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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9th Aug 2014 | 大公報 | (165 Reads)

我三十多年的親密戰友曾澍基匆匆的離開了這個世界,平白錯過了馬上開場的又一次政治「完美風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力排眾議支持國家於1997年恢複行使主權,實行港人民主治港;九十年代初我們力拒「匯點」內部的錯誤路線,反對支持彭定康的「三違反」政改,與王卓祺等一起退出「匯點」;最近曾澍基與王卓祺還在探討民主和香港 前途問題,噩耗傳來,他突因食而噎,「都沒你咁好氣」了!

好家夥!你這才子這就走了,剩下的許多理論還未發揮,我只能在這裏選擇性的作狗尾續貂,以免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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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5th Aug 2014 | 中國評論 | (151 Reads)

現在越來越多人明白普選沒有“國際標準”,根據《基本法》框架,完全符合國際上普遍承認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要求,因而什麼“真普選”也者,是實上是子虛烏有的偽命題。  

普選無所謂真假,但有好壞之分。好的普選有十分清晰的客觀標準,那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的繁榮和穩定”。而這清晰的標準,同時也是香港廣大市民的普遍共識。如果鍾庭耀敢問市民要不要一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的繁榮和穩定”的好普選,我可以肯定,起碼有八成以上的市民有肯定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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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18th Aug 2014 | 大公報 | (231 Reads)

不是說什麼「撕裂」、什麼「兩極化」嗎?反對派的大遊行跟我們這次愛國愛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相比,真的很「兩極化」,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首先,我們的遊行是旗幟分明,主題單一,清清楚楚就是「保普選、反佔中」,一早聲明,如有理念不一致的人加入,將請警方要求他們離開。不像反對派搞大遊行,每次都是數十個不同訴求的大雜燴,到最後由主辦機構一律把所有參加者都說成是爭民主、爭普選,赤裸裸的就是強姦民意。我們可以很有信心的聲稱,8.17大遊行的參加者,全部都支持「保普選、反佔中」這唯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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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18th Aug 2014 | 中國評論 | (135 Reads)

兩週以前,我在《中評網》發表“黎智英撕破畫皮 廉署豈能不作為”一文,呼籲廉政公署、特區政府和司法機關正面處理黎智英“獻金門”,不能姑息,讓傳媒、商業利益和外國勢力肆無忌憚透過金錢賄賂污染腐蝕本港政壇。有網友閱後在我博客留言,大潑冷水,指出“香港法院,我們基本可以肯定是反對派的堡壘,他們不通過司法程序來搞亂檔,我們都可以還得神落;要通過它來制裁任何一個反對派,只是癡人說夢”。

這位網友對香港司法系統的不信任和失望,有其根據。上週四,律師會通過對發表愛國言論的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屬該協會成立108年以來首次,再一次讓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國兩制”中法制這個節骨眼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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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14th Aug 2014 | 中國評論 | (147 Reads)

當下內憂外患,風雲日急,但於重重迷霧之中,一個富強中國的輪廓一分一秒地顯得更加完整而清晰。當今西方文明正在死胡同的末端掙扎,未見到有能找到出路的跡象,帶領人類文明走下一段未知的道路,毫無疑問將是我們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宿命,我只能遺憾生物規律未能讓我親身體驗大國的風采,此刻唯有從香港這井底,猜想一下這裡的居民如何能躍出井外,參與這滾滾的民族復興洪流。  

經過了三十年的折騰,香港看來已經盛極而衰,如今禮崩樂壞,年輕一代自我封閉,傳統的優勢已陸續被自我毀滅,我身邊不少朋友都對香港表示絕望,看來香港會步世界史上許多偉大的國際商埠如泉州、威尼斯、橫濱等後塵,難逃式微的命運。但是英語國家主宰的現代史中,紐約和倫敦卻都成功從商貿轉型到金融,再上一層樓。當今之世,國際金融已緊緊被用普通法的英語國家所主宰,所以非用普通法和英語的金融中心,例如法蘭褔克和東京,不管擁有多好的腹地、時區優勢、如何努力,都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級的國際金融中心。從這角度看,“紐倫港”之說是天經地義的地位,未來數十年之內無人能挑戰。 

根據這難以推翻的邏輯,上海雖然努力學習英語,引進大量英語人才,但因為不可能採用普通法,加上其它整體條件還比不上香港,可以預見,直到中國強大至能改變國際金融已緊緊被用普通法的英語國家所主宰這規律之前,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即便是像我這對國家前途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來說,這一天的來臨,起碼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只是這二十年正正是我國復興的關鍵時刻,當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和地位無法取代。 

新加坡是用普通法和英語的金融中心,但一個五百多萬人的獨立小國,只能做像瑞士蘇黎世那樣的另類國際金融中心。只是她跟香港距離太接近,更加上處於同一時間區之中,時刻都受到香港絕對優勢的擠壓。新加坡今天的地位,純粹是李家領導之下,掌握到並填補香港於過去一段時期失去方向感和不作為,因而不主動競爭所出現真空的成果。一天香港振作起來,新加坡就只能萎縮。 

香港既然具有如此短期之內無可代替的優勢,她今天的成就只能說是不成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香港自作孽,內耗、自我封閉、不作為。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從殖民管治發展下來,國際金融業務已經完全為國際大行所把持,成了一個為現有國際金融寡頭服務的國際金融中心。換句話說,香港不是為“中國夢”服務的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底線,國家的金融安全,香港的金融界對此絕無意識,未想過要捍衛,也不會有決心和能力去捍衛。我對此已經批評了多年,而且着重指出,光是出於金融安全的考慮,國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香港,不可能不大力發展上海,甚至深圳前海,作為備份。這對中國來說,這類似以前因為要備戰,在內地山區發展三線工業,明擺是資源錯配,但也不得不如此。一旦外部環境明朗安全,便優先發展有優勢的沿海地區,時機一到,發展便勢如破竹。同樣道理,一旦在香港解決了金融安全問題,中央不可能不把國際金融事業重點發展放在香港,到時香港的潛力將得以充分發揮,前途無可限量,遠非今日的水平,未來的輝煌,我們無法想像。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應該為誰服務 

特區政府和香港的金融界,自己不求上進,整天到晚只懂得伸手向中央要政策,卻連自己最基本國家安全的責任都沒有考慮如何做好,回歸十七年都沒有按《基本法》23條規定立法,結果只可能事倍而功半,今天的狀況對國家也利弊各半。要知道,中央不作主導,特區政府不會作主導,結果就是今天的環境,是我們大開中門讓國際寡頭來主導,讓他們不顧我國利益和金融安全地謀求他們的最大利潤。這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沒有好處,對香港沒有好處,對國家沒有好處。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要十分清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只有一點:為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需要服務。香港要明確定位為中國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不是為國際金融寡頭服務,讓外資來這裡炒賣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中央需要下定決心,義無反顧地全盤主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國家這樣做,完全沒有違反一國兩制。中央毋須行政干預,她的主導可通過政策和市場兩個槓杆進行。滬港通便是一個現成例子,通過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合併,港交所的董事會中自然便增加大量代表國家利益的議席,最終的目標是代表內地利益要佔主導地位。中銀和中資銀行近年來在港大事擴張,客觀上已經擠壓了匯豐系統和渣打銀行的市場比份,擴張應該繼續加大力度,目標應該讓中資銀行作本地市場主導。我多年前鼓吹特區政府接管回報長期不理想的強積金,附和的聲音已經日漸壯大。像新加坡那樣由政府全盤管理強積金,並給予種種政策配套,證明是成功的德政,有十分顯著的安定社會效果。特區政府於掌握了強積金之後,在金融方面,便是本地投資市場的大客戶,於穩定市場有莫大的作用,起碼不會單純為了短期利潤而作破壞性的炒賣。中央全盤主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完全具操作性,完全可行。對此,國際金融寡頭也不會反對,不敢反對,因為在一般情況之下,一個健康快速發展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對他們同樣有利。香港的萎縮,卻未必對他們有利。 

現在中國決策層已經正確地認識到,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並且形成了共識。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同樣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首先,它要服務於香港實體經濟。香港經濟93%是第三產業,香港金融業第一服務對象是香港的第三產業。香港的第三產業過分單一,要多元發展。上屆政府提出六大產業的說法,但卻只說不練,本屆政府忙於自救和搞政改,到今天依然騰不出手出來搞經濟。我一早指出,香港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空洞化,這是多年以來支援內地發展的結果。因此,今天發展香港經濟的關鍵是要把香港經濟充實化,以現有的基礎和優勢多元發展。 

我多年鼓吹香港要發展總部經濟。事實上,香港在名義上已經是一個國際總部中心;但很可惜,這些總部大多都沒有實際業務,也沒雇用多少員工,實質上只是一個辦事處。這對香港來說是一種糟蹋,對我們國家發展也是資源錯配。國有企業應該帶頭,與其它中資企業在港設立其走出去的國際總部,並把它們的國際業務放在香港,這才充分利用香港的綜合優勢,特別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另一方面,有了大量的中資企業在港設立總部,開展業務,外資不可能不跟風,這將為香港提供大量多元和優質的就業,並有效穩定香港的經濟和社會,中資逐步主導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時香港再度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自開埠以來,香港國際化的基礎從來都是中國因素,通過加強中國主導,香港才可以更加國際化。如果香港不首先是一個中國城市,她的成就充其量是另外一個新加坡。正正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她的潛力遠非新加坡所能企及。 

香港前途光明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當然要為國際服務,大量我國和跨國公司的國際總部都設在這裡,這一功能將充分發揮。而從地緣考慮,香港首先要為欣欣向榮的東亞地區,特別是鄰近的東南亞地區服務。沒有中國主導的大東亞經濟圈從來都是空想;沒有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服務支撐,這個地區的經濟合作只是畫餅充飢。現在籌建中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總部將設在北京,香港失諸交臂,這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雖然可惜,但完全可以理解。這裡只想說,中央於收拾局面,在香港取得主導之後,類似的組織如另一個籌建中的金磚銀行等之類的最佳所在地應該是香港。此外,中央應爭取把許多各種性質的國際組織總部和地區總部搬來香港,把許多國際性、地區性的會議放在香港舉行,把香港建設為遠比過去輝煌的國際大都會。總的來說,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在以前,這被理解為讓資本家放手賺錢的社會。現在看來,這觀點錯得很利害。我們不妨跟隨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重讀一下《資本論》(韓毓海:《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或者通俗一點看看宋鴻兵的《貨幣戰爭5》,當會明白資本主義的關鍵就是金融。一國兩制,在香港搞資本主義,具體而言,就是在香港發展金融業。社會主義發展要引進的並非資金,這在我國已經過剩了,需要往外投資;也不是什麼先進經驗,我國在科技和管理方面已經於許多領域後來居上了;最終而言,中國要學習的是金融管理,如何利用資本去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馬克思並沒有全盤否定資本,只要適當的利用和限制,金融是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有如市場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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