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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8th May 2014 | 中國評論 | (120 Reads)

在任何時間,判斷它的基本形勢是天下大亂還是天下大治是最重要的戰略分析。建國初三十年,毛澤東判斷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所以要搞三線建設,備戰、備荒。到了鄧小平,判斷世界大戰不但可以避免,而和平發展還是世界潮流,有了這穩定的外部環境,我們便可放心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並且大力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創造了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人類史新紀錄。形勢永遠都在不斷發展中,我們有需要不停的觀察,並作出總結,而國家發展的基本政策,也要跟著形勢的變化而作出必要的調整。一旦對形勢判斷錯誤,政策方向必然不對頭,即俗稱“捉錯用神”,後果將不堪設想。 

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但衝突不斷 

行文之際,歐美經濟一蹶不振,中東中亞戰亂惡化,周邊東南有泰國的內亂,和菲律賓的胡鬧,東北有朝鮮的胡鬧,也有日本的挑釁。這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問題,都必然影響著我們未來的發展,二戰以來近七十年的世界整體和平的格局,很有可能會打破。我們有必要檢視一下,中國以和平發展潮流作為基本國策的基礎是否繼續,或者需要作出一些調整。 

有一點是全球專家學者都同意的,就是隨著美國霸權主義的衰弱,國際格局從冷戰之後的單極往多極化發展。很多人認為世界權力多極化必然會比單極世界,或者冷戰之前的二極世界更加穩定,更加和平。他們忽略了美國的局部戰略退縮,自然會在多處出現權力真空,而這真空狀態本身就不穩定,周邊各種力量無可避免地要以不同的辦法去填補它。這一情況的中長期結果不好說,但於我們可見的十年之內,這必然是一個激烈爭奪的局面。對於這一發展,一般的判斷是局部沖突難免,但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的,因為這樣做代價太大,大到贏家得不償失,甚至人類同歸於盡,人人都是輸家。 

在一個系統之中,許多事物是互相連繫,互為因果的。美國霸權主義的衰落,既是改變和平發展這世界潮流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她本身同時也是和平發展這世界潮流改變的受害者之一。 

資源有限,完全靠市場配置不可行 

以下的各種全球性因素,是近十年才出現,或者趨於明顯,並且於短期之內難以逆轉的。一般論者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只注意到我們下邊提出的一些因素,但卻沒有把它們一攬子的作系統性分析,這才謬以千里。因為這些因素各自來說,都已經成了老生常談,毋須再花篇幅詳細討論,所以我們只作簡單的,並且並非全部的羅列如下: 

1、人口持續增長,但發達國家和未富先老的中國人口老化。 

2、人人都追求美國的物質生活水準,期望值不斷提高。 

3、資源短缺,能源匱乏。對我國而言,特別是水和糧食。我國連續十年豐收,但糧食進口卻年年增加。我國石油對外依存率高達65%,其它很多資源都要大量進口。 

4、環境破壞,經濟增長的邊際成本不斷增加。 

5、西方價值文化繼續向外擴張,但內部千瘡百孔,疲態畢露,缺乏說服力,只能靠經濟和武力硬推銷。 

6、經濟全球化,全面削弱民族國家體系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尤其是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和有效消費。 

7、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加劇。(蓋玆等不同意這結論,他們不明白即便是赤貧,貧窮也是一種相對的狀態,是一種感覺。而全球大量人口脫貧的數字,大部份源自中國。) 

8、資訊科技全面顛倒之前的人類文化,人類對此還在困難和痛苦地適應中。 

9、伊斯蘭教人口不斷較快增長,並滲入歐美基督教社會中,兩個一神教近兩千年的恩怨情仇,已陸續全球爆發。 

這一大堆矛盾,於未來十年肯定都不可能有效解決,有些還會進一步惡化,或者要於惡化到某一地步之後才能有所改善。用時下流行的說法,就是現時的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最近有國際民調報告發表,中國人大部份都視今天的美國為理想國家,但卻大部認為於十年之後的理想國家是中國。美國總統也發出警告,中國人千萬不要模仿美國的生活方式,因為一個地球根本支撐不起十多億人過如此浪費的生活。 

環保界有兩大潮流。時下著重的主要是生產方面要環保,節省資源,降低污染。但是市場是由消費者作主的,消費者奢侈揮霍,結果依然大量消耗資源,產生大量廢物。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國五年規劃中鼓吹“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經濟”,這是正確的走向,但是最近好像又不流行這一說法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盡快另闢一個節資減排的發展模式,不然的話,不說別的,此刻快速全國擴散的陰霾就難以解決,而不出十年,中國的GDP與美國看齊時,地球母親要撐兩個美國規模的消費,也會明顯吃力。 

有一條已經擺在眼前的,是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消費。就是因為我們思想貧乏,所以始終跳不出已經證明破產的新自由主義構陷,十八大之後我國更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的作用從“基礎性”提升至“決定性”。試想一下:我們能不能像美國人那樣年年買接近十雙鞋、數十件衣服?要不要像他們今天那樣大量吃肉,然後百病叢生?更不說不可能像他們那樣住獨立屋加小花園,平均每家兩部小汽車了。這就是美好的生活了嗎?如果不是,我們要追求的是什麼生活?很可惜,這些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根本沒有認真的思考和規劃過。無論如何,縱使從市場的“皇帝”這消費者的角度看,市場不但不可能有效配置資源,事實上也不應讓它去全面主導資源配置。 

發展戰略的再思考 

再下來,就是發展模式的問題。目前一窩蜂的不外就是發展第三產業、城鎮化等。自工業化以來,哪個國家的工業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工廠,她的GDP也會隨而不久上升至首位。而一旦她的世界工廠地位下降,GDP排名也會開始下降,因而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同時意味著產業空洞化,和國力的衰退。而第三產業,內容基本上是兩個極端的二元化經濟:當中一端是高增值,低就業的,主要是金融有關的所謂生產性服務業;另外一端是低增值,高就業的主要是消費性服務行業如零售、旅遊、個人服務等。因此,凡是第三產業發達,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貧富懸殊加劇,經濟增長放緩、就業情況惡化。貧富懸殊加劇,社會整體消費便會出現結構性的不足,供求失衡,墮入惡性循環。經濟增長放緩、就業情況惡化,人民就會更加怨氣沖天,要上街推翻政府了。第三產業佔了GDP中93%的香港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困境,最能說明這問題。香港一個城市已經是這樣,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能靠你替我梳頭,我替你洗腳便可以繼續發展下去了嗎?還是靠發行毒債?西方經濟發展至今證明此路不通,我們不要再燈蛾撲火了。 

另一方面,尤其是出現了3D生產技術,製造產品已經不是什麼問題。我國於未來五年繼續維持世界工廠地位也不是問題,但再往後,經濟如何維持繼續增長?此外還有一個更加基礎的問題:經濟是否需要不斷增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什麼叫發展?我們要不要繼續發展?怎樣發展?如果我們不發展而人家繼續發展的話,後果將如何?要知道即便我國GDP趕上美國,人均GDP依然只是美國人的四分之一,只屬於中等收入水準,我們難道就此便放棄趕超,自甘清寒淡薄?我們應有足夠的智慧開闢新的發展模式,並且於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作各種探討和實驗,謀求突破。 

前段最後的問題便把我們帶到國際關係的層次。美國的全球關注作出戰略性的重大調整,她從中東和中亞退出,所造成的真空由歐盟和俄羅斯來填補,歐洲大陸千年來只暫停了數十年的混戰又再重新開始,疆界不斷重新劃分,國家分分合合是家常便飯。另一方面,美國“重返亞洲”,矛頭再指中國,乘機大賣軍火以維持她僅存的工業優勢,周邊難有安寧。 

幾千年來,天下太平,商貿便發達;商路不安寧,商貿就會萎縮。古今中外,莫非如此。冷戰結束,全球化對美國有利,而美國也以維護全球安定作為霸主的責任。只是這霸主過份自私和霸道,自毀長城,致身陷中東和中亞而弄到四面楚歌,再加上金融海嘯,自顧不暇,不能不抽身。 

全球化至此已經崩潰,美國從WTO退卻,轉而組織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各種區域性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同盟以自保。這樣下去,不但全球國際貿易難以繼續擴張,一個不小心,還有萎縮的危險。我國急於起動內需,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當前的國際形勢當中,無疑都是正確的。而另一方面,我國出於生產的需要,大量從世界各國進口資源,各種物資的對外依存率都十分高。這兩頭在外的策略在太平盛世的全球化環境中是最簡單和具成本效益的做法,但今天這國際環境已經明顯惡化,我們如果要保障供應,便要有能力保障資源所在地、保給線沿途的安全和穩定,以及保障在外人員的安全,這要求一支有全球快速投放能力的軍隊。我國也正在發展這樣的軍隊,但卻一開始便被美國視為威脅,並挑動周邊國家作對抗。 

更加現實的戰略部署應該是放棄完全依靠全球貿易的策略,以自力更生為基礎,並且盡量就近吸取資源和開發區域性市場。歷史經驗證明海陸絲綢之路是成功的策略,從西面和南面的周邊國家開始,逐步延伸至歐洲和非洲終點。於未來十年來說,我們適宜聲東擊西,以西向朝中亞、南亞連橫對付美國在東邊從北往南構建的合縱圍堵。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因而是我們現時需要全力經營的重點,東南亞國家更是重中之重。這樣的話,我們急需要把開發東南亞的主導,從廣西和雲南等貧窮落後的省份,轉移到像香港和台灣等先進的地區,重新啟動香港對東南亞地區經濟的核心輻射作用,讓香港這東方之珠將再次扮演難以替代的重要戰略角色。這將是一個極大的戰略轉移,是我國未來繁榮,以至安全的所繫。 

這一戰略轉移,必然會正面碰上美國的重返亞洲,和日本重當“正常國家”的戰略轉移。但是就算我們不主動轉移戰略,甚至還繼續韜光養晦,我們跟美日的摩擦沖突已經難免;要是轉移戰略,把重點放在東南亞,摩擦沖突一定更多。既然如此,與其被動回應,我們不如主動的為這一發生機率十分高的風險做好準備,擺出不想打仗,但不怕打仗的態勢,以武止戈,這樣反而有可能制止戰爭,而一旦戰爭出現,也可以保障必勝,起碼不吃眼前虧。 

世界已經徹底的轉變了,以往那種好日子已接近尾聲,於新的形勢之下,只要判斷正確,我們反而可以乘機創造形勢,很可能外邊百花凋零,這邊風景獨好。一旦勢成,往後很可能就是以百年為計算單位的中華盛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4月號,總第1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