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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1st Sep 2010 | 信報 | (42 Reads)

回歸以來,香港各方面都停滯不前,很多優勢都眼巴巴的被內地其他城市趕超,不但現狀自己無力改變,前途更一片茫茫,無處奔投。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大都形成了一股既自大又自卑、畸形自閉的本土意識,內向退縮,固步自封,偶爾亂闖一番,以表現自我。

「次主權」等奇談怪論,便由此滋生,並且大有市場,因而更獲得傳媒政客煽風點火,波濤迭起。這種病態本土意識,如繼續發展的話,早晚會出大事。菲律賓最近就馬尼拉香港人質被殺事件的反彈,可說是其先兆。

空間收窄局限發展

我們香港人如真的愛香港,便要積極進取,致力打破困局,再闖新天,回復自信。這方面, 「一國兩制」無疑是有一些局限和阻力,我們是有需要就此努力向中央爭取更多政策和授權的。地方對中央,這是應有的動作,並非伸手乞求。本文且舉一個頗有迫切性的例子,供大家討論,和供特首作施政參考。

許多人都明顯的感覺得到,回歸之前,香港在東南亞國家,即東盟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地位十分重要,關係密切,影響重大。回歸之後,關係反而大大疏遠,影響力大降;中國與這些國家組成的「東盟10+1」自由貿易區於今年1月1 日正式起動,香港竟然被排在外。不但如此,香港也絕少與其他關稅區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這樣下去,香港的國際經濟空間便會愈來愈窄,對未來的發展,局限很大。

特區政府官方的口徑是香港從來都是自由港,簽不簽FTA,是否在自由貿易區之內,並不重要。須知道GATT 之轉型為WTO,是在涵蓋了有形貿易之後,增加了服務和投資,後兩者正是香港經濟的主打;官方還以GATT 的心態去理解新的WTO形勢,是自欺欺人,為政府不事作為、自絕前路找藉口。

身份權力並不等同

真實的情況是,香港雖然是GATT 締結單位之一,是一個獨立關稅區,但是只能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單獨關稅區的身份成為WTO 的成員。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身份與權力跟中國是不等同的。對此,這方面的專家,廈門大學的唐永紅有以下的詳細論述:「從WTO 成員資格看,《WTO 協定》第12 條的『國家』與『單獨關稅區』是並列的兩類主體概念。這既表明WTO 本身並不是主權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也排除了單獨關稅區等於國家的可能性,從而既賦予了兩岸四地都可以成為WTO 成員的法律前提,並使得WTO 下兩岸四地經貿關係成為WT O 平等成員方之間的經貿關係,又不僅不影響兩岸四地隸屬一個主權國家的客觀事實與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一個中國原則』,而且以『一國四席』這一客觀事實本身明確反映和強化了WTO 各成員和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表明了WT O 下兩岸四地經貿關係是作為同一主權國家內部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而不是國家間經貿關係。

「此外,WTO 中『一國四席』的形成,並不意味着同為WTO 成員的兩岸四地因此具有同等的對外簽訂國際經貿關係條約、參加國際經濟組織的權力,也並不意味着香港、澳門、台灣不僅相互間可以而且可以自由地與WTO 其他成員簽訂FTA 之類的協議。因為,從國際法主體身份看,非主權國家實體雖然可以作為國際法主體,但其主體資格與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例如,作為非主權主體的國際組織的權力與權利是成立該組織的成員授予的,不能超出授權的範圍。單獨關稅區通常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組成部分。由於單獨關稅區不是主權國家,作為有限的國際法主體,它本身沒有締約權,對外簽訂國際經貿關係條約、參加國際經濟組織的資格必須得到其所屬主權國家的授權或確認,並且其行為與活動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實上,GA TT1947 第26 條第5 款(c)在規定單獨關稅區被視為締約方的條件時,就強調該單獨關稅區需要經對其負國際責任的締約方提議並發表聲明證實該單獨關稅區『在其對外貿易關係和本協定中規定的其他事項上』享有完全自主權。

「正是基於此認識,WTO 下的香港、澳門、台灣並不天然具有獨立的與其他主權國家或單獨關稅區簽訂FTA 之類協定的權利,而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授權或確認。」唐副教授認為《基本法》已經就此作出授權。他指的應該是《基本法》第116 條,有關的部分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所謂「優惠貿易安排」,應該包括FTA。因此,特區政府不積極主動的跟其他獨立關稅區╱國家簽署 FTA ,主要是自己不作為的結果。至於被排除於「東盟10+1」之外,則是另有原因。據我所知,如香港加入的話,澳門理所當然的也得加入,即使排除了台灣,中國便會從一票變為「一國三票」,東盟十國不幹。為了促成與東盟十國盡快達成協議,顧全大局,中央暫時不讓香港參與。

積極爭取加入東盟

要知道,於2008 年國際金融海嘯之後,全球化的步伐已經大幅放緩,代之而起的,將會是區域性的經貿整合。從中國的立場而言,東亞這個佔了全球四成人口,即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環境底下,依然是活力最強的地區,是未來二十年戰略上必須大力經營的着力點。因此, 「東盟10+1」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香港和台灣因為歷史的原因,也有其獨特和關鍵的角色須要扮演。

我曾經在不同地方發表文章強調,沒有香港和台灣的參與, 「東盟10+1」的作用,尤其是對東盟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事倍功半。現在「東盟10+1」已經起動,框架早已固定下來,再加港澳兩票已起不了關鍵性的作用,絕不會妨礙東盟國家的利益,只會有助它們的發展。中央大概一時之間顧不上突出要把港澳台加進去的迫切性,但是為了香港本身利益,也為了國家利益和東盟十國的利益,香港有須要努力爭取盡快加入,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和維持香港國際性的必要措施。

由此觀之,自回歸以來,董建華政府也好,曾蔭權政府也好,對待FTA問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我收窄國際空間,和與中央爭取不力之嫌。有關FTA 問題,談到擴展國際空間,香港內部不難很快有共識,而且不涉財政支出,基本上只要特首一聲令下,工作便可以馬上展開。作為屆末的未來一年多施政重點之一,此舉雖然不會立竿見影帶來實利,贏得一般市民的掌聲,但有如當初董建華致力跟內地融合一樣,本屆政府這戰略性重大的一步,中產以上的人士會欣賞,而當好處慢慢顯現時,一般老百姓必會感受到,而歷史也將會記此一功的。


劉廼強 | 14th Sep 2010 | 信報 | (29 Reads)

最近關於房屋、西九第二次諮詢、二十三條立法等較熱門的問題,我都這樣缺席。眼看有關的討論,水平不斷倒退,這樣下去,是絕難達到有意義的結果。

正如時下流行民調,連中學生做習作都十九包括不知所謂的所謂民調;我們更迷信諮詢,認為毋須背景資料和專業知識,每人噴三分鐘口水,便會為問題找到最佳答案。結果是,鍾庭耀說他做的民調顯示特首民望不及格,大家便都相信特首不及格;而事無大小,政府都做一些指定動作走過場的所謂諮詢。更有趣的是,大家不但樂此不疲,更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這樣代表香港有自由民主。

公共事務,又不是要做原子彈,其實人情常識而已,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相對於第一次接觸某一事項的人來說,接觸過一百次的人就很專業。最起碼,有經驗的人一開始,就能撇除明知是行不通的一些方案,把嘗試和搜尋的範圍大大收窄,避免許多彎路,集中精力於幾個關鍵點,效率自然提高,效果自然更好。

房屋問題不可能有共識

所以向來諮詢的對象,大都是閱歷豐富,事業有成的人,而諮詢的作用,除了在技術層面之外,他們還代表着社會的主流價值。這就是諮詢的最基本意義,之後才到行政吸納政治,讓意見領袖覺得受到尊重,不帶頭反對政府。

但是這樣的諮詢,決不可能像現在那樣,每人發言三分鐘了事。內地就有這個傳統,每年人大政協兩會,除了正式的會議之外,一些官員親自到各人房間,閉門詳談。而經傳媒披露,大家都知道時常有來自北方的各路「收風人」,就各種重大問題作詳盡的諮詢。我有理由相信,內地官員對香港民意的掌握,許多時比特區政府還廣泛和深入。

但是,諮詢的作用主要在社會有一定共識之下,才能發揮出來。高鐵的爭論絕對不可能靠諮詢來解決,因為大家的價值和目標,簡直南轅北轍,不可能有共識。今天的房屋問題也是一樣,大家對政府的房屋政策莫衷一是,因為彼此對這政策背後的許多假設和要求都大不一樣。今天政府諮詢了一大批人,到拍板那一天,又會有另外一小批人跑出來抗議,並且責怪政府從來沒有諮詢過他們,聽不見他們的聲音。

他們罵得也對,政府的確忽視他們的訴求,事實上更是忽略了他們的存在。此無他,不可能人人都諮詢,諮詢所要,並且能吸納的政治,只是所謂「有代表性」的社會主流。而這些抗議的人,有時不惜以較激烈的手法去爭取的,其實是要政府吸納他們,主流社會承認他們的「代表性」。這根本不是諮詢與否的問題,是打入圍的問題,是社會權力再分配的問題,是政治鬥爭。

過去四十多年,綠色運動通過抗爭由邊緣進入主流,這過程我們看得很清楚。而這過程,也不可能被議會政治所取代,因為抗爭者一定要得到起碼是關鍵少數的主流社會部份所認同,才能有足夠的選票進入和取得起碼的議席。社民連今天千方百計搞各樣抗爭,就是要取得 10%的少數,在立法會中每區各拿一席。

這個過程中,要求社會吸納的,不光是某些人物,而是這些人所代表的,被包裝為新價值,和新的優先次序的新利益。這裡牽涉到許多人的利益得失,激烈和許多時頗為持久的攻防戰在所難免。我們現在正身處一場慘烈戰役當中,只是我們絕大部分人選擇埋首沙中,評論員人云亦云,很多時自覺和不自覺顧左右而言他,把大眾蒙蔽誤導而已。

質疑「中環價值」代表性

回頭談主流社會和它的價值。台灣的龍應台來了香港不久便創制了「中環價值」一詞,香港的新進文化界不但毫不汗顏,還如獲至寶般經常拿出來把弄。我從來不大清楚什麼是「中環價值」。但從龍應台的文學式描述中,只能猜想這大概就是她討厭的香港主流價值 。但今天的中環,橫看豎看都代表不了香港主流社會;如果單以中環商業區而言,基本上,有代表性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官員,因為政府合署集中在這裏;另一種是甲級寫字樓內工作的大企業僱員。所以不人云亦云的香港人,大有質疑「中環價值」的代表性。

香港的主流價值,有如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主流價值一樣,其實是構成被主流社會認可的各族群的價值的大雜燴。這最基本的道理,一般受過社會科學思考訓練的人都明白。對被拒諸門外的人來說,自然顯得「跋扈」。最討厭的是,政府和官員雖然全都貌似謙恭,你要諮詢,他搞諮詢,你要對話,他跟你對話,但門卻始終關上,或者只象徵式的開一線,只認可一兩個少數通過,弄到進了門的兩面不是人。

房屋問題不管怎樣掩飾,赤裸裸就是利益,而牽涉到的,正正就是政府與大財團這兩大中環勢力的核心利益。西九之能再拋出諮詢,事實上是政府與大財團吸納了各種文化人,讓他們分嚐少許利益,關鍵不在於諮詢。房屋問題諮詢什麼?不就是如何分配利益。問題是,對於如何分配利益的背後許多假設和要求,社會不但沒有共識,而政府更放棄主持公道的角色。諮詢也者,作用是政府自己不想做醜人,搞搞諮詢走幾場,稍稍平息民憤拖時間,並挾民意央求財團從手中漏一些利益出來,讓政府容易做人而已。

還是挑穿迷霧說亮話吧,諮詢——假的也好,真的也好,是應付不了有基本利益衝突的政治鬥爭的。先不說政府今天不論如何出手,時間上都要好幾年之後才能見效,遠水救不了近火;更大的問題是天平已經傾斜到幾個大地產商手上,土地儲備竟然多過政府手上的公地,地產商看透了,政府手上根本就沒有足夠籌碼去通過市場抗衡他們。搞諮詢、拖時間,看來拖不過2012年6月30日。

如今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的,當然「七國咁亂」。本屆政府為今之計,只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殖民地政府慣用的,以行政手段宣示它才是香港的統治者,富與官爭,必無好下場。最近特區政府頗想給市民看它要硬起來,但市民看到的,就是明顯力不從心。

慷慨解囊此其時

既然硬不起來的話,退而求其次來軟的,政府可對既得利益者曉以利害,因為政府加財團的「中環價值」,這回碰上的正正是香港真的主流價值和利益。主流是硬碰不得的,碰了肯定要倒霉。為了免禍,「中環」兩幫人宜乎坐下來,立馬慷慨「大出血」吐出頗為可觀的利益給街坊。

這方面,港英時代的滙豐銀行是典範:香港經濟出了問題,港英一個眼色,它便會出來表演其「企業社會責任」,很積極的擦屁股,收拾局面,屢見不爽。李嘉誠先知先覺,彎了弓,還未放箭;其他大財主慷慨解囊,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