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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1st Jan 2014 | 中國評論 | (184 Reads)
有一個概念,是香港和內地很多人都十分支持的,就是“小政府”。曾幾何時,什麼“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市場”等口號,充斥著公共空間。在香港,前特首曾蔭權雖云已經放棄了“積極不干預主義”,但他堅守“小政府”。 

事實上,腦筋只要清醒點,便應知道“小政府”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政府之大小,古今中外從來都沒有一個準則。上世紀80年代港英時期的財政司夏鼎基自己定了一個財政標準,認為政府的支出不要超過GDP的20%,自此之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就成了香港政府於經濟上大小的不成文標準,和財政支出不能逾越的上限。回歸之後遇到長期通縮,政府財政持續出現了以前少有的赤字,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便以政府支出已經超過了GDP的20%為理由,大事緊縮。這樣做的結果是通縮持續,民怨沸騰,不但他很快便下台,之後出現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連帶他的老闆董建華也要因病告退。 凱恩斯主義者當然會認為錯誤的財政政策拖長了香港的經濟衰退,延遲了復甦。新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堅持“小政府”是正確的,香港經濟於2004年之後的反彈,並非由於開放內地旅客來港“自由行”,而是緊縮療法的自然效果。因此曾蔭權更奉“小政府”為圭臬,於執政七年之後他卸任時,香港累積的財政盈餘,足夠支付政府23個月的支出! 

曾蔭權任內,特區政府雖然沒有進一步裁員減薪,但是卻也沒有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口,以及其他使用者增加等因素而適當增長。其中一個諷刺的例子是,雖然他定了醫療服務為值得鼓勵的“六大產業”之一,並且歡迎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但是醫護人員長期供應緊張,醫管局屬下的公立醫院病床數字比他上任之前的2000年還要少,結果“雙非”孕婦及其在港生產的子女不但成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還成了香港和內地同胞之間的一根刺。近年來公立醫院出了不少事故,加上去年的海難事件、統計醜聞、紀律部隊抗議到最近屋宇署員工罷工等等,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營部門普遍人手不足。只是這些問題反對派今天全都記在梁振英的頭上,並藉此興波作浪。 

另一方面,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也經歷了多次“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的折騰。最近據云是“國進民退”過度了,“小政府”、“私有化”等口號甚囂塵上。但是我國人民決不會因為“小政府”而忍受“上學難、生病難、住房難”等問題。老人沒有足夠退休保障,政府也不可能公然讓他們集體餓死的。 

同樣道理,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發源地之一,尤其是共和黨,至今仍有不少人還死捧著這理念不放。2005年小布殊任內,南部德州新奧爾良市出現了臭名遠播的卡特里娜颶風事件,數名主事官員要問責辭職。事後檢討,主要是資源不足,國土安全部為此大大加強。2008年金融海嘯,大家都公認的理由是政府監管不足,事後政府需要大量介入,至今仍未退場。 

正如上邊所說,“小政府”是一個十分主觀的概念。世上沒有什麼“大政府”或者“小政府”,只要出現了問題,最後一定要政府收拾殘局。到這時候,人民才不管政府大小,只有好政府和壞政府,而不能解決問題的政府,則肯定是壞政府,輕則社會動蕩不安,重則政府下台,甚至改朝換代。古今中外,莫非如此。銀元的另外一面是: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政府就是好政府,這是千古不易的硬道理。 

從這角度看,梁振英去年競選的口號:“穩中求變,適度有為。”這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說法,同樣是沒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偽命題,只是適合選舉民主的要求,符合中國人喜歡的中庸之道,和港人普遍人心思變的心理,選民愛聽而已。它實際的意義,在於擺脫偏頗的“小政府主義”,政府不作為的魔障。“穩中求變,適度有為”是“小政府主義”的反動,只有在“小政府主義”的背景下,這口號才有它的意義。同樣道理,在內地,新舊自由主義者是認為政府過大,過度有為,才喊出要“小政府”。 

所以歸根到底,內地政府同樣要“適度有為”。我國版圖遼闊,地區差異大,但早在二千多年之前便已統一,“書同文,車同轍”,早熟地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制國家。當代世界潮流是組合而不是分裂,歐盟於今天巨大的政經壓力之下,仍堅持艱苦地走我們一早便成功走完的同一化(harmonization)道路。我們斷沒有可能像某些人鼓吹那樣,硬把行之有效的單一制破壞,從而從頭再建立一個聯邦國體的。於這樣的獨特國情底下,自古以來,中央政府一定掌握較多資源和較大權力,才能把這個土地遼闊,環境差異甚大的國家維持統一,有效管治。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權和國營企業是過去二十多個世紀都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缺乏外部監督制衡機制的情況之下,中央政府很自然便會過度膨脹,產生各種不良的副作用。這既形成了不斷循環的“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抓”的怪圈,但長期卻是一個“超穩定”狀態,不死不活,難以突破。 

今天我們整個國家也好,香港特區也好,都處於一個瓶頸狀態,急需突破。這是一個大課題,這裡只想指出,老黃曆既然解決不了新問題,我們就應該跳出這些思想框框,以一個外星人全無成見的角度去考察我們面對的問題,從而得出真正實事求是的方案。這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真正意義,死攬著已知,我們永遠搞不出未知。我們千萬不要墮入“大政府對小政府”、“公營化對私有化”這些無運作意義的、不能解決問題、只增添無謂爭議的誤區。 

這一思路,表面上跟時下什麼都要從“頂層設計”開始,謀定而後動的潮流大相矛盾。我從來不反對事先做好規劃才行動,但與之同時,我們心底裡要十分清楚,即便是最好的規劃,一碰到現實,它都必然會四分五裂。我們要相信“頂層設計”,但卻千萬不能迷信它。“頂層設計”是一個理論模型,從中我們界定了各種變數和它們之間的關係,於碰到實際而出現意外的時候,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知道問題所在,和如何有效處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頂層設計”的存在,有助我們發現和處理問題之外,更有助我們改善“頂層設計”,實踐—理論—實踐—理論的不斷逼近現實。這一個必要的不斷自我完善過程,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回到香港,我們要規劃的“頂層設計”,目標也並非是政府規模的大小,而是如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民主、達致和諧”,並研究這幾塊各自的規律、彼此的關係,和政府能調動的槓桿等。然後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前進,不斷修正。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2月號,總第192期)

[1]

簡單說幾句,這背後視乎不同的利益取向,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就己經說明問題!實際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玩弄雙重標準的,需要時就要求政府支援,所謂大得不能破產,不需要時就要政府撒手,讓他們為所欲為。


[引用] | 作者 | 24th Jan 2014 | [舉報垃圾留言]


就是!

[引用版主回覆] | 作者 劉廼強 | 24th Jan 2014

[2] 30年左 30年右

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就由科技決定:換言之,有新科技,經濟就發展;無新科技,經濟就停滯不前。在經濟發展時,人人都望發達;但經濟停滯時,則人人望安定. 前者是右派時代,而後者則是左派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種新科技(當時的)帶來了新的機遇,於是全球向右轉,連列寧都要實施「新經濟政策」。但二次大戰並沒有真的帶來新科技(正確來說,是當時發展出來的新科技尚未能民用.),於是,中國和中歐(對,俄羅斯才是真正的東歐.)的改變,為世界帶來長達30年(至70年代為止)的向左轉時期。越戰之後,大量原本軍用的科技被開放給民間使用,於是80年代起,全球向右轉。不過,自GPS後,美軍再無新科技開放給民用(對,由戰後開始,美軍就成為新科技的火車頭.),於是,由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開始,世界又向左轉了。在向右轉時期,小政府成為主流;但向左轉時期,則人們都不計較「做又36,唔做又36」,大政府就成為主流了。


[引用] | 作者 住在第三民國中人 | 24th Jan 2014 | [舉報垃圾留言]

[3] 第三民國人

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不是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的常見病。經濟發展快,大家注意力多放在發展方面,發展慢下來,注意力就放在利益分配上。


[引用] | 作者 | 26th Jan 2014 | [舉報垃圾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