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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1st Jun 2015 | 中國評論 | (141 Reads)

有見春節期間,大陸同胞瘋狂搶紅包,樂此不疲,弄到連一年一度的電視王牌節目“春節晚會”都失色,我兩個星期前在本欄有感而發:香港同胞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有搶紅包這回事,也不知道整個搶的玩法,更不會參與其中。台灣同胞在這方面跟香港是難兄難弟,也好不到哪裡。這亦表示,香港和台灣已經自絕於大陸的流行文化潮流。事實上,港台與大陸交流,除了公事之外,一早已經找不到共同話題。這正是港台兩地本土主義發展到病態,要鬧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連共同話題都已經枯竭了,更談不上共同利益、共同命運了。 

對於大陸的流行文化,很多港人自然嗤之以鼻。在他們的概念裡,香港的流行文化才是最先進,內地的流行文化都是抄襲、垃圾。這既有主觀的偏見因素,背後亦有種種客觀原因。客觀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香港人沒有選擇。內地的電影和電視制度縱有各種可讓人詬病之處,但至少它提供國人很多選擇。從國內越來越高素質的節目、至台灣的綜藝節目如深受全國人民歡迎的《康熙來了》、到國外節目如最新流行美劇等,今天內地的中國人都可以透過互聯網免費合法獲得。 

相比之下,港人可以免費、方便、合法享受到的流行文化資源,跟內地比不是一個數量級。很多港漂和留學生,都在翻牆回國,以便繼續追劇 。有自由卻沒有選擇,是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諷刺。香港的反對派活在籠裡不自知,反而在政治上硬要追求“零篩選”的所謂“真普選”,和中央政府快要鬧翻,讓香港當下進行中的民主政制改革頻臨失敗的邊緣。 

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但它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同樣越來越跟國際接軌。我們的國民可以合法看美劇,背後也是資本主義的機制:即騰訊等大型娛樂企業購入版權的使用權利,在它們的視頻平台上免費播放,同時透過廣告收入盈利。 

中國人口的龐大基數,是視頻平台“廣告+免費電視電影”商業模式的前提條件。而眾多的免費流行文化資源,又開闊了國人的視野。這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隨著人民收入提高,國內網民也越來越願意付費觀看更多的電視和電影,但視頻網站收費低廉,也全賴龐大的市場。 

香港人有“自由”卻沒有選擇,內地雖然在審查上更為嚴苛,但客觀上卻能提供大量優質免費信息。這種情況不但發生在流行文化包括電影、電視、音樂等之上,在傳媒、學術等方面也類似的呈現。這某程度上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的悖論。而港人每天能能夠免費觀看的電視頻道就那麼幾個,雖然能看YouTube,但上面更多是個人上傳的創作。如此下去,港人和內地流行文化斷絕,只會是必然的結果。 

很多朋友認真的跟我說,他們知道國內經濟機遇大,但不敢回去發展,因為害怕罵政府會被抓。不少朋友也說不敢用微信等國內軟件,因為害怕共產黨截取他們的通信。奇怪,在國內罵共產黨的人多著呢,只要不是超越了一定的界線,變成煽動、聚眾鬧事,共產黨才管不著。部分港人的這種心態,當然是因為對國內生活 缺乏了解,但同時,這種心態也反映出受到西方社會的洗腦,部分港人認定他們必須要罵政府,不罵不過癮,不能無底線的罵就是被侵犯了權利。 

奇怪的是,自斯諾登暴露美國菱鏡計劃以來,我們都知道老美無時無刻無差別地監視著整個互聯網。這些不願使用微信的港人,對臉書、Whatspp等卻全無防備之心。可能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罵美國政府,所以也不擔心被美國監視。 

認為限制就是不好,沒有限制就是好,這也是庸俗自由主義的濫觴。而這種庸俗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顯學,也不過因為它和消費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契合度高,沒有其他原因。香港被西方“民間機構”認證為享有高度“新聞自由”,但香港媒體的素質,大家有目共睹。即使在流行文化方面,很多年輕人也跟我說,他們從小看香港無線電視台長大,甚至有些不是廣東人的也學會了一口正宗港式粵語,但今天他們已經不願意再看無線電視台了,因為“太爛了”。 

今天看似遙遠的人文主義思想,事實上提倡節制。這種觀念,我們中國人從來都知道,即使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多年,節制在今天也仍然是我們的主流價值之一。隨著全球環境危機、能源危機、貧富分化的社會危機等併發,西方知識份子也越來越多人願意回到人文主義中尋找理論資源。 

香港政府從來避談思想和政治,公義觀的闡釋權自然落在反對派手上。香港當前面對的政制改革問題,背後的思想之爭也有類似的脈絡。香港反對派聲稱特首提名必須沒有篩選,提倡使用“公民提名”,讓每個市民都有“平等”機會提名特首候選人。另一方面,《基本法》在選舉問題上,原則從來是“均衡參與”,即透過間接選舉的機制讓社會不同界別都必然獲得一定比例的聲音,以兼顧社會各行業各階層利益。簡單化的“一人一票”,和“均衡參與”,那一個才是真正“平等”或“公平”,答案視乎一個人對公義的觀念。自我封閉,自以為是的港人,自然難與中央達成共識;但客觀而言,也難說均衡參與不民主,不公平。


[1] 混戰

肖友懷事件正好說明:現在不只建制和泛民之間及泛民內部,就連建制內部都在鬥個你死我活。
不過,這正是民國的特性:民國時期,無論北洋方面還是國民革命軍內部,其鬥爭的激烈程度都不亞於彼此之間在戰場上的表現。
老實說,中國人和韓國人相反:中國人只有在清朝和後人民共和國時期才有傑出表現,而韓國人則相反。
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中國是一塊大陸,正因如此,所以中國人的危機感很少,而危機感,正是民族主義的基礎。
也因如此,所以中國人看彼此之間的矛盾大於和外邊之間的,於是,當中國人社會的文化進程進入民國及人民共和國狀態時,往往一味搞內鬥。反而,當處於平靜的清朝及後人民共和國時期時,社會反而會有出色表現。
韓國相反:因為韓國是個半島,所以韓國人的自我意識和危機感相當強,所以在民國和人民共和國時的表現就相當出色。
現在北韓和中國大陸一樣,正處於後人民共和國時期,反而南韓和台灣一樣,正處於人民共和國時期。所以兩者的表現南轅北轍。
老實說,共產主義和儒家一樣,講究國際主義;所以兩者都不適合中國人。
而鴉片戰爭,門戶開放之前,中國人的危機感不強令中國的民族主義雖然於南宋開始,但就一直在上受制於天下主義的王朝,在下受制於以天下為名,拒抗國以保其家的士大夫(小地主)而無法成熟。
(孫中山都沒有一開始就革命,而是先上書當時有「中國鐵血宰相」之稱的李鴻章,到李鴻章不能接受其主張才走去革命;這也是我常常在這裡發表意見的理由。)


[引用] | 作者 住在第三民國中人 | 8th Jun 2015 | [舉報垃圾留言]

[2] 一點回應

對劉廼強先生《「民主回歸」篡奪者的投名狀》一文的感想

其實彭定康1992年提出的方案大大提高了民主成分,是香港史上最民主的政改方案之一,包括功能組別的全面「直選化」,就因為這樣令北京不高興,劉廼強基於「民族主義」不想北京不高興才反對方案,最終退出了匯點。對劉廼強來說,從來是「民族主義」(其實是親共,因為劉廼強不承認反共的人是愛國)大於民主,所有民主發展均必須遵從北京旨意。

當然,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了,首先北京本身就不是一個民主的政權,民主發展聽命於它是荒謬;其次民主其中一個本質是由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控制政府的施政和發展方向,如果民主要聽命北京,即香港的命運和香港政府的施政發展方向始終是由北京操控,那這個「民主」(即831方案)就是毫無意義了。舉個簡單例子,真正民主制度下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訂立最高工時,他們會用選票把支持最高工時的政客送上台。但在被北京操控的「民主」下,如果北京反對最高工時,由於這個民主受到北京操控(形式包括由北京操控的提名委員會),所有支持最高工時而逆北京旨意的政客根本不能獲得足夠提名而上台,結果只有和北京路線一致的才能上台當政。在這個「民主」下,人民根本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影響政府施政方向,所謂「民主」只是讓人民選擇一個負責執行北京路線的人而已,這也是劉廼強眼中「民主」的真面目。


[引用] | 作者 skyhigh | 1st Jul 2017 | [舉報垃圾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