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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30th Jan 2015 | 中國評論 | (90 Reads)

全國人大常委、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最近提的“一國兩制再啟蒙”,和我過去年多以來提倡的“一國兩制升級版”或“一國兩制2.0”概念頗有相近之處。借這個機會,本文正好嘗試總結之前的一些想法,充實“一國兩制”未來應如何完善的討論內容。

在“一國兩制”現在呈現的問題之中,教育方面比較明顯和嚴重。我在佔領運動期間在本欄多次論證通識教育與佔領運動之間的因果關係,在此不贅。這些問題,亦逐漸獲得特區和中央的重視,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監督的說法,亦傳達了非常明確的信息。

制度深深影響著個人意識。空談民族觀念和愛國情操的“思想”,或“命運共同體”的“想像”,還不如實在地在制度上作出調整,讓港人實在地感受到國家的存在。從這一點出發的話,除了教育制度外,還有很多制度可以著力。

在全國港澳研究會今年初在北京舉辦的另一個研討會上,數十位港澳問題研究專家就如何面對香港青年問題建言建策,其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的發言引起了我的共鳴。陳教授表示,國家應創造更多機會,吸納香港青年參與國家建設,包括擔任公務員及自願服兵役。

根據我的理解,國家為香港青年創造機會讓他們參與國家建設,這並不是一種“優惠”,事實上,它是所有港人應該享有的公民權利。值得注意的,報道中陳教授的用詞是“國家”不是“內地”,我相信媒體引述正確,但簡單兩個字卻蘊含深刻的問題。如果我們用過去生硬表述,按“一國兩制”的邏輯,香港也是國家的一部分,建設香港也是建設國家。但如果我們硬要“政治正確”,說吸納香港青年參與“內地”建設,則不但彆扭,也衍生出另一個層次的“政治不正確”。

說到底,“一國兩制”之中,不但“一國”大於“兩制”,“社會主義”亦大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中國制度的主體,它往往“就是”中國,而“資本主義”只是支流,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產物,代表性有限。

我們過去理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往往抱著一種對等心態,因此常用平等互惠性(reciprocity)來設計和規範交往的方式。這事實上有違“一國兩制”中“一國”在 “兩制”之上的邏輯,亦導致了種種誤解。歸根究底,“一國”並不是抽象沒有內涵的“文化中國”、“錦繡山河”,而是主體實踐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道理,跟中國憲法並不只適用於內地一樣。換句話說,不清楚說明“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之下,就說不清“兩制”在“一國”之下,迴避爭議於事無補。

這種等級關係,我們不但要說清楚,還要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彰顯,其中的關鍵切入點是公民權利。作為“中國人”,憲法保障了我們哪些共同權利?這個問題至今無人解答,我們看到的不是“差異”,就是沒有交錯。在這種情況下,張榮順發現“現時港澳社會仍有一些人還找不到國家感覺,不知身在何方”,實在是自然不過。

國民身分不只是口說的“認同”,還有許多實在制度配套 。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一份子,香港人和其他中國人一樣,首先應該擁有一系列共同的權利和義務,然後才是作為香港人所擁有的特殊權利和義務。這並不需要對國家現制度作大改變:我國現時除了港澳台以外,還有各個特區、自治區、少數民族政策等,根本不是鐵板一塊,而能夠彈性地處理各種特殊性。

當我們拿著“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在中國的主體上行走,遭受各種不便和白眼,還真“找不到國家感覺”。不但中國的主體不接受香港身分證作為有效證件,如果你仔細看一下香港身分證的設計,它上面刻意沒有中國兩個字(背面區徽上的小字可以不計) 。說起來,我手上的舊版“回鄉證”,也沒有中國兩個字,不知道新的智能版有沒有。中國身分證上,寫的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才不是什麼 “大陸/內地居民身分證”!

我們可以說這些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去殖的關鍵就是要進行改變。在很長時期,中央領導人反覆宣佈,香港和大陸是河水井水兩不相犯,我不管你,你也別來惹我。給全世界的印象就是只要你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之後就實際上跟中國沒有關係。我們不妨仔細的看看,這跟病態本土主義者的訴求何其相似!這小眾的主流也經常說:我們不要獨立,只要你履行自治的承諾,什麼都不要干預。

中國籍港人改用十三億人共同使用的中國身分證的科技和制式,並不影響他們的實質性公民權利的具體差異,也不違反《基本法》,但卻至少能讓港人能刷上身分證買高鐵票,開始感覺到自己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之後我們逐步要讓香港人在次一點的酒店不再因 “外賓”身分而被拒絕入住、可以參軍,等。

在以上構思下,中國籍港人和非中國籍港人,在香港繼續使用永久性居民證件,其他中國人在香港短期停留,繼續使用“通行證”,這體現香港的特殊性。現在港人去內地用通行證、內地人來香港也用通行證,正是殖民地時代的兩地對等心態的延續,看似平等互惠,實質有礙國民身分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