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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17th Dec 2014 | 中國評論 | (89 Reads)

  “佔中”運動中人,一開口就是“中央背信棄義”。只要問他們具體而言,背甚麼信,棄甚麼義,他們充其量只能繼續像鸚鵡一樣重復標準答案:不給香港“真民主”。再追問下去,就是一面茫然。 

不過對許多香港市民來說,“一國兩制”於回歸以來,確實感覺到很大的改變。記得回歸之初,董建華於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請注意,這裡不單香港和中國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中國要靠香港好。對香港而言,中國好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有趣的是,這番話不單香港受落,內地也很受落。所以陳方安生堅持香港不做中國另外一個城市,當時來說並非太離經叛道。  

之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房地產泡沫爆破、負資產、禽流感、沙士,經濟持續衰退了60個月之後,才因自由行而開始康復,經濟上的自大一掃而空。香港主流社會提出:“經濟一國,政治兩制。”依然堅持政治自主。政改對一些人來說,是他們政治自主的最後防線,再後退就是自主的喪失,成了他們最抗拒的“一國一制”。這裡沒有道理,也不根據事實,單憑百分之百感覺,但感覺對他們來說就是真實,這就是今天的民粹政治。簡而言之,香港不少人受不了“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這新常態。在感覺上,龍門的確是移了位了,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雖然事實上並非如此。 

今天香港主流社會,不能不面對他們努力回避了十七年的憲制現實: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上有一個中央政府,而這個政府是由共產黨執政的。回歸以來,從特區政府開始,都有意識地把這憲制現實視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特區政府是不站邊,不持任何立場的。這就是特區政府的政治中立態度,殊不知政治中立不是這意思,而只有公務員才要求政治中立,特首和主要官員是不能也不應政治中立的。但是回歸以來主要官員大都來自公務員,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身份的重大轉變,依然死抱公務員的立場。 

這也難怪,在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天敵,勢不兩立。作為資本主義特區官員,既不能批評社會主義,但也不好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只好不說,最後退到錯誤的政治中立。中央這社會主義的一方,也有類似的苦衷,她不可能不堅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又要保護不優越的香港資本主義特區,加上秉承鄧公“不爭議”的遺訓,“一國”和“兩制”的矛盾盡量模糊,中央更刻意在港保持低調,長期自我約束,這才於回歸之後,大開中門讓人家搞去中國化,種下今天的惡果。 

因為體制原因,自共和國成立開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位一直都很不正常。在港英年代,雖然英國和中國早有邦交,但是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港英政府也不容許中國在港正式成立辦事處,而以新華社來掩耳盜鈴。因此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在港只能地下活動,視香港的工作形同“白區工作”。這心態沿用至今,基本上沒有改變。於草擬《基本法》時,特別指出香港不實行政黨政治,特首也要求沒有政黨歸屬,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地位和功能。因為一承認政黨政治,共產黨在港的地位便很尷尬,公開活動又不是,不公開活動也不是。 

因為於內地執政的共產黨在香港處於一個隱蔽的邊緣地位,它在香港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低調的做統戰,從邊緣去爭取中間大多數,特別是他們認為代表資本主義,因此代表了香港利益的資本家。基本上是反共拒共的香港主流社會,也樂見共產黨採取這一低調的態度,認為這樣最能保持香港的現狀。“一國兩制”就是既承認共產黨執政的“一國”,同時尊重香港“兩制”的現狀,“河水井水兩不相犯”,不求打破這平衡。 

客觀上,“兩制”在“一國”之下,但主觀上,香港主流社會希望“兩制”與“一國”平起平坐,獨立自主。但如文初分析,香港主流社會覺得今天與中央已經不是平起平坐。據報工商專業訪京團於九月底訪京會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倉主席吳光正談到河水、井水問題,會面結束時,習近平特別向吳光正說,除了河水和井水的問題,還要看“主流”和“支流”的分別。這故事最能顯示香港主流社會與中央領導心態上巨大的差距。 

有趣的是,“河水、井水論”最初是當時的總理李鵬提出來的,借此提醒香港市民於八九風波之後不要以資本主義的“井水”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河水”。今天反過頭來是香港的資本家提醒中央,而習主席不為所動,反提出“主流、支流論”。 

對香港的財閥而言,“一國兩制”只是另外一種方式的“主權換治權”,只是交易的對象不是英國,是他們而已。財閥視香港為他們的主場,特首只是為他們服務的代理人,一方面頂住中央的“干預”,同時創造條件讓他們盡力剝削香港廣大市民,所以香港是全球富翁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時也是貧富懸殊最大,堅尼系數最高的經濟發達城市。香港今天集體爆發的深層次矛盾,榨取最大利益的財閥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有些人至今依然反梁振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梁振英的很多政策都明顯損害他們短期利益。所以他們至今對“佔中”仍不吭聲,於習主席接見他們之後,也沒有站出來表態支持政府。吳光正旗下的“有線電視台”,反政府變本加厲,有增無減。 

很明顯,社會主義這一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長期容忍這美之為“真正資本主義”的矛盾爆發,並影響社會主義內地的管治。但在後冷戰的世界中,“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再是姓資和姓社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都已經與資本主義香港趨同,問題出於香港病態的本土主義,“兩制”是否接受它是“一國”的部份,接受“一國”的領導(即《白皮書》所提的“全面管治權”)。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港人身份認同問題。  

發展到今天,大部份港人只認同文化的中國,而不承認實體的中國。他們是以霧裡看花的局外人態度來看中國,好的,我愛,不好的,我不愛。這種“海外中華”的心態,被美化為“是其是,非其非”。而傳媒天天都只報導內地的負面新聞,評論也是一面倒的批評中國,結果就是天天都在“非其非”,而永遠都找不到可是的是。這正好符合當代阿Q的心理需要:今天我富不過你,也聰明、現代化不過你,但我道德上,還是優越的。我們沒有“地溝油”(哎呀,現在有了!),沒有貪污(哎呀,又有了!),但我們空氣是好的(雖然這跟廣東有很大關係),我們有自由,有民主!總之,“我們”就是比“他們”強,“他們”別通過操縱政改來惹“我們”! 

習近平對香港“佔中”的看法,據報導就是,搞垮了經濟是你的損失,只要不釀成暴亂,中央不管。這其實是西方故意誤導。西方的思路,猶太人祖先不聽上帝的話,上帝便懲罰整個民族。中國做官要為民作主,“阿爺”只會寵壞香港這個孫子而已。只是香港市民如普遍未能覺醒,未能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未能接受普選之爭是如《白皮書》所說:“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本質上是一場“顏色革命”,不能像李飛呼籲的“明辨是非”。從上到下基本上都只是“反佔路”,而不是“反佔鐘”(佔領金鐘政府總部,即是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認為只要道路暢通,“佔中”只是和平意見表達,中央貿然出手,只會引起反彈。要是心理上的反共反華意識驅之不去,簡單的清場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央開始重組香港的政治工作。首先,《白皮書》絲毫不含糊地宣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一國”高於“兩制”,隱涵著由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一國”,高於香港資本主義的“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凌駕一切。從另一個角度看,共產黨已經很有自信地在香港從地下走到地面,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地位不可動搖,在香港的存在也不能忽視。怕也無用,共產黨已經來了,不高興的,請便。 

中央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授權香港依法實行的高度自治,和監督權。根據《基本法》中央很多直接行使的權力過去十七年都自我約束,沒有行使,今後都會陸續依法行使。這裡完全有法可依,誰也沒話說。 

這裡提的對港政治工作,特區政府不想做,也不會做,因而是中央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但工作重點已經不是處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統一關係,而是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問題。簡而言之,就是廣義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跟國家安全一樣,全國的標準都要劃一,不可能四川的國民教育和所培育的愛國感情跟香港不一樣的。

自1967年之後,港英也好,中國政府也好,都刻意不去碰港人如何對待一個有血有肉的實體中國。回歸以後,普遍認為這是一個認識問題,只要加強交流,年青人便會有愛國的感情。實踐下來,效果並非如此,同一個事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闡釋。在反共拒共的氛圍之下,往內地探貧問苦,許多時只會滋生“香港多好”,“千萬別沾上他們”的情緒,反而助長了本土主義。 

甚麼叫愛國?當中最核心的部份,就是認定個人跟全國同胞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有關係才有感情,也才有正確認識國家的觀點和角度。受了“井水、河水論”的影響,中央對香港“不干預”,香港跟內地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不覺得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這才產生了今天的身份認同問題。“佔中”的出現,事實上逼使香港市民直接與實體中國和代表這實體的中央政府,去感受、思考、接受一個有血有肉,有好同時也有壞的國家,並成為一個既有權利,也有義務的合格國民。整個過程就像打翻了一個五味架,酸甜苦辣全都有。這就是廣義國民教育,從“反佔路”上升到“反佔鐘”,從根本上“清場”,瓦解“顏色革命”。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1月號,總第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