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從最近什麼「請辭」、「總辭」的多次反覆的發展為例。據他們自己的揭露，這個非常重大和根本的決策，而且一經起動，後果嚴重和難以逆轉的辭職決策，原來只是幾個「大佬」在暗室中「黑箱運作」所作的決定；有些「大佬」們至今還不斷躲在幕後發功，朝令夕改的作瞎指揮。整個過程中，完全缺乏透明度，持份者，尤其是以他們的名義作出決定的各有關黨員，不但沒有參與的份兒，連比傳媒知得更早的知情權都被剝奪；「大佬」們憑什麼事實和理據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亦無從得知。

「大佬文化」由來已久

而更奇怪的是，社民連和公民黨對「大佬」們前後自相矛盾的指示，都非常服從；「大佬」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到目前為止，只有持異議的民主黨，反而需要召開會員大會，經過內部民主討論和表決，才定去向。這就是自命為「民主派」們的所謂「民主」了！他們的眼中還有市民和黨員嗎？他們配做「民主」派嗎？

眾所周知，反對派這種「大佬文化」是由來已久的。反對派內部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的「敵人」是強大的共產黨，他們是「弱勢社群」，必須以非常的手法行事。因此，除了社民連組織較開放之外，反對派內部絕對不民主，目的就是為防共產黨的滲透。民主黨更有規定，禁止核心成員與建制派人士往來溝通，免被「統戰」和「收買」。如有必要，除了會面不准單獨進行之外，事後還要提交報告存檔備案。如此神經兮兮的，弄到我跟許多老朋友私下都少了交往，以免瓜田李下，為對方帶來麻煩。

在這種氣氛底下，一種「秘密革命」的氣氛和傳統便自然形成。在這種氣氛底下，「民主」，或者更進一步的簡化為「普選」，便成了凌駕於一切的訴求和價值，因而不但長期成為單一議題，普選是萬應靈丹，而且還是最高的公義，為了第一時間達致目標，更可以不擇手段。反對派各政黨的組織結構，和日常的決策過程，以及對待異見者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絕不民主。

反對派對於稍為表示不同意見的人士和派系，都以甚為殘酷的鬥爭方式予以打擊，封口。以甘乃威為例：他的政治生涯，十多年的光陰，就是「大佬」多次下令讓位，而平白的浪費了。到最後一次他再也耐不住要參選，內部幾經鬥爭，才讓他出線，卻得罪了「大佬」，終於爆出了一件無原告有被告，沒有犯法卻受到比犯法還要嚴厲的對待，至今未了的奇案。到了今天，他的政治命運，以至個人名譽和立法會的議席等，還是操在公民黨和它的影子主席手中。明乎此，就可以明白甘乃威為何甘心出賣其他區議員黨友的利益，成了民主黨內部少數贊成「五區請辭」的人了。

反對派騎劫「民主」大旗

社民連是經常被其他派系排擠打擊的對象，它發明了「政治惡勢力」這名詞冠於其他反對派黨派之上。但這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它自己正正就是名符其實的「政治惡勢力」，連人家公開的發言權都被其語言暴力，和恣意打斷及大聲蓋過人家的發言，以及擲物及干擾等不民主，甚至不文明的方法所剝奪。

在反對派的淫威之下，香港社會已經發展到是非不清的地步。「長毛」罵記者是「狗」，記協竟然可以視而不見，助長「長毛」一罵再罵，還好像理直氣壯的樣子。而某犯法表面證據已經眾所周知的人，不但誰都不敢碰他，還被反對派奉為神明。反對派「大佬」暗室綑綁，傳媒大亨公器私用，如此胡作非為，市民連反感都不敢表示。愛國愛港人士紛紛明哲保身，噤若寒蟬。曾鈺成當了立法會主席之後，自甘被人家封了票和封了咀，還飄飄然的自我感覺良好。

我可以肯定的說，一旦這幫以「民主」自命，事實上恰恰是民主的反面的人得志當權，香港只可能會比今天更加不民主，更加黑箱作業。更恐怖的是，到時一定會萬馬齊瘖，任何即使是只有一點點稍為不同的意見，都會以「反民主」、「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名被圍剿。

自今年開始，反對派囂張到公然挑戰中央憲制權威的地位，擺出一副決戰的態勢。其中尤其是「請辭」和「總辭」，更是一個正面攻擊的嘗試。我雖然不相信他們能有此能耐，也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會支持他們這荒唐行動，更不會把補選簡單當作「公投」。但是此例是不能開的，大家試想一想，一旦將來人人動不動便炮打中央，政客時不時便來個辭職，香港將會是一個什麼的樣子？

說到底，當今世界上只有兩種形式的政治角力：一是在建制之內，於法制之下，作議會鬥爭。另外的選擇是於建制和法制之外，作街頭鬥爭，最終是恐怖主義和暴力革命。不管怎樣說，或者政客於辭職之後，通過補選再次進入議會這無聊而浪費的內耗，「請辭」和「總辭」肯定是從議會走向街頭這不歸之路的第一步。反對派在沒有徵得你我的同意，騎劫了「民主」的大旗，究竟想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普選寫在《基本法》內

反對派要作決戰，這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但是他們雖然不自覺，但已經很清楚地把議會鬥爭和街頭鬥爭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抉擇，擺在市民的面前，並且迫我們表態。我們大概還可以模糊地把這表態押後三數年，但終於有攤牌的一天。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選擇議會路線，但不是由「政治惡勢力」所主導的所謂「民主」路線。他們說得對，我們需要的是真民主：是持份者都有權利和責任參與，決策需要有透明度，要基於事實和意見的分享交流，和有一定的程序，服從多數，尊重和照顧少數的真正民主。

普選是真正民主的基本構成，並且一早寫在《基本法》之內。這點毋須反對派來爭取，更不容他們質疑。現在我們連開始落實普選的時間表都已經具備了，更加不爭朝夕。我們此刻需要的是「好民主」，而並非「快民主」【註】。而鼓吹「快民主」的偽民主政客傳媒，只會給我們假民主。今天是我們熱愛民主的廣大市民與「民主惡勢力」劃清界線的時候了。

註：劉迺強：「好民主」勝「快民主」；《信報》，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他們心目中，民主或者其絕對簡化的表達，民主等同普選，竟然有「終極」的模式。「終極」也者，最終和最佳的狀態之謂也。世上有這樣一回事嗎？二十年前蘇東崩潰，美國有學者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註一】，這論斷現在已被形勢的發展所推翻。最近民調顯示的情況是，前蘇聯、東歐的人民普遍覺得今不如昔，全球西式的民主都在退潮【註二】。

民主屬壞中的最佳

再者，大家公認民主本身就已經不是最佳的選擇，只是壞中的最佳而已。從壞中的最佳的發展過程中，抽其某一中途站，把它僵化了，奉為「終極」，一方面麻痹了大家，以為毋須再繼續爭取精益求精；而更壞的是，任何東西，一旦被奉為「終極」，自然有些人會認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而死命捍衛它。所以，任何認定二○一七特首選舉和二○二○年立法會選舉，或者以後任何一次選舉模式是「終極」選舉模式的人，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稱之為「反動派」。至於硬要把這「終極」模式於二○一二落實，更是胡鬧。

人民如何當家作主，公平和積極參與，達致良好管治的追求，是永無終結的。而具體落實的模式，也隨著人民的意識、實際的要求、和科技的進步等因素的變化而不斷適應和提高。西方津津樂道的希臘民主，跟今天他們提倡的民主，就已經完全不一樣。任何從已知到未知的永恒探索，需要不斷思考和實驗，哪來什麼「路線圖」？如有路線圖，就沒有鄭和下西洋，和百年之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了。

反對派無理取鬧的聲聲要求「路線圖」，說白了，就是他們以瞎子摸象般一知半解、主要憑主觀想像搞出來的一個粗略的下一步模式，並且奉之為真理，想強加在全港市民和中央身上。《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思路，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從內地過去三十年的經驗，這思路和做法是成功的改革必由之路，而改革開放，則是永無休止的。一邊是反動和一廂情願的終極路線圖，另一邊是實事求是的不斷改革，兩種不同思路相比較，孰優孰劣，是最明顯不過的。

從反對派的組織之封閉，「大佬文化」之濃烈，內部鬥爭之殘酷，他們連最基本的民主素養都十分缺乏。從他們毫不隱瞞的言行看到，他們整天到晚都在盤算如將來提名委員會的運作中，「梁家傑之流有沒有機會出線」，和「○五方案加強版」反對派在那種選舉方式，可以拿到多少議席之類的黨派式小算盤；但是大家都知道政制的設計是要從大從遠考慮，目的是民主參與和良好管治，這些大問題恰恰是偽民主反對派向來都忽略的。在他們的眼中，霸位才是第一要務。民主等於普選等於霸位，這不是權迷心竅是什麼？

從以上的分析，你會明白我為何鄙視偽民主反對派。在我看來，他們不但毫無光環，無論道德和智慧，都十分低下。從偽民主反對派這一權迷心竅歪念角度著眼，便知道他們為何如此熱衷馬上普選。此無他，只因為他們迷信票源六四分割，一人一票，他們必勝無疑。我敢以一元跟你打賭，要是今天民調顯示票源逆轉，一人一票他們一定會選輸，最反對加快落實普選的，肯定是反對派偽民主政客和他們的尾巴傳媒和評論員。

「愛國者」只會愈來愈多

更可笑的是，反對派以己度人，到處宣傳中央之反對加速普選，是知道愛國愛港力量沒有勝利的把握。要知道從中央這大莊家角度出發，只要符合鄧小平對「愛國者」的要求這十分寬鬆的底線，誰勝誰負，對她來說是無所謂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一段時期，中央曾積極與公民黨溝通，大力統戰。後來才發現，他們跟「愛國者」扯不上關係，之後的發展，已經是歷史了。

所以，對中央來說，香港的「愛國者」只會愈來愈多，治港班子到了最後，一定都是「愛國者」，這在中央政策者的腦袋中，是絕無懸念的事情。因此中央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從來都是從大從遠著眼，決不會像我們這些小打小鬧的島民政客般以一年一屆，一票一席的得失出發的。他們也希望香港各界，都從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這大局出發，去設計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另一方面，中國復興，是連奧巴馬也不能不正視的事實，而美國已公開宣布，放棄包圍壓抑這證實無效的失敗政策，表示樂見其成。在欣欣向榮的祖國邊緣，隨著香港和內地各方面的融合不斷加深，「愛國愛港」的票源只可能持續增加。「六四比」只是一個脆弱的神話，並且很快便會被打破。而從此衍生的一人一票，反對派必勝的子神話，也會被選舉的現實所否定。

進展如何小 須勉力向前

反對派偽民主政客於參政議政方面一無長進，長期只吃「民主」單一議題這老本，已經開始吃不下去，今後還想單靠一人一票的普選奪權，只是痴心妄想，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

這世界永遠都是民心第一，什麼選舉方法，短期大概還可能有點用處，長期來說，都是次要的。香港的反對派師承台灣的民進黨。民進黨於執政時機關算盡，設計出一個當時看來一面倒對民進黨有利的選舉方法，誰知道後來形勢逆轉，對他們有利的方法，竟然對他們最不利，結果一敗塗地。民進黨前車之覆，香港愚蠢貪婪的反對派偽民主政客還不以為鑑，今天還在盤算什麼方式會有什麼結果，因而決定其支持或反對。其食相之醜，使人側目。大家不妨客觀地比較一下，愛國愛港陣營這一邊，從來有沒有如此小心眼的計較的？只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只害了卿卿性命」，反對派偽民主政客作法自斃，自食其果之日，很可能會像民進黨來得那麼快，來個現眼報。

政制發展和進一步民主化是香港每一個市民的事，我們關心的並不是誰輸誰贏，而是怎樣達到更良好的管治，以維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和諧。這次政改諮詢，我們面對的抉擇是不管進展是如何小，都要勉力向前，增強港內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使已經開了綠燈的二○一七年開始的普選，來得更加順滑；或者是讓其原地踏步，進一步損害港內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使理應於二○一七年開始的普選，增加不明朗的因素？我們會盯著每一個政客的一言一動，你們好自為之。

註一：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992.

註二： Niall Ferguson, DEMOCRACY: Ebb Tide of Freedom?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008.

中國不會崩潰

根據唐教授的分析，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國被卡在「二千年未來之變局」這「瓶頸」中，但是一過了這社會和文化的「三峽」，前面便是順流而下，一日千里。從書中的文章我們更可以見到，就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四年之後，他就更加具體和樂觀地認為：「因此今日海峽兩岸的前途多半仍決定在大陸。大陸如經濟與政治平衡發展，則一百五十年來的『轉型運動』，很快就會合二為一，進入『最後階段』。制度出現了『定型』，則百年盛世，東風壓倒西風，也是意料中事，不算是什麼奇蹟了。」【註二】看來，他這預測又對了。

我跟今天反對派的許多前戰友的分別，在於對我們國家民族現實和前景的看法。他們看到的是某一時段的共產黨，我則嘗試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尋這苦難的偉大民族的歸宿。到了「六四」二十年後的今天，連西方都放棄了「中國崩潰論」，甚至放棄了像上帝那樣，按照本身的形象去塑造中國，香港的一些人還保存其數十年不變的花崗石頭腦，言必稱「三反」、「五反」、「文革」；稍為「升呢」的，則動不動就「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心底裏，還是半預測、半期望中共這個政權明天就倒下來。

我跟這些前戰友們劃清界線的轉捩點是九二年彭定康「三違反」的政改，我因為反對功能組別，堅持直選而離開了我艱苦經營了十年的「匯點」。「匯點」後來與同樣是支持彭定康擴大功能組別式的政改的「港同盟」合併，成了今天的「民主黨」。這些支持擴大功能組別的「民主派」們，既於二○○五年綑綁否決了比肥彭更進步、更民主的政改方案，這回如還一錯再錯，使二○一二年選舉再次原地踏步的話，你們除了像黎智英般坦白地承認堅持反共之外【註三】，還能有什麼話說？歷史是會裁判你們的！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中國是不會崩潰的，它更會不斷欣欣向榮，從小康邁向盛世，你們午夜夢迴，不妨想想，後世會如何評價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為。

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都以為「現代性」就是西方那一套，因此「現代化」就是「西化」；連口說反對「全盤西化」的共產黨，好一段時期自己就不斷的摧毀中華文明，爭取「與國際慣例接軌」。經過過去六十年的折騰，中國人好不容易終於站穩了腳步，喘定了，重新找到了座標，也就明白到中國並非「崛起」，而是「復興」。於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普遍多少掌握了西方那一套之後，明白到那裏同樣既有精華，也有糟粕；「現代性」並非西方專利，是全人類努力建設的成果。中國可以從西方吸收某些現代性的元素和做法，但我們也在不斷構建後現代社會，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反對派洋迷心竅

尤其是去年爆發的國際金融海嘯之後，興起了三百多年的歐洲中心文化已經明顯疲態畢露。西方的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千瘡百孔，就算它們的民主制度，先不說證明它向外輸出失敗，即便是在歐美等白種人為主的地區，也不見得如何成功。我們見到的西方政治領袖，幾乎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窩囊廢。他們以「大話精」（spin doctor）為國師，圍民意團團轉，以短期小恩小惠討好選民，作其「永遠的競選」（permanent campaign）；但實際的問題卻不敢碰，事實上則是為跨國大財團，尤其是金融寡頭服務。

對於這些指責，市面標準的答案是：但是民主依然是所有壞制度中最好的。既然如此，為何不讓人家去探討，去實驗？恰恰相反，反對派更把民主簡化並等同為普選，並要求今天就實行。我們的反對派，因為對國家民族沒有信心，已經到了洋迷心竅的地步，人家跳海，他們也要跳海；明知西方已經走進了死胡同，還非得要往這死胡同推不可。

在「普選」這兩個字於《基本法》出現時，我們的反對派們還幻想中國會像蘇東般崩裂，普選並非你們爭取回來的。在回歸前一貫支持彭定康假民主的反對派們，回歸之後竟然裝扮為爭取民主的鬥士。

你們在我面前絕對沒有任何道德光環，而你們綑綁否決○五年遠比彭定康更民主的政改方案，更加難以辯解。我早在○四年在這裏率先再三鼓吹二○一二雙普選，反對派們不屑一顧，反而否決了○五方案，客觀上就已經把二○一二雙普選的可能性否決掉。而且因他們只懂得事事反對，四五年的寶貴準備時間，平白在吵吵鬧鬧中浪費去了。更加可笑的是，在近一兩年來，反對派們忽然擁抱二○一二雙普選，並且誓言以五區總辭、集體總辭、大遊行等激烈的手段，作寧為玉碎式的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既然如此神聖不可推延，為何幾年前你們不積極支持？又為何不在○五方案時爭取？

打倒昨日的我

你們哪裏是什麼民主派？你們只是毫無原則、只知反共的反對派。你們以為香港市民全部都是傻瓜，或者全部失憶，讓你們可以昨天說「二○○七、二○○八」，市民就一窩蜂的支持「二○○七、二○○八」。今天一下子改變主義，要「二○一二」，其他什麼都不要；又有些人要「終極的普選」（有這回事嗎？），此外什麼都不談，香港市民又會了魔的隨你們笛聲起舞。

自由和民主，並非西方專利，中國也要發展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周前，溫家寶總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的演講指出：「文明存在差異，但沒有優劣之分。各種文明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註四】「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實驗，我們會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的穩步發展我們的民主。構建中國式的民主，是長治久安的千年大計，務求要好，不爭朝夕。

我們不妨退一萬步，假如今天我們就普選，甚至一人一票選了反對派一早培植為特首候選人的梁家傑為特首。那又怎樣？無論在繁榮、穩定、民主、民生等各方面，香港會比今天更好嗎？有誰能成功正面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請你投他一票。

註一：唐德剛：晚清七十年，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註二：仝上，第一冊：《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二三三頁。

註三：黎智英：Mission Impossible，《壹週刊》，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註四：溫家寶在開羅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全文) ，《新華網》，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People now living in government-owned and managed low rental housing, or who are qualified and on the waiting list have preference in the allocation of low-cost housing under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Although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ceased building new flats in 2004 in a bid to arrest the falling real estate market,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thousand inventory units unsold. It is thought that by re-launching the scheme, most young people who now find private property out of reach will be able to build their new home in a place they can call their own.

As I have pointed time and again, our housing problem is a highly complicated issue requiring a systemic solution. Anything in the system is intertwined with everything else and there is simply no easy way out. Off-the-top solutions like resuming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can only lead to other bigger problems. It seems that only s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ware of the pitfalls of simply re-launching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Our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either never study the issue and its relevant statistics, or they never bother to do any research before uttering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s I understand it,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low rental housing is very popular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because they are all low income adults with practically no assets and quite a sum of debt. Therefore they are invariably qualified.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living in these estates. This clever move is their legal entitlement, and it solves their housing problems. On top of that, this is their ticket to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once it is resumed.

I am citing only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s examples. The much larger number of young people who never manage to get a higher education are even more highly qualified. Now you can imagine the big headache our government would face once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was reactivated. Because of the long period of neglect, the housing problem is now too big to be tackled in a piecemeal fashion.

But, as laymen, few of us realize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city that is also geologically gifted. A 49-square-kilometer area in Hong Kong is now being designated China’s 183rd national geopark. The site, which host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llections of hexagonal rock columns formed by volcanic activity 140 million years ago, is expected soon to be elevated from its national status to UNESCO World Heritage status, which will once more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

Geoparks everywhere are for people to enjoy, as part of the now fashionable eco-tourism.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vowed during the officiating ceremony to redouble efforts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our geopark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en trail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geopark to facilitate visitors. In addition to the Maclehose Trail, Wilson Trail, and Hong Kong Trail, we now have an additional Geopark Trail. Good news for hikers.

Howeve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usually do not mix.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will invariably harm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why public access to the Mai Po wetland is strictly restricted. While we cannot apply the same to our hiking trails,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em become another Mong Kok on holidays either. Take a look at the amount of garbage collected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our country parks and the number of hill fires every year, and you will understand my misgivings.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is therefore a contradiction. As a natural heritage, by definition it has to be preserved for posterity. If we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preserving it, like some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the mainland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 global designation would be likely to be withdrawn. Like natural wonders everywhere, the geopark is for everybody. Visitors are most welcome, but we do not have to make an additional effort to promote it to attract outsiders and their money.

Commercialism is out-of-bounds here, as heritage is something money cannot buy. Tourism Development Board, please take your hands off this natural treasure.

在開始之前，我想鄭重聲明，這些觀點，純粹是以評論員身份發表。我不能代表「基本法委員會」，正如已退下來的吳康民兄，他最近發表的意見與「基本法委員會」無關一樣。兩者都純粹是個人意見，如有不同，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而這也是我上周說「路線圖」探索的一部分。

損失也是一次過

我上周文章曾引述去年三月初這裏的一篇文章作註腳【註一】，這篇文章是我在策發會政制小組發言的重組。這裏大幅引用如下，因為實在有現實的意義，因而有重覆的必要：「我們要清楚明白，本屆特區政府和它之下的策發會，只有討論二○一二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授權。雖云這次選舉與之後的選舉不可能完全無關，但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已表明二○一七年將實行行政長官的補選。換句話說，二○一二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將是最後一次通過選舉委員會的所謂『小圈子選舉』，之後是完全另外一個概念的普選，兩者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認清了這一點，反對派就毋須過分介懷這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式選舉該如何改進，因為對他們來說，不管怎樣改，始終都還是『小圈子選舉』，而且還是最後一次，及此而終的『小圈子選舉』，大事修補是毫無意思的。

作為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選舉，就算完全不作任何修正，那又如何？這個制度行了十年，和加上補選前後共進行了四次選舉，其間歷盡風雨，最壞的情況我們都經歷過了，二○一二年我們再來最後的一次，結果不管怎樣，起碼不會比以往更差吧。對香港有什麼損失的？縱使有損失，大不了就是一次過而已。

而對反對派來說，這個他們目為『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經過激烈爭論之後，即使最後能大事修葺，他們的候選人還是難以被選上的，徒只把『小圈子選舉』『民主化』了，加以美化而已。如此苦心孤詣地塗脂抹粉，那又何苦呢？

況且反對派既把『第五號報告書方案』否決在先，最近更多次聲言，把這方案重提『翻叮』也不接受，這一連串非常不智的言行，已經把他們自己的退路堵死，二○一二年特首選舉辦法，如要修改的話，非得要明顯比『第五號報告書方案』更民主不可，不然，他們就下不了台，不可能明顯出爾反爾，一下子一百八十度『轉軚』。事實上，即使他們願意這樣做，他們也會大大失票，甚至即時要被逼辭職。但是另一方面，一份比『第五號報告書』更急進的方案，特區政府首先很難設計，而且拿了出來，也難免不被佔了立法會多數的建制派所否決，不能通過。結果又只能像上次一樣，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將原地踏步。

急進換來更保守

就算在經過激烈爭議，立法會通過了遠比『第五號報告書』更民主的二○一二年特首選舉辦法。這對二○一七年特首普選將會有什麼影響呢？很明顯，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將即時進一步磨損，在互相猜疑的情況之下，為防反對派以『參照』為藉口，把一個急進的選舉委員會式選舉模式，作為討論二○一七年提名委會會運作的起點和底線，得寸進尺。到時如果特首不把它否決，中央也不可能批准。

再退一萬步看，因為互信已不再存在，就算中央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批准了一個急進的選舉委員會式選舉提請，但是二○一二與二○一七是脫鈎的，中央在考慮二○一七特首首選的時候，不可能不加倍審慎，處處設防。簡單的說，如果二○一二年過分急進，只可能換來二○一七年加倍保守。

經過以上的分析，情況已經十分清楚，就是我們只可能說服反對派從大局出發，識大體，釋出善意，快刀斬亂麻地同意把現行的選舉辦法稍作沒有爭議的少許修改，順利完成了二○一二年的最後一次選舉委員會式選舉，藉此修補香港內部，以及特區與中央之間的互信。這樣的話，於二○一二年之後，市面一片和諧、穩定，二○一七年普選的具體方法的討論，將得以在互信較高的氣氛底下進行，結果會更加寬鬆，那是不言而喻的。」你可以看到，我對「翻叮」的觀點，早在那時已經成形。而二○一二的選舉方式與之後普選，兩者並無關係的看法，文中也表達得十分清楚。這兩點，當時在座的策發會中反對派同事們，全都聽到。而我更清楚記得，當時一位女性立法會議員，更正面表態支持我的看法。

因此，反對派們不斷的問：如二○一二政改方案再被否決，二○一七是否真的還有普選？甚者更散播謠言，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只說「二○一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註二】，這並非「時間表」。因為「可以」包涵着「不可以」，並非「一定」云云。這些弄到市面一片思想混亂的奇談怪論，純粹是反對派裝蒜「玩嘢」。二○一二方案通過與否並非普選先決條件，是反對派一早已經掌握的事實，現在經特首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再次公開證實了，請不要再藉此混淆公眾的視線，妨礙政制改革於二○一二年向前邁步。

這就是我不斷着重指出的互信問題了。人大常委會作出了莊嚴的決定，反對派竟然視而不見，一方面問它是否真的，另一方面怕人家換卦，卻又強求人家按照他們的意志作改變。人大權威的決定當然是真的，而且也不會輕易朝任何方向作改變。關鍵是如果我們連人大的權威都不尊重，請問大家在什麼憲制底下作民主化？無法無天的環境，是走不出反對派不時要求的「真民主」的，結果只可能是「文革」式的「大民主」，是誰「聲大夾惡」者勝的民粹主義，是暴民政治。如此惡劣作風，大部分市民看不過，中央也肯定看不過。

反對派勿再作政治秀

反對派不要以為反正二○一二和二○二○都會有普選，再作政治表演，綑綁否決二○一二方案，原地踏步，對你們一點損失和風險都沒有。你們繼續如此胡鬧下去，亂局呈現，下屆特首很有理由認為二○一七並非實行特首普選的適當時候；即使他提出普選方案，立法會的建制派也有可能以並非「適當時候」，和沒有「循序漸進」加以否決，而市民會支持他們這合理的果斷措施。

中央的綠燈早就亮了，到時車不能前進，只能怪反對派。如果你們執意繼續搗亂，歡迎你們再一次赤裸裸的展示你們並非什麼「民主派」，而是如假包換的反對派。市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的選舉將是現眼報；而在此之前，你們肯定會四分五裂。

註一：劉迺強：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信報》，二○○八年三月四日

註二：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二○一二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定，中央政府門戶網站，二○○ 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以「翻叮」為例，他們十分喜歡這個自創的詞，最近經常使用。但是對一般市民而言，「翻叮」沒有什麼負面的意義，大不了就是不夠新鮮熱辣而已。事實上，「翻叮」是環保節約美德的表現，只有好的食物，沒有污染變壞，為求不要浪費，才會放進微波爐裏「翻叮」。政改方案只有好壞之分，毋須天天新款。只要是好的方案，「翻叮」又有何不可？

反對派反對「翻叮」的意思我明白：這方案上次我們不接受，否決了，這次再端出來，我們如果接受了，豈非自打嘴巴？我們怎能下台？

反對派死不悔改

這是反對派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上次做錯了，死不悔改，這回又以手上的二十三票作要脅，企圖騎劫民主化循序漸進的步伐，強逼其他人屈從於他們扭曲了的意志：你們如想往前走，便要聽我的，否則就要卡死你們。這種不講道理、只講你有多少票、我有多少票的黑社會「曬馬」邏輯，正是赤裸裸的政治惡勢力。

但是社會是不停進步的，香港民主化的步伐，並不會、也不應因為有這些自命為「民主派」、但事實上是「阻撓民主派」的政治惡勢力而不努力向前邁步。因此，廣大市民也不想把當年反對派綑綁否決了的「○五方案」，原地踏步、原封不動的成為「○九方案」。

但是大家都知道「○五方案」是一個不錯的方案，我支持它，因為我一貫反對功能組別的存在，而這是唯一可以達致最後消滅功能組別的方法【註一】。因為根據目前的規定，立法會一次過消滅功能組別議席，需要得到三分之二議員贊成才能通過；亦即等於要求一半的議員決定集體自殺，這是辦不到的。但是如果要分批取消的話，就存在一定要別人比我先走的考慮，同樣難以達致共識。但是滲了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的議席，便可於二○二○年之前，一次過把功能組別議席消滅掉：二○一二年（六十加十席）：立法會議席增至七十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五席。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員功能組別，即區議會功能組別增至六席。

二○一六年（七十加十席）：立法會議席增至八十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五席。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員功能組別，即區議會功能組別增至十一席。取消立法會分組投票的安排。

二○二○年（八十席）：取消所有功能組別議席。立法會議席維持在八十席，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

讓更多年輕區議員入立會

到了二○一六年，立法會內已有五十個直接或間接來自分區直選的議員，而當時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消除功能組別議席，只須五十三票。換句話說，傳統功能組別的三十席中，只要有三票贊成，便可一舉廢除功能組別這個易請難送的怪物。這是我所見唯一能順利由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消除功能組別議席、同時又能符合人大二○二○年實行立法會議席全部普選產生的建議。這建議並非我發明，知識產權屬於「新世紀論壇」【註二】。

反對派是完全知道這一建議的存在，而我在反對派亦有代表的「策略發展委員會」上，也曾再次提出。任何自稱反對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派，因而都不應反對「○五方案」，尤其是不應反對在「○五方案」的基礎之上，再加以朝民主化方向前進作改良的新方案。因此，我支持把「○五方案」「加料翻叮」，或者是「○五方案2.0版本」。

而對我這個沒有任何政黨和政治利益的獨立評論員來說，「加料翻叮」能有序地釋放大量空間讓更多今天當區議員的年青新人進入立法會參政，更值得支持。在立法會中霸著議席十多二十年還不想退下的「大佬」們如還加以反對，其私心十分明顯。

至於可以加什麼料，值得大家討論。這裏可以有兩個考慮：一是，這是否符合朝向民主化方向前進這原則性要求；二是，這是否容易獲得通過。基於後者的考慮，我們不妨遷就一下反對派的一些具體要求。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加了料的話，他們還要再次綑綁否決。那麼按照人大決議，二○一二年的選舉又只好再次原地踏步，一切後果、責任完全在反對派身上，讓他們又再一次反對派本質原形畢露，內外不是人。

以我的觀察，反對派為什麼一早就宣稱不接受「翻叮」？因為他們最明白上述的道理，因而最怕「翻叮」，使他們贊成既不是，否決也不是，左右做人難，更說不出任何道理，十分被動。

因此，反對派只可能採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根本不談方案合理不合理、民主不民主，一味糾纏於要曾蔭權交出「路線圖」；他不交，便以此為藉口，又來一次綑綁否決，把責任推給曾蔭權。現在曾蔭權和林瑞麟都已經表了態，二○一七和二○二○普選的安排，是二○一二和二○一七兩屆特首的責任。事實上，如果今天就為以後定了案，又如何符合《基本法》中「按照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共同要求呢？

「路線圖」由人走出來

魯迅說得好：「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註三】「一國兩制」史無前例，大家都在探索中，那有什麼「路線圖」？死要「路線圖」，還不是故意扯淡！數萬年之前，人類的祖先如先要路線圖才開步走的話，今天我們還可能會在非洲草原上，過著原始的生活，而更可能早已被淘汰絕種。

我們如果繼續原地踏步的話，根本就走不出路。我在策略發展委員會和這裏都表達過，二○一二的選舉，「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註四】，不適宜有大動作。我們只須要朝正確的方向，縱使是邁出一小步，也能提高香港內部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對香港民主化的發展將有莫大的貢獻。但是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市民之間展開有關政制發展路線圖的討論，因為這也是探索的重要部分。

註一：劉迺強：後浪如何推前浪，《信報》，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註二：新論壇對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方案之意見、《新世紀論壇》、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註三：魯迅：故鄉

註四：劉迺強：大變是小變，小變是大變，《信報》，二○○八年三月四日

That seemed like a jolly good idea, and our first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bought it and launched the fatal campaign to build at least 85,000 housing units a year. The property bubble burst and prices tumbled. At its peak, there were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in negative equity.

The same dissidents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 dem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put a stop to the price fall. This, together with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utbreak, ultimately hurt Tung and he resigned in 2005 after 68 consecutive months of painful deflation. The property crash was finally arrested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stopped virtually all supply of government land and housing.

Unfortunately, our officials never know when to ditch a policy. After years of restricted supply of both government land and housing, prices have rocketed again. The very same democrats have reappeared in rallies, chanting the same old slogan of snails without shells.

The same hold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The people who previously lobbied the government hard to reduce vehicle emissions and build more railways, and to replace old-fashioned light bulbs with energy saving bulbs, are now fighting against the building of high-speed rail links as well as the bulb replacement programme.

Are these people really green, and what are they really up to? I can only conclude that dissidents are dissidents, and they will never pass up any chance to bash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no true convictions; only deep mistrus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whom they regard as Beijing's puppet.

Out of this they can concoct any conspiracy theory of collusion and abuse of power for their own benefit. Following on from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s recent policy address, dissidents dug up alleged collusion with his in-laws. Yet, these allegations are without substance. Still, the harm is done, and what can anyone do?

The silent majority is totally fed up with watching these meaningless fiasco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everyday. But again, what can anyone do? No one has the guts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stop to it. As the mainstream Chinese media is sympathetic to this nonsense, any objector would be either ostracised or shouted down. So-called public opinion is monopolised by the dissidents and manufactured at will, and the true voice of the public is totally drowned out and ignored.

I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or when this nonsense will end, but the situation is unsustainable. Change is in the air. If our citizens take a proactive approach, we can surely make it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However, among the G20 China cannot help but shine as an emerging power and the leader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is destined to be China's new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rybody is watching how China would perform in this capacity, but the country still needs getting used to this recent role and its accompanying responsibilities.

Not many people fully appreciate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rld power, and what it takes to be one. This statement applies to the Chinese people as much as all other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nts China to act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and some in this country echo this view. Little do they realize that should China take up this prescribed role, it would have to behave in such a way to satisfy the criteria of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laid down by the US. In short, China will then become part of Pax Americana, and as a result it cannot qualify as a true international power.

That, perhaps, explains wh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accepted th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role. China has always been acting in a most responsible manner all along, but in many instances not to the US liking. To Western powers, China never falls in line. But that is China, never content to be a second liner, and aspiring to regain its position as a world power.

Even when China was downright weak and poor, out of national pride, it refused to be subservient to any super-power. It paid a hefty price when Russian expert advisers deserted the country in the late 1950s when Mao Zedong declined to take orders from Stalin. To date, no one blames Mao for making this decision and there is no regret.

To put it more directly, being an international power means not having to follow rules laid down by others. More than that, as an international power it creates rules and institutions.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rld power, and that is how China will behave in this new role.

To the West, I pull a gun at you, and you accept my rules, and that is all it takes to be a world power. Throughout most of recorded history, China has been a world power, but never achieved this prominence through bullying. It did use military force for sure, but invariably in defending its territories and people from neighboring tribes. Its boundaries were expanded by fending off invaders and being garrisoned behind the Great Wall.

China's increasing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 because other countries want it to do so. China unwillingly took up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Six-Party Talk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because all the other five countries desperately need China's participation. Time and again it was China which broke the various deadlocks during the long and tedious negotiations. Recently, Kim Jong-il, the top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wanted to throw away the six-party structure and have direct negotiation with the US, but the latter insisted bilateral talks have to be undertaken within the old framework. Again it took Premier Wen Jiabao's visit to end the stalemate and extract a conditional return to the talks from DPRK.

China wins friends in the Third World because through decades of ups and downs, it has proved itself a loyal friend, treating those countries as equals. The Chinese know what it is to be weak and poor because we have been there before. Our assistance to our Third World brothers is out of empathy and not condescension and self-interest. That is why we always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not what we want; in many instances unconditionally and without imposing our values and judgment on them. Even today when China's achievement in national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cclaimed worldwide, and many countries try to emulate its success, it repeatedly refused to accept that there is a Chinese model applicable to other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open to sharing it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China does not want to be rich and prosperous by itself at the expense of everybody els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tui ji ji ren, or doing unto others what one wants to be done unto oneself. According to Deng Xiaoping, socialism is everybody getting rich together.

This is what it takes to be a world power, at leas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hinking. This is in line with Chinese wisdom to win international respect through virtue, not coercion. A leader is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the rest, not bully and exploit them. And, that is why China condemns hegemony, becaus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de of conduct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achieve the status of world power or superpower.

The above is a very rough outline of the vision of the harmonious world the Chinese leaders are now trying to construct. It is clear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from what the West has been building for the past 300 years. From now on, as the new leader in town, China will have more say in drawing up the blueprint for the world's future.

市面投訴樓價高，全政府動員解話，並承諾研究增加土地供應，但實質政策則欠奉，連新上場的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的一連串措施，包括把豪宅按揭降低至六成等，據他自己也聲明，只是控制金融系統的風險，並非調節樓價。

近日來，市面一窩蜂的鼓吹重新興建居屋，但是我想在這裏重申，房地產跟香港整體經濟形成了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這需要系統性的一籃子解決，任何簡單的解決方案，都會很快出事，把事情弄得更糟。以居屋為例，今天計劃重新起動居屋，首先遠水救不了近火，到新有單位推出市場，最快已經是三幾年後的事情；而且到時的樓市情況不明，很有可能像當年「八萬五」一樣，一推出便把樓市推垮。

我請客、你付鈔

「慳電膽事件」中，曾蔭權被指涉利益輸送，後改為罪名較輕的利益衝突，再降為政治不敏感，全部都證明不能成立。於是矛頭一轉，改為不依法辦事，這回一箭中的，不光是反對派連聲指責，連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兄，和建制派議員，都一致同意曾蔭權推行的辦法在程序上有問題，並且爭先恐後的搶加討伐，特首不但百辭莫辯，連找下台階都有困難。

其他如邱騰華弟弟改建舊樓，曾蔭權弟婦成功索償迷債等莫須有罪名，也一一被傳媒炒熱。雖然事後一切證明無聊，但有關官員不但已經被整得灰頭土臉，神色張惶，而且還無辜禍及親友。我們本來已經怕字當頭的官員，以後只會更加不想做事，香港各方面更加不會有任何進展。政府寧願讓事情爛到、臭到所有人都忍受不了，自然形成了不能不處理的共識，才「順應民意」採取一些「貼膠布」式止血措施。

一些現眼報的例子是：一個政府要推行的環保政策，自己不想承擔慳電膽有關成本，又不敢迫兩家電力公司就範，更不想下行政命令做醜人；竟然要不依法規地逼使全體市民長期付貴電費，市民短期有表面的「著數」，但卻因而要長期資助兩電的利潤。

另邊廂，在經濟環境還未完全好轉，私人企業普遍不會加薪的背景之下，包括紀律部隊在內的公務員薪水全部不減反加，表面上安撫了十六萬公務員，但卻得罪了一大片僱主和沒有加薪的廣大受薪階級，當中不少是為這安撫措施買單的納稅人。

政府為了如期開始興建高鐵，卻又不想做醜人依法徵地，於是索性買怕，「特事特辦」，以「超級肥雞餐」特別高額收菜園村的地。

三項加起來，弱勢政府「我請客，你付鈔」的新作風，已經清楚浮現。這種推卸責任，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只會一組一組地分別惹得愈來愈多的市民反感，政府只會更加弱勢。

刁民當道、政府弱勢

更糟的是，政府這樣做，後患無窮。因為它陸續開了很多不良的先例，而每一個惡例都指向一個方向：不管有沒有事實、有沒有道理，誰夠惡、夠大聲、夠人多勢眾，政府便會破例遷就。這樣下去，香港政府依法辦事的傳統便慢慢被侵蝕至蕩然無存。而另一方面，因為有政府在壓力之下會破例改變遷就的先例和因而造成的期望，自然會鼓勵無事喊三聲。不管有理無理，第一時間罵政府「官商勾結」、「親疏有別」、「私相授受」、「壓迫弱勢社群」、「忖摸上意」、「聽命北京」，包保沒錯，而且是零風險、零成本的買賣：罵錯一百次，起碼九十五次都多少有著數，而只須一次中寶，便會盤滿缽滿。罵政府只賺不賠，自然刁民更加當道。政府因而更加弱勢，更加要千方百計茍且求存，終於致香港於萬劫不復之地。

最近不少論者都不約而同的指出，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懷念董建華。他這個人不懂做事，但未至於不依法胡來。最重要董建華有使命感，反對派砍了他的雙手，他兩腳還死踢；連他兩腿都斬掉，成了肉團，他還想噴口水。但曾蔭權只承諾「做好這份工」，而開始時這份工似乎不包括他的家人被誣蔑的。而他今天已經被搞到焦頭爛額，灰頭土臉，還要他硬著頭皮做醜人，去推一個還未開始談判、反對派就已經翻了台的政改。

對一個沒有強烈信念和使命感的人來說，我的能力就是這麼大，招數就是這樣多，作為打工仔，我拿了半斤，已經付了八両半，已經對得起老闆有餘，你還要我怎樣？根據這邏輯，我們的確很難要求一個打工仔作更多的「犧牲」。起碼在未來兩年半，大家只能認命，並且祈禱反對派不要玩得太過火而已。

這裏我們不妨問一下，香港為何會陷落於這個惡性循環中？

反對派的標準答案是：沒有民主，被中央「欽點」的人，假「小圈子選舉」成了特首，沒有認受性所致。果真是這樣嗎？除非有人能告訴我，普選產生的特首，就不會被整。不然的話，如果明天梁家傑通過一人一票當選特首，天天被人這樣整的話，他也同樣會是灰頭土臉，寸步難行的。

不信，我們毋須往遠處找，看看由普選產生，而且還高票當選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他的處境也不見得太好。原因在於，在台灣有很大的一部份市民認為在凌駕於一般的道德和法律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道德，就是「台獨」。馬英九只要不正面支持台獨，他就不是好東西，就要反對他。

反對派路線錯誤

香港也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認為凌駕於一般的道德和法律之上，還有民主這絕對真理。香港因為沒有普選產生特首，所以他是欽點的，他聽命於一個更加不民主、由共產黨專政的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是中國「殖民地」，特首是「傀儡」，更加不是好東西，一定要千方百計把他搞臭搞垮。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說謊、造謠等，都是無可厚非的，至於利用外力，更是必要之惡。反對派經常說：孫中山和毛澤東都利用外力，有何不可？他們堅持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的要求，不搞港獨。但是很明顯，他們也絲毫不諱言，香港跟中國要分清你我：香港只在名義上是中國一部份，不搞國防和外交，除此之外，香港要享受沒有極限的更高度自治。簡而言之，就是「獨港」。

我們先不評論這種觀點的對錯，單從現實出發，易地而處，如果我是中央決策階層，我肯定要處處設防，免出亂子，丟掉烏紗。民主發展的步伐，因而會放慢。反對派目前的錯誤路線，結果只會害了香港，害了香港的民主發展。政改馬上要展開，民主化一步一腳印的走，逐步增強香港內部和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是真正愛港、愛民主的道路。希望這回大家走好，別再自誤自殘了。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 is too complicated to set out here. In sum, however, it was a whopping HK$2 billion for 25 hectare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a remote area of the city. This was unprecedented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ssured us this is a special case that will not re-occur in the future.

While we fully understand the sentimental value of homeland to the 160 households living there for decades, and the hardship involved in their reloc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essure for a quick settl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 avoid further delay in the much overdue construction, the rules are there and there is a limit to how much they should be bent. Most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gree that this time our government is bending too much, and it will inevitably set a bad precedent for the future.

Many of the much publicized Te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still in their preliminary stage, and land reacquisition will soon take place in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Hong Kong. It is unimaginable that the current compensation package will not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particular, people will make all kinds of excuses to build another “special” case for special treatment, and in the course of doing so, some politicians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lend their helping hands to win votes and influence public decision.

Over-compensating the landlords and tenant villagers in Tsoi Yuen Village will make future negotiations much tougher and of longer du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lways end up paying more to those who shout the loudest, and who have politicians as their allies. This in turn will spill over into other areas and invite more protests, which will further enhance our culture of crying babies, protesting for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is will become a vicious cycle.

The case for this project is simple: the mainland is building a national network of high-speed railways which will greatly enhance connectivity among major cities in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just cannot afford to be left out of the game. Otherwise the result is certain margin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once plugged in, the rail links contribution to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will be huge. Hong Kong will be more in tune with the country’s rapid growth.

The case against it is somewhat more complicated. There are the usual dissident politicians who will object to anything and want everything. On this issue, they are against the site chosen for the repair yard, and support villagers’ demands for higher compensation, but at the same breath, they seem to want to scrap the entire projec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but we all know what they mean.

There is a much larger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on the face of it look and sound like the dissident politicians. We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but if listened to carefully, an undertone of class-struggle can clearly be detected.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I am not happy, because every benefit is likely go to the big real estate developers. I don’t care if Hong Kong will become marginalized to the point of being an agricultural economy,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in it for me in the present setting of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The frustration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al and cannot be ignored. Our government withheld land sales for years pushing real estate prices to world records, while today even the middle-class is deprived the opportunity of buying their own flats and are forced to pay exorbitant rents for living quarters which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tiny by any standard. The Gini’s Coefficient which measures the income disparity in a society has long been in the danger zone and is getting worse. If I were someone in Yau Ma Tei looking for a job while reading the much publicized story of the HK$500 million duplex, I would say, let’s go to hell.

So far, I have to admit that the West Kowloon Station looks and smells like a re-run of the old real estate scam. It is now up to the government to prove otherwise to gain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whole project.

While I am no staunch supporter of Tsang, and don't think much of his latest policy address, I and any objective observer would agree that promoting energy-saving lighting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charg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far-fetched, while the one of corruption is preposterous.

In Tsang's case, the alleg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rises because his son's father-in-law own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a company that represents Philips, a major supplier of energy-saving bulbs in Hong Kong.

The energy-efficient lighting market in Hong Kong is highly competitive with no firm claiming a monopoly position. So we can discard any possibility of preference and collusion in this area, and there is plainly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mperial China, the emperor would punish his officials by executing relatives nine steps removed. Thankfully, in the 21st century, we cannot expect one's interest to extend to in-laws, and as such, that it has to be declared.

Tsang was completely correct not to take his son's in-laws into account, and there was nothing improper about his not mentioning them.

The matt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al sensitivity, as some pundits insist. There has to be a reasonable point at which such disclosure is unnecessary.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fiasco will go on, but like many of my fellow citizens, I find the noise annoying as it greatly distracts our attention, and tha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he more serious contents of the policy address and other important matters of the day.

It is highly unfair to Tsang, his immediate family and relatives who are themselves not public figures. It is unnecessarily cruel to put these innocent people in the limelight under such intense scrutiny.

It is also unfair to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Edward Yau Tang-wah, who must now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lleged political insensitivity for proposing the measure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ime Tsang has done exactly the right thing, and citizens should support him in this case.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for future officials and politicians to follow.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first of all, dissidents are dissidents, and that is all we can expect from these people. It is up to the rest of us to use our heads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or wrong and to put our foot down when necessary.

The dissidents are running out of issues, and are desperate to the point of grasping any false issue that comes along. They are bound to be an even greater nuisance; it is up to us to put an immediate stop to it the moment it emerges.

報告發表之後，市面反應冷淡，周三宣讀，基本上只佔了次日報章的頭條；周五傳媒注意力已改為貴樓價，和慳電膽所謂「醜聞」。評論員也對《施政報告》完全不感興趣，不約而同的作冷處理，所以連慣常的評論文章也大減。於此可見，很明顯，這份《施政報告》搔不著市民的癢處，文不對題，因而引不起正或反的共鳴。

因此，本文也不打算評論《施政報告》內容，只想集中討論《施政報告》中只在第五段輕輕帶過、卻因馬上受到市民反彈而成為周五頭條的房地產問題。這情況的出現，足見曾蔭權沒有真正「審時度勢」。

正視樓市泡沫

早在去年年中，我在這裡已經提出警號：「曾蔭權特首承繼了董時代的『孫九招』，因為他同樣不懂，於是繼續死捻供應，去年賣地少於十公頃，竟然遠遠比回歸前受中英土地委員會規定的上限五十公頃為少，還因為高地價短期帶來了過千億的財政盈餘，沾沾自喜。這樣做的惡果，很快便會浮現，勿謂余言之不先。」【註二】話已經說得夠狠，但警告同樣不被接收。

曾蔭權政府的最大「官商勾結」，在於不當地持續當年董建華政府為了穩定當時已經跌得太深的樓市，降低最高峰時有百萬人負資產而使用的重藥，長期緊縮土地和居屋供應。今天泡沫已成，天怒人怨，短期助長反對派的凝聚力和增加其反對議題。長遠來說，泡沫再爆破的話，市民又要再一次承擔其對政經的破壞性後果。

官方的口徑，至《施政報告》第五段中仍不承認有房地產泡沫。年來香港樓價屢創世界紀錄，據云買家主要來自內地，不少是一次過付款，毋須做按揭。泡沫也者，是沒有實質的意思，這是高槓桿（high leverage）操作的結果。現金買賣，沒有槓桿，因而也不可能出現泡沫。

這一說法有兩個謬誤。第一，我不相信最近的樓宇買賣，全部都是現金交易。我同時知道，有關當局完全掌握多少交易是現金、多少要做按揭、多少是同一買家買入數個單位、多少是「摩貨」等等。政府如果認真檢視數字，當知道槓桿不但存在，而且系數迅速攀升，樓市正在泡沫化。《施政報告》的描述與市民的感受、以致市場的現實相差甚遠。

其次，市上高調宣傳的樓價紀錄是有指標作用的。事實上，發展商經常人為的製造指標價，不但托高樓盤中其他單位的價格，更間接托高周邊、以至整體市場的價格。創紀錄的天價交易大概來自內地買家，但全港市民都因而承受高樓價的惡果，因為這被指標價牽引產生的普遍性高樓價，與一般市民的工資收入所能負擔的價格反差快速擴大。這一反差又是另一個泡沫，終會物極必反，爆破之後，反槓桿效果會十分痛苦。而在泡沫爆破之前，已經導致尤其是年輕新中產階級置業上樓無望，普遍薪水不前的市民對「高地價、高樓價、高物價」的通脹預期上升，怨憤不斷累積。這些民間疾苦，特首可曾知道、考慮？

恢復正常賣地

我更想指出的是，扣著手上土地不賣的「勾地」政策，在過去數年首先使房地產價格止跌回升。而且因為政府不賣土地這所謂「麵粉」，一早囤積大量土地儲備的大地產商開發這些廉價土地，在落成單位，即市稱「麵包」的價格不斷上升中牟取高額利潤。但是做生意的，天天都要製造麵包，如政府繼續不賣麵粉，他們也難以為繼。在土地儲備被陸續消化之後，地產商有需要不斷補充新儲備。地產界於土地儲備日缺的情況之下，催促政府恢復賣地的呼聲，一定會陸續升級。

於此可見，從不同的角度看，特區政府都有需要恢復正常賣地，只不過政府一方面把話說死了，不斷重複不勾地等於把公共資源賤賣，它自己也很難從這死胡同中爬出來，而自圓其說。其次，因為幾十年下來，房地產利益已經盤根錯節，把許多行業和不少家庭的利益都綑綁起來，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政策改變都會得失不少人，和直接影響經濟和股市的上落，萬一在過程中樓價、股價又大瀉，經濟不前，又會從另一方面引起社會不安。

如何脫離房地產的魔掌，使香港從新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已經刻不容緩。但是熱飯不能熱吃，不但客觀上急不來，而且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接觸到許多不同的層面，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許多我們這個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假設和價值，光是增加居屋解決不了問題，甚至組一個什麼委員會，開幾個廷策式的腦震盪會，支離破碎的列出數十條建議，也不能完全對症下藥。

實事求是的說，以民調為依歸的弱勢政府，斷不會冒這個風險，更沒有能力作這重大和複雜的政策調整。我們難以期望、也千萬別要求曾蔭權在未來兩年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不信，你只看《施政報告》中活化工業大廈這本來很好的意念，在政府手中弄得前言不對後語，一塌糊塗，便明白我的意思。但如果能開始這廣泛討論和深入探討，已經功德無量。他可以成立一個有資源做研究的專家委員會，在他任期滿之前提交一份詳盡的報告書。

下任特首要直面地產

無論如何，下屆特首，已經不可能不直面房地產與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這個熨手山芋。任何有意問鼎者，都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之上有他的一系列政綱。這方面的政綱或者在競選時因怕引起太多的爭議而不全面公開，但於上任之後，卻不能不陸續開展。因此，上述的報告書對下屆特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總的來說，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後曾時代」已經悄然出現在你我的面前。而不管曾蔭權怎樣想、怎樣做，未來兩年「跛腳鴨政府」的態勢是改不了的。審時度勢也者，首先就要明白這道理，和接受這現實。再下來，他要以其餘力，盡量保持局面不變壞。這任務在反對派日漸囂張，天天無風起浪的環境之下，對「跛腳鴨政府」來說，異常艱巨和極富挑戰性。因此，他更加需要如第一二二段所說：「走入社會，聽取意見」，「體察民情」，「迅速應變」。

註一：劉迺強：空籠換「烏」，《信報》，二○○九年九月八日。

註二：劉迺強：茶垢神話和惡性循環的詛咒中，《信報》，二○○八年六月十七日。

The portability of welfare has long been taboo in our public policy. There are thousands of descendants of Hong Kong citizens living in Shenzhen crossing the border everyday to study here, and not much has been done to help them. The rationale is we cannot spend public money outside the city even if it is for the benefit of Hong Kong citizens.

In the present policy address, our government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allow three Shenzhen schools to open special Hong Kong curriculum classes catering specifically to Hong Kong children. Taken together with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of a joint venture hospital in Shenzhen for Hong Kong citizen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 paradigm shift in our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portability of welfare of Hong Kong citizens residing on the mainland.

Previously officials argued that since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Hong Kong citizens living outside Hong Kong as a result of massive immigration before the handover, once the government extends welfare to look after those living on the mainland it will have to do the same to those living in Canada, Australia, the UK, etc. The subsequent financial burden is big, and worse still, nobody can estimate how big it is.

The point is, our people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re strictly speaking not immigrants. They are just liv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y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welfare benefits of residents there. When they are in need of a certain service, such as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they will invariably come back to Hong Kong. And when they do so, the costs on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are much higher than if they enjoy the same service on the mainland. It is therefore a win-win solution to make certain welfare facilities and payments available inside the mainland to Hong Kong citizens living there.

I am glad that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has finally made some experimental mov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ext item on the agenda: homes for the senior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