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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8th Sep 2014 | 大公報 | (157 Reads)

人大常委會對特首普選方案框架作出決定以後,我在中評網9月2號的文章對局勢的評估是「政改方案能通過的可能性,今天是前所未有的高。不過這只是相對而言,以前是零,今天是一成,也算升了不少,但絕對值依然很低。這裡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情況已經出現失控,不單反對派停不了『佔中』,就算出動背後大老闆,也叫停不了」。 

該文章行文之時,戴耀廷的彭博訪問還沒有發生,現在看反對派兵敗如山倒的勢頭,政改通過的可能性又再增加不少。但即使機會從一成上升到兩成或三成,政改方案最後被否決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因此,雖然政治一天也嫌長,中央政府亦馬不停蹄盡着最大的誠意和努力促成2017特首普選,評估一下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的香港政治局面,仍然有其價值。

牌面上,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對人大常委會決定反應強烈。媒體報道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梁家傑斥責中央「背信棄義」,一向立場溫和的公民黨議員湯家驊亦形容人大作出決定之日是「香港民主進程中最令人痛心、黑暗的一日」,表明「這樣的普選不要也罷」。傳媒突出他們的反應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最民主,而恰好是因為他們都被普遍認為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捆綁否決政改方案「最弱的一環」,最有機會在最後一刻妥協。事實上,他們所屬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也是唯一有條件參與2017特首選舉的政黨。反對派內部加緊「吹雞」,二十五名立法會議員馬上聯署,揚言將否決建基於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言之鑿鑿。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政改還可以怎樣發展?

本欄9月1日發表的文章「人大決定有利香港再出發」,認為人大決定標題顯示「即使反對派否決了這次政改方案,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原地踏步,2022年的安排還是要按照這次人大常委會決定作為框架,反對派不要幻想隨着時間推移,談判的叫價可以越來越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1日來港出席簡介會時回答提問,基本上確認了我的評估。

李飛發言時提到的「三點體會」,港媒普遍不太重視,但其中深有深意。體會的第一點,是「決定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決定權」,第二點是「決定為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奠定了法律基礎」,第三點是「決定有利於創造嶄新的社會政治生態」。

學習過李飛副秘書長的體會後,我也得出如下的進一步體會。第一,人大常委會這次的決定,和之前的《白皮書》一脈相承,中心思想除了是為了解決眼下的香港普選爭議,更是為了正本清源,把「一國兩制」安排下香港和國家、香港和中央的關係講清楚。

這個澄清,是回應本地回歸以來對基本法種種有意無意的錯誤解釋,絕對不是如坊間一些人所言,是在基本法原有內容上「僭建」。

反對派一直糾結誰有權「一錘定音」,李飛這次很直白的告訴大家,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其觀點和立場就是國家的觀點和立場,具有權威地位,是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指導方針」。反對派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人大的決定,但卻再無藉口發白日夢,忽悠港人對國家施壓。

李飛的第三點「體會」最有意思,他表示「決定有利於創造嶄新的社會政治生態」,其實微妙地揭破了反對派國王新衣的把戲,亦顯示中央對香港局面把握得非常充分。

假如反對派拉倒了這次政改,人大常委會決定明確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將原地踏步。到了2018、2019年,2022年特首普選這個議題又會再次被帶起,而我們已經知道「五步曲」之中的第一和第二是不會再發生任何變化。到時候,面對建基於人大框架的同一個政改方案,反對派無論如何投票,都會兩面不是人。

關鍵是,議決2022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反對派議員,跟今天的反對派議員,構成又很有可能不同。2016年立法會改選,反對派政客必然會面對選民的質問,需要交代自己是否會再次否決下一個政改方案。按照劉慧卿等的論述,他們也只能繼續反對。但她們尷尬的處境在於多年以來脫離群眾,曲高和寡,所堅持的「理想」和「原則」並不獲得市民的普遍認同。

對於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框架決定,無線新聞委託嶺南大學的民調顯示,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的比率為45%,認為要反對的40.7%高。同時,一旦立法會否決方案,在可選擇多於一項的情况下,34.7%人認為民主派議員需負責、認為中央政府的則有31.9%、30.6%認為是特區政府等。反對派聲稱市民不會接受有「篩選」的「假普選」,但當嶺南大學民調被訪者被問及假若落實普選,2017年特首選舉時會否投票, 59.4% 受訪者表示會投票、不會的則只有25%。

如果反對派否決政改,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定必遭遇滑鐵盧。到時候,一個願意在正確的「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民主的真正「民主派」浴火重生,才是香港民主的真正起點。我亦因此認為,人大常委會決定確實「有利於創造嶄新的社會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