線上的古洞開一個站，這便大大方便新界居民，從火車往北到古洞上車，不用廢時失事白走回頭路。問題是有關方面寧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南環線，而一早規劃的北環線反而至今還未提上議程，這是不合邏輯的。要爭取的話，這應該是著力點之一。

一點不能不指出的是，高鐵的方便是兩面刃，它一方面使城市之間增加了連接性（connectivity），居民提高了流動性，但結果未必一定對香港有利。如果香港的生活和經營成本繼續高企，經商和就業機會少的話，只會方便將來企業和人往外跑。這種虹吸效應，十分常見，學術上叫做「地緣中立」（spatial neutrality）。到時香港不單會經濟空洞化，甚至會人口下降，弄到香港市面蕭條，政府稅收大跌。但港人在內地又享受不到當地人的福利，所以一出問題，最常見是生病，他們便會回港享受福利。這一環境，甚於長期通縮，十分惡劣難捱。所以在未來四年，於高鐵打通全國經脈之前，香港一定要努力成功轉型提升。

精心設計「站台經濟」

無論如何，如果大家同意接通全國高鐵網絡，提高香港市民流動性是必要這關鍵的話，其餘便都是枝節。環評做不好，就要責成政府趕快做好它，而不是叫停它。至於停車場不設在總站，這是全世界都常見的事，今天我們的地鐵和火車的停車場，也不在總站。而且也從來毋須每班都從停車場開車到總站再開出，只是頭班需要如此，尾班再回停車場。事實上，尾班車通常停在總站過夜，明天首班開出。

至於菜園村，我恐怕那些「釘子戶」很可能求仁得仁，政府如真的聽取如反對者的建議，把停車場和修車廠放到別處，那就一拍兩散，他們一分錢也拿不到，就在那裏曬太陽好了。所以為求私人利益而出動ＮＧＯ助拳，往往是得不償失的。而我們有些ＮＧＯ只一味反對權勢，一聽見「弱勢社群」、「維權」等美麗字眼，便即時頭腦發熱，除了容易被人利用之外，還會損害自己的公信力。弄得不好，甚至成為笑柄。

回頭再說九龍西。要貫徹「交通促發展」，就要精心設計「站台經濟」，而不要淪為另一個地產項目；除了益了大發展商之外，更浪費了樞紐車站所帶來的地區發展巨大機遇。但是三軍未動，政府第一個動作便是勾地，我就不禁發愁。

香港並非是為幾個大地產商賺錢而服務的，整個站台以及周邊的規劃，應該由政府從地區的發展和市民的需要出發去做，而不應交由地產商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而自把自為。我們的公民社會，理應要聚焦在這裏，而不是菜園村。請不要輕重倒置，因小失大。車站選址在西九未必一定要益大地產商的，更不能因為反大地產商而反對修高鐵。

首先搞好西九規劃

如上分析，最佳選擇是發展新界西北，並且把高鐵總站設在錦上路。退而求其次，發展西九，並且把總站設在這裏，這已經是次優選擇。西九高鐵總站及周邊的發展，很明顯跟未來西九的發展息息相關，要為這大規劃服務。

因此，我們更迫切的是搞好西九的發展規劃，如果西九發展搞不好，西九高鐵總站搞得最好都只能是次次優化（sub-suboptimization）。如果連站台經濟都拱手讓給大地產商，那我們就損失慘重了。而在次優選擇底下，我們要爭取同時修建北環線和開古洞站，以擠出更大的效益。這就是系統思維的結果，要做改革的左派，就要做得像點樣子，不要做一不讀書、二不看報、三不思考的愚蠢反對派。

註：劉廼強：〈再見，航運中心、物流中心〉。《信報》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基本上，反對派不約而同的逼特首兌現競選承諾，於任內全面解決直選問題，亦即是於施政報告中談到二○一七年政制發展的路線圖；其他人則唯唯諾諾，根據曾蔭權的要求，只環繞「知識型經濟和六大產業」提建議。我參加了這場諮詢，但沒有發言，因為我的意見不在這兩大範疇之內，不是三五分鐘能說得清楚。

目前重點搞好管治

董的年代，我在這裏多次引用成都武侯祠的對聯「不審勢則寬嚴皆誤」；中國人的智慧：「聖者，聖之時也。」在順風順水的時候，我們會怪曾蔭權沒有遠見，但是今年特區政府施政一塌糊塗，正處於失控的邊緣，連擺明是受到民意大力支持的校園驗毒計劃，都搞得窩囊收科。長遠的經濟增長點不是不搞，但目前重點應該是搞好管治，直面未來一年不能不面對的一大堆問題。

問題之中，政改只是其一，而且二○一七是本屆特首授權之外，讓反對派大叫大嚷去，毋須意回應和糾纏。至於其他選舉承諾，在民主社會中誰都不會當真，看看憑「改變」這口號上台的奧巴馬今天還推行小布殊政策，便知一切還要從現實出發。

至於知識型經濟和六大產業，請恕我愚昧，我到今天還未弄通這是什麼。哪個經濟不是知識型的？幾千年前，狩獵都很高科技，都是知識型經濟。那我們提發展知識型經濟到底有什麼具體內涵？「六大產業」算不算在知識型經濟之內？是的話，為何在知識型經濟之後，還要重覆「六大產業」？不是的話，「六大產業」又是什麼範疇？還有，這「六大產業」，是根據什麼標準，如何挑出來的？

十六大產業漫無目標

在「六大產業」中，什麼是「創意產業」？特區政府以前早選了十一門行業，稱之為「創意產業」，這種枚舉式的界定是很有問題的。首先，這十一門行業，是憑什麼標準挑的？是否涵蓋了所有創意產業？是否其他產業都沒有「創意」？因而不受扶持？從政策的考慮，創意產業的共通點和共同需要在哪裏？如何設計有效的促進政策？

好了，把議題一展開，六大產業，減了創意產業，加上前述十一個產業，一共是十六大產業。這樣盲頭蒼蠅，沒有聚焦，沒有優先次序，漫無目標的亂碰，跟過去董的多中心發展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結果如何，可思過半矣！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六大產業」中，政府墨最多的教育和醫療，目前都是公營為主。而政府除了開綠燈，讓私營機構有參與的空間之外，根本上沒有什麼優惠政策。而免費提供土地等，根本從來都是如此。

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發展這兩個產業？以教育為例：鼓勵私立大學，是為了安置人數日增的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畢業生，還是要吸引內地學生？如為滿足本地需要，那麼發展到像台灣那樣，大學學位收生額比中學畢業生多，甚至人人都有學位，那又怎樣？大量次級大學畢業生流到社會，依然是找不到工作，但期望值已經大大提高了。

不妨想想：家長好不容易花十多萬元給考不上大學的子女讀副學士，之後再花十多萬買一頂帽（top-up degree），之後小孩依然要做粗活，兩代人都不滿。這一發展，近騙錢，拿了家長的大筆錢，浪費了小孩幾年青春，卻不能解決問題，早晚會出事。加上二○一二年新舊學制交替，失落的人數特別多，還有選舉，本屆政府可能要在換屆之前面對爆炸性場面。

集中精力發展現有大學

那麼，就吸引內地學生吧。首先，本地的問題繼續存在，多了內地學生，只會增加矛盾；其次，持這觀點的人是基於幾年前的環境。今天大陸與台灣的學位都供過於求，但中國人多，多開幾家賺錢的三流大學印文憑賺內地錢，依然有市場。不過我們為何要花這麼大力勁去優惠這些學店？它們又吸引了什麼人來讀？除了增加了少許就業之外，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好處？這些小孩畢業之後，留在香港，多了累積起來，也是早晚出事。

高等教育既不應是量的遊戲，更不要搞賣文憑的產業。我們不如集中精力，搞好幾家大學，有機會引進外國一流學府在港設分校，並且處理好本地讀不上大學小孩的問題。香港幾家大學國際上排名高，只是短期系統扭曲的現象，不進則退，如不努力提升，不久香港的高等教育又會在人之後的了。

至於醫療，我們連護士都短缺，醫院經常出問題，能否有效服務本地市場都成疑問，還財迷心竅的，以為政府毋須投入，只送地出來便想賺內地的錢？要認真發展醫療產業，或者其他產業，政府不可能不轉型，不可能不扮演一個遠比今天積極的角色。政府願意這樣做嗎？想通它在經濟發展中要扮演一個什麼的角色了嗎？

香港自己的問題都沒有想通，便又忙不迭的要幫深圳發展前海了。我鼓吹粵港經濟一體化，少說也有二十多年了，我當然知道高速鐵路的重要性，我更知道市場規律的存在，某些產業要離開香港，誰也留不住。但是作為香港的政府，對香港的繁榮安定和就業負責，重點應該花在如何鞏固現有支柱和發展新的增長點，而並非在這些基本問題還未解決之前，熱心把手上的高級服務行業嫁出去，還主動的修一條高速鐵路做嫁妝。

不審勢則寬嚴皆誤

汪洋想趕走落後的加工業，騰出空間，換來更高技術的新產業，嘗試搞「騰籠換鳥」，也被人罵他空了籠，卻未必換來更好的鳥。香港更甚，竟然想都不想，便連手上最好的鳥都不想要，創造條件促使它們飛出去。香港進一步空洞化之後，還剩下什麼？還能引到什麼更好的產業呢？我們還剩下來的四大支柱產業，都問題重重，如何提升？如何退出？如何轉型？這都是擺在面前，不能不急於處理的問題。

政府如繼續如此亂搞經濟，結果香港只能日趨下流。你看我們的旅遊業，今天不但過分依賴內地遊客，而且為了追求數量，竟然連消費力不高的民工市場都力搶。市場學是講究針對客源要求的，我們遷就內地客的品味和要求，外國客自然會下降，就是這個道理。如再進一步搶民工客，內地高級客也會止步。自二○○四年自由行開始以來，內地遊客平均每天支出不斷下滑，將來香港一旦成了內地民工旅遊熱點，這指標只可能再直線下降。這便是過去力爭下流的結果。

「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對局勢的判斷錯了，便滿盤落索。曾蔭權的任期已到了一半，是應該趁施政報告的機會，好好總結一下的時候了。

「土共」這一辭，大概兩年前才開始出現。很長一段時期，通常都是泛指，如「這些土共」之類，一般也沒有人回應，以免對號入座。到了去年曾鈺成選立法會主席時，便有反對派議員正面說他是共產黨員。記者直接問他這問題，他始終不回答，只有一次在商台的節目中，加了「原因是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持有十分負面的看法，而『土共』等名稱更帶相當嚴重負面的標誌」這拙劣的尾巴，引起很多遐想。

梁振英不會告人誹謗

有評論員指出，這等於說，只要港人不再對共產黨有負面看法，他就會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也間接承認共產黨不是好東西，因此，不能承認是共產黨員。

曾鈺成是否「土共」這一場「捉女巫」（witch hunt）鬧劇，因當時曾鈺成很快便當選立法會主席，失去新聞價值而馬上被其他新聞代替。想不到一年之後，鬧劇又在梁振英身上重演。這回跟曾鈺成不同，遊戲如果繼續下去的話，起碼還可以玩三年，因此梁振英的反應便是正面斷然否認。但是雖經他多次否認，起碼練乙錚和李鵬飛便公開表示不相信，繼續指他是共產黨員。

很清楚，對於「猜土共」鬧劇，正面否認也沒有用。人家就是死咬著你是共產黨員，你能拿他怎麼樣？要證明自己是共產黨員還容易，拿黨員證出來便是了。如要證明自己不是黨員，根本就不可能。就算胡錦濤以總書記身份出來說「某某某不是共產黨員」，你要是執硬不相信，他也拿你沒辦法。

有說，可以告他誹謗嘛。如果梁振英把李鵬飛告到官裏，李鵬飛可以振振有詞的作以下的自辯：「我曾經是人大代表，我是支持共產黨的，過去也曾公開說過『不如北京派個人來治港更好』之類的話。我說梁先生是共產黨員，是標榜他，事實上是想為他拉票。」那麼，梁振英肯定必輸。因為誹謗也者是貶義，梁振英最終一定要公開說服法官共產黨不是好東西，他堅決不能與它為伍。他這樣做的話，特首他就別想當了。所以，我可以一元跟你打賭，梁振英不會告任何人誹謗。

因此，梁振英的否認，不但只會招來更多的蹂躪，同時更開了一個十分差勁的先例：以後每個愛國愛港人士從政，都要通過是否「土共」這「異端審裁所」（Inquisition）。那還得了！

市民成磨心承受惡果

所以，對曾鈺成也好，梁振英也好，正確的處理辦法是：「我拒絕回應這荒謬無稽的無聊問題。我想反問你一句：你是不是ＣＩＡ？」但是他們都回應錯了，沒得說。

我們不要以為這場鬧劇大不了是肉麻；將心比己，你會以為北京的決策層（我們可千萬不要忘記他們都是資深的共產黨員）會覺得有趣嗎？現在反對派和一些幫閒人士，不斷高調的演示他們對中央的偏見和抗拒，並且愈來愈起勁地以下三檻的手法去造謠抹黑共產黨。

他們這樣做，不但嚴重影響共產黨在港的形象、港人與中央的關係，而且在香港社會中間，更會造成很大的分化。這加起來的不良後果，到頭來還不是你和我等對共產黨沒有強烈的好感和惡感的一般廣大市民做了磨心，承受絕大部分的惡果？

不說別的，眼前大概兩個月之後，二○一二政制發展便出台諮詢了。在現下反共的港式「麥嘉錫熱」（McCarthyism）狂潮當中，能有冷靜理智的討論嗎？恰恰相反，「猜土共」鬧劇只可能加深港人之間、以及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不信任。在這氣氛之下，結果的方案不大可能會更加寬鬆，到時反對派又有藉口再一次綑綁否決，二○一二年再一次原地踏步。這是我們想見到的結果嗎？如最後結果真的被我不幸而言中，我們該怪誰呢？而怪了又有什麼用處呢？

請自覺不要再搞反共

不光是政改會收緊，其他方面，最起碼，「低頭吃肉，抬頭罵娘」這情況再難容許。你們一方面塗污抹黑中央，並且置中國金融安全於不顧，同時又想只讓香港做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壟斷所有業務，那有這便宜的事情？於是今後優惠政策都會給了上海。今天這惡果已經發生了，我們還不警覺？還要鬧下去？

香港與內地起碼要互相尊重，理性對話解決問題，這是香港唯一的選擇。如要硬來，吃虧的一定是香港。中央只須什麼都不做，香港就自然會陰乾。

深圳開發了前海，在內地實行香港法制，將來把香港的高級服務業、人才、資金全都吸過去，看你香港還剩下什麼？可笑的是，深圳這動搖香港根本的做法，特區政府竟然刻意逢迎，不惜計劃投巨資修建從西鐵延伸的高速鐵路到前海，去促進香港進一步空洞化和邊緣化，而奇怪的是連我們的反對派竟然也不作聲。至今似乎只有親建制的葉劉淑儀表示反對，站穩香港的利益立場，說人的話。

明眼人都知道，香港一旦弄垮了，深圳也不能獨活。深圳自私短視，香港愚蠢無知，按道理，中央是應該喝停的；中央袖手旁觀的話，就是雙輸。

以前我還有丁點兒一廂情願的幻想，以為反對派們會自我約制，不玩得大過分。今天我很清楚，儘管我喊得力竭聲嘶，反對派就是反對派，他們是堅決不會就香港的整體利益想的。反對派繼續這樣胡鬧和破壞下去，對香港一無好處，對你我一無好處，所以，香港主流社會首先要自覺不要再參與搞反共這玩意。

馬英九弄垮兩岸和平氣氛

再進一步，為了捍衛香港整體利益，我們更要積極喝停反對派這危機動作。我明知道他們是喝不停的，但我們仍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最起碼，我們與反對派這害人害己的行為劃清界線，讓中央清楚見到，香港的主流民意，並非如此逢中必反，逢共必反的。只有這樣，我們還有點迴旋餘地和妥協的空間，香港市民之間也好，香港和中央也好，都仍然有理性對話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談到這裏，使我想起馬英九。大陸對馬英九是仁至義盡的了，這回救災，大陸上上下下對同胞的熱情，真是沒有話說。但熱臉頰貼著冷屁股，馬英九竟然發簽證給達賴入境！此舉大大傷害了大陸同胞的感情，更令對台的官員難以下台。

好不容易營造的兩岸和平友好氣氛，一下子讓「這個人」全毀了。我可以說，台灣這一變化，對香港也會大有影響。反對派還囂張至此，愚蠢到這個地步，我真的無話可說。大家只有祈禱，讓我們無辜市民少受折騰！

註：引自《信報》，「請退回黃線之後」，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香港的特首，說到底只是個一方之首，根據《基本法》規定，他要同時向中央和市民負責。信任也者，是來自中央；而勝任，則是能否提供良好管治，面對的是香港市民。二者也有先後之分，首先是中央的信任，這才贏得實質性的委任，才有機會坐上特首的位置，發揮他勝任的能力。

實質性任命非否決權

香港有些人不是不明白信任這必要條件，而是拒絕接受中央這一權力，千方百計想把中央架空。在中英談判期間，據說中央就堅持有實質性委任權這問題，艱苦地談判了很久，最後英方不得不讓步。但是我們的反對派「法律權威」們，有些至今仍堅持實質性委任也者，就是行使否決權：市民選出來的特首，你如不接受的話，否決他便是。

要知道一旦這情況發生，便等於中央正面與香港民意為敵，置中央於反民主的位置，對中央的形象十分不利。而且這政治危機肯定會在香港社會之間造成很大的震盪，對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造成極大的傷害。所以否決權這一着，有如核彈一樣，只能於萬不得已，甚至同歸於盡的最極端情況之下的最後選擇；只能起阻嚇作用，避免出現不能控制的局面出現。所以很明顯，所謂實質性任命，絕對不是等同否決權。

這亦即是說，中央要在提名的過程當中，便要肯定每一個候選人都是她能接受的。怎樣達到這一必要的效果，需要我們發揮最大的智慧去解決。但是不管最後具體的做法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某種篩選和過濾的機制是免不了的。

內地的基層選舉也有毋須提名，自己站出來就是候選人，絕無篩選和過濾機制的「海選」；但這只可能在基層選舉中出現。事實上，縱觀世界各地，所有較大規模、較高層次的選舉，都一定有某種篩選和過濾機制，絕對沒有可能人人都隨便做候選人的。反對派嚷了一回，便知道理說不過去，於是再也少提篩選和過濾，轉而提一定要有真正的選擇。他們洋洋自得的新口號是「有得揀，至喺老板」。這一白痴提法，並不比以前聰明，我上周已經批過了，不贅。

市民對曾蔭權認識不足

其實說白了，這口號的意思是，你可以有篩選和過濾機制，但不能太緊。二○○七年的選舉，梁家傑也能當上候選人，這便成了一個先例。在今後的選舉，我們要梁家傑或類似梁家傑的人，都依舊能出線當候選人，讓市民「有得揀」。簡而言之，任何疑似梁家傑的東西，不管怎樣，都一定要做「百搭」。這樣的話，毋須遮遮掩掩，不如乾脆要求留一個候選人的席位給公民黨好了。

好了，留一個位給公民黨，又留不留一個給社民連呢？那麼民主黨呢？職工盟呢？…到頭來，不就是把篩選和過濾權，白給了各政黨而已。每一個小政黨，同樣是小圈子而已；過去經驗證明，它們行事作風最不民主、最不透明，最沒有監督和制衡。而且如果買一家公司，然後自稱是政黨，便自動有提名權的話，我可以擔保，明天會有一百個政黨出現。把提名權交給這些市民認受奇低的政黨和政客，首先市民一萬個不放心，更不要說會否得到中央的信任了。

說到勝任，那就更難評估。以梁家傑為例，他以前跟政治，甚至民主從未扯上關係；我們只知道他大律師一個，在二○○三年大遊行被捧紅。之後聽他和他的助選團，大灑金錢自吹自擂，並且看他在電視台一兩次辯論，選民憑什麼作出非常重大、影響香港五年發展的決策，投下神聖的一票？

我以上的論點，許多方面都同樣可以應用在曾蔭權身上。事實上，表面看來，市民好像對曾蔭權認識多一些，但是從他最近許多做法和市面的負面反應，看來我們在二○○七年對他的認識還是很不足夠，大跌眼鏡。

總統式直選品質難保證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總統式的直選，從來都難以有品質保證。天真的民主派往往會說：「他不好，下回不選他就是。」首先，下回已經是幾年後的事情，這幾年很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壞，期間人民會痛苦不堪。其次，連陳水扁和小布殊都能成功連任，便知一旦公權在手，不論正招邪招，連任的機會很大、很大。

更可笑的是，最近連一些親建制的政客在扮民主派之餘，更刻意表演其天真爛漫，竟然說將來不管選出誰，中央都會接受。大不了是反對派執政五年，做得不好，五年之後自然會換人。如果我是北京的「開明派」決策者，本來都有意放寬一些，一聽見連親建制的大員都如此水平，我都會加倍擔心普選特首的結果，要求加緊把關。我經常說，一些自以為民主的人，往往給民主化幫倒忙，就是這個道理，例子多的是。

從另一個角度看，信任是德的問題，勝任是才的問題。德才兼備的人，從來都不多，而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生態中，德才兼備的政治人才，更加稀有。而這稀有的當中，灰心退出的、老去、死去的更不少，今天已經只能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放眼望去，往後十多二十年，都出不了什麼頂尖的治港人才。「兩任」之說，有如鑽石取血，終不可得。

我們時常說香港有制度優勢，但是制度始終是要人來駕馭的。庸手始終下不了好棋，這是沒辦法的；好的制度落在庸手多年，結果是一天一天的敗壞。庸手開好車，都已經不妙；庸手駕駛破車，更加不堪設想。再過十年，恐怕連今天我們引以自豪的好制度都沒有了。

治好香港不需太高管治力

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和勝任是有關連的。中央所不信任的人，不管他在能力上如何勝任，他如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和合作，始終不可能真正勝任，把香港治理好。要治好香港，下屆我們需要不怕無謂的爭議，不會和稀泥，敢於任事，敢於做醜人的特首，這並不需要太高的管治能力。

魚與熊掌，在信任和勝任不能兼得的情況之下，從現實出發，我寧取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支持的人當特首。因為只有得到中央深厚的信任和支持，這個特首才會不怕無謂的爭議，不會和稀泥，敢於任事，敢於做醜人，這便等於勝任了一半。其餘一半，大概可以「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的方法，通過集體智慧、團隊合作，和良好制度去解決。過去我們太重個人，不重問責團隊的素質和默契；阿斗帶着二十多個臭皮匠，向着五十多個方向作招架和躲閃，終有一天會被攻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