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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5th May 2010 | 信報 | (14 Reads)

我在不久之前發表有關共和的論述,有些社會歷練很深的港大精英學弟學妹們都表示看得不大懂。這難怪,不說香港大學了,整個香港從來都只出產專業人士,不出產政治人才;政治人才成了「一國兩制」的最大瓶頸。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孫中山先生,淺薄的香港大學竟然數典忘宗地把他踢了出去,不以他為校友。別看它那裏有這麼多的博士,世界排名怎樣,香港大學就是如此淺薄無知。世界級大學云乎哉!

共和的理念其實很簡單,就是實行憲政。通過法制等制度建設,不單保障人民能當家作主的權利,並且有順滑操作的機制,保障良好管治和可持續發展。與之相比較,當今的一般民主信徒,則簡單地相信用手或用腳投票,就已經做了「老板」,落實了當家作主。

專政訓政憲政

這樣的一攤,「共和」與「民主」兩者高下立判。只是行憲費時,孫中山就提出了「專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目下內地大概仍處於專政轉化到訓政期間;而自命民主的台灣,被訓政多年,還遠未到憲政水平。至於香港,殖民地的專政於回歸過渡期間已淡化,但卻從沒有做過任何訓政工程,回歸十三年,至今成了亂政;刁民當道,群妖亂舞。

以決策為例,民主派認為諮詢至上,動不動就以「你沒有諮詢過我」為理由,大吵大鬧,甚而反臉。我們不妨思考一下,諮詢就能產生良好決策了嗎?以天星碼頭為例,開始諮詢時,有些人還未到公民年齡,沒有被諮詢,到要執行時,小孩長大了,出來說未被諮詢,便振振有詞要抗議。而更多的情況是,開公開諮詢大會時,小貓三兩,一到落實前夕,就有人出來說未被諮詢。好了,就算事無大小,都來強逼性公投,按道理人人都被諮詢過,是否按公投結果辦就是好決策?

說到底,諮詢也者,就是讓不同的利益集團表達他們的利益與擔憂,這大不了是良好決策的必要條件之一。成功平衡各方利益,結果是少爭議和少阻攔而已;過分強調諮詢而忽略其他方面考慮的話,決不是良好決策。在任何情況,包括公共事務,良好的決策要求知識和資訊,決策者應該是專業精英,而非一般缺乏知識和資訊的普羅大眾。在小範圍之內,例如公司部門決策,基層決策等,各利益攸關者的知識和資訊佔有量都很接近,欠缺的部分可以容易通過溝通交流補足,廣泛諮詢和深入交流,使大家的知識和資訊的佔有量均等之後,共識很容易出現,良好決策便會順理成章。這就是西方有些學者提倡,並在內地基層作實驗的「參詳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註一】。同樣道理,像瑞士那樣一個一個緊湊的小社區,是有條件可以高度民主的。

但是較大群體的決策,單憑正反雙方以很短的時期,分別嘗試密集向群眾洗腦,之後一人一票多數決,質量就很難有保證。我愈來愈覺得美國的總統選舉兒戲,就是這個道理。選什麼?除了最終是選舉經費多者勝之外,選的不外能言、善道、好看、沒醜聞,客觀的效果是,美國歷屆總統的能力識見等,都相差很遠。近二十多年來,西方更流行「大話精」(spin doctor)治國,日日都是競選日,政客做事避重就輕,形式主義,短期行為,追求高民望,不敢硬碰有爭議的難題,中看不中用。這一流毒,現在已傳到香港,你我都身受其害。

共和派追求領袖從公開和公平合理的程序產生,並讓他在憲政的框架、權力受到監督制衡的環境之下,充分發揮其專業知識和智慧,作出有時並不是那麼面面討好、但卻有利宏觀和長遠發展的良好決策。領袖產生的公開和公平合理程序,往往並非簡單的一人一票直選,小圈子間選產生的英國首相,其質量保證遠比美式總統選舉高。而程序中公開和客觀的定期評審,包括考試,更是這個制度中必要的構成部分。有數以百計的生命經常扛在肩上的民航機師,就每年都經過嚴格的體檢和考試,一不合格便淘汰。這種做法遠比幾年之後的下一次選舉時才有可能以選票踢走庸官,更加合理和有效率。

獨立監察重要

從這角度看,我們傳統的科舉制度,其背後的思路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孫中山更進一步提出「五權分立」【註二】,在西方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這「三權」之外,參照傳統理念增設獨立的考試院和監察院。西方在近數十年才陸續建立如獨立的審計局、反貪局、申訴專員、以至消費者委員會等,都說明獨立監察機制的重要性。官員每年的評核,也日趨系統化,但普遍還未到獨立的地位。台灣實行五權分立到今天,正反經驗都累積了不少,不管怎樣看,都是很有創意和價值的共和實驗,有待我們好好的總結和發展。

從上面的介紹,大家可以見到共和確實遠比民主複雜,尤其是對政府和人民的素質和承擔的要求都較高。只是世界本來就不是那麼簡單,硬要把它簡單化為民主的話,最後必然走樣和不通。因此,許多人都公開承認民主並非最佳的選擇,只是未有更好的替代而已。但是共和起碼在理念上是超越了簡單的民主,而且要求制度不斷改進和完善,其目標必然是盡善盡美。

快普選未必好

我知道有些憤青會說:「講咁多耶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普選?」我只能說,我支持普選時,許多「八十後」還未出世。我反對功能組別時,今天的所謂「民主派」卻是贊成的。只是我們當年就已經知道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一早就提出普選前要搞倒數啣接。三十年如一日,我追求的是憲政,不是簡單的普選。我從來都支持好普選,不支持快普選。轉眼超過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不說別的,《政黨法》沒有,《國家安全法》沒有,天天只知嗡嗡嗡的要明天普選,「終極普選」,要是成功了才是噩夢的開始。

早在二○○四年喬曉陽就已經說得很清楚,在政黨未成熟之前,不宜太快取消功能團體選舉。再不,就像其他很多民主體制那樣,搞兩院制。大家不妨想一想,在沒有《政黨法》和《國家安全法》等制度基礎之下,普選真要落實,門檻能不高嗎?中央如不要求這些制衡機制,它就是不負責任,一旦出了什麼事,有關官員烏紗不保還事小,還很可能造成國家和香港重大損失,遺臭萬年。

一人一票不是不搞,但民主事業,或者更嚴格一點,共和事業,決非一人一票那麼簡單。

註一:JAMES S. FISHKIN, BAOGANG HE, ROBERT C. LUSKIN AND ALICE SIU: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n Unlikely Place: Deliberative Polling in China, B.J.Pol.S., 2010。

註二:簡單而精括的介紹,請參:五權憲法原理


劉廼強 | 18th May 2010 | 信報 | (19 Reads)

「公投起義」鬧劇終於過去,公社聯盟自有其獨特的解讀,並宣告勝利。今後四十五至六十天之內,主戰場將仍然回到二○一二政制發展方案在立法會的結果。期間,反對派當然不會放過每年「六四」和「七一」的指定動作,而今年的「六四」將是另一次反共高潮,而不管處於法案通過的前或後,「七一」的主題也必然是反特區政府。而反對派早已聲言,如政府不讓步,他們將再次綑綁否決法案之餘,還要上街、還要罷免特首……。

我們倒不妨看一下,如政改法案通不過,之後將會怎樣。

首要面對第二梯隊

首先,政府與反對派雙方都會表示憤慨,之後互相推卸責任。反對派只懂得上街,所以這指定動作一定會出現。但以政改而言,反對派開始時一鼓作氣,攻勢凌厲,走到七月,已到再衰三竭,遊行只是必要的殿後措施,難成氣候。說到罷免特首,《基本法》中根本沒有這一機制,反對派只是信口開河,充其量只能搏曝曝光,蠱惑一下普通市民,對政府來說,根本連嚇唬的效果都沒有。

只是不久之後,立法會休會,尊貴的議員們當然要渡假。這將有兩個月左右相對平靜,一方面休養生息,另一方面也要檢討再計劃。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黨內第二線政客。這些政客已經憋了很久,急著要上位,從心底裏急不及待,要盡快實行普選,以增加上位空間。二○○五年「自己友」否決了方案,他們無辜被耽誤了五年寶貴的青春,已經焦躁無比。現在慘劇重演,又要再等五年,還不知到時情況如何,不知何年何月才輪到他們,其失落之情,可想而知。

這些二線政客在遊行示威發洩之後,一定會回頭向黨內逼宮,要霸了毛坑十多廿年的一線政客於二○一二年讓位。這些一線大佬大姐們大都戀棧權位,必會以種種原因推搪,並且會推出種種培訓計劃作緩兵之計。二線政客當中年過四十五的,桐油埕只能裝桐油,他們或會鬥長命死忍,或會另併名單參選。而三十至四十歲左右的,許多會意興欄柵,積極的會另起爐灶,自立山頭;消極的會索性退出政治圈,另謀其他事業發展。結果是反對派大量流失有志參選的壯年黨員,並出現明顯的斷層和分裂。

而之前對運動一無參與,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很容易奪權執政當特首的公民黨,一線的大狀政客們本來就有後路,從政只是一時投機。因為他們有輸的本錢,所以敢於兵行險著,以為率先穿上激進外衣,便能號令群雄,吞併民主黨,逼中央及特區政府就範,二○一二奪權執政。誰知過高的幻想只換來更大的挫敗和失望,以大狀們的香港「叻仔」心態,於適當時候將會止蝕退市,公民黨最終被民主黨兼併只是時間問題。

這新形勢正好為三十歲上下,亦即時下流行的「八十後」騰出大量空間。這些新血因為輩份低,不可能一下子問鼎立法會議席,對一線政客毫無威脅,而且初生之犢,十分勇猛;加上「八十後」當時得令,他們勢必為一線政客所力捧。

社民連得益最大

「八十後」是在回歸之後成長的第一代,從小就被教育要當家作主,勇於爭取權利。他們比「六十後」,「七十後」都較積極進取,是我們大力培育的結果,絲毫不足為奇。這一現象,總的來說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八十後」並不是全都激進,很多人會以為「八十後」政客多會歸社民連,我們不要為幾個高調出位的青年,而過分高估社民連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八十後」的投票率全世界都偏低,社民連也難以扭轉這局面。他們上一次選舉的得票,已經顯示了社民連票源年齡層很廣。事實上,從他們的網絡電台Myradio的聽眾統計數字反映,社民連的群眾集中於五十五歲以上,青年人的比例反而偏低。

不過這樣一來,二○一一年的區議會選舉會競爭十分激烈,而且會跟二○○三年一樣,反對派會突然冒出很多青年和小山頭,把區議會選舉議題全面政治化。但跟二○○三年不同,市民沒有那時那麼政治化,而且有些吃過虧,不容易再相信對小社區沒有承擔,選了也做不長的空降空頭政客。從現在初步看,反對派的區議會議席可能有少量增加,但決不會是二○○三年只憑一句「踢走保皇黨」便能大勝的重複。

可以想象,二○一二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都會很政治化。最起碼,所有參選者都會要面對政制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弄到建制派和反對派雙方都會分別很尷尬。不過總的來說,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派要承擔較多否決的責任較為難;特首選舉,則只會聚焦於勝算高的建制派候選人身上。

不管怎樣看,社民連是這次政改折騰的最大得益者。它的論述偏頗簡單,容易打動某些群眾,在政治化的選舉中很具優勢。它既沒有既得利益,又不與其他反對派協調,空間無限,要上位當然加入社民連。憑此,一批什麼地區工作都不做的憤青們可在二○一一年空降於一些選區,擾攘一番,既可練兵,又可「收靚」,贏了固然好,輸了也很「威」。至於二○一二立法會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每區一般只要能拿一成左右的選票,便穩拿一個席位。因此,如無意外,社民連在下屆立法會準拿五席,多擠走兩個反對派政客,應無懸念。對新冒起的一個政黨,不管怎樣看,也得承認這是個輝煌戰績。社民連的擴張,在區議會單議席單票制選舉中,或許對某些地區工作差的獨立議員有威脅;在立法會選舉,社民連吞噬的,主要還是其他反對派的選票。對其他反對派來說,社民連真是如芒在背。

建制派無甚損害

至於親建制這邊,尤其是民建聯,政治化選舉當然不妙,但根據政改方案區議員能互選上立法會的話,形態更政治化,情況更加不妙。民建聯和工聯會都有一套青老議員更替的機制,工聯會尤其完善,按部就班,絕少塞車,也未見過鬧分裂。所以兩次政改,民建聯都只是勉強接受,這回如再次被否決了,對親建制派利益無大損害,他們絕不介意。

對曾蔭權來說,這回政改能通過,當然是一宗政績。但如果大眾都看見他盡力爭取,到最後方案被否決,也不會太怪他,大不了是民望再次下跌幾個百份點。曾蔭權會介意,但不會太上心。反正他的任期只有兩年,政府早已進入「跛鴨子」階段,媒體的焦點也已轉向各「疑似特首候選人」身上了。

最後說中央,它想政制向前循序漸進發展,並且已經釋放了不少善意,但作為中央政府,憲制原則必須堅持,國家和香港利益一定要捍衛。情況發展到今天,中央當然不高興,政改被否決,勢必惡化其對反對派的印象和關係,認為原地踏步,並非壞事。至於上街示威等,內地天天都有,香港能亂到那裏?

相信大家都看過電影「回到未來」。看到未來的結果,反對派應該改變今天的肇因吧。


劉廼強 | 11th May 2010 | 信報 | (37 Reads)

反對派最令人討厭的,是說的是仁義道德,做的卻是男盜女娼。即便是在同一宗事件之上(甘乃威事件是進行中的近例),也可以反手為雲,覆手為雨,隨時變臉。

商台事件是另一個近例。大眾傳媒接受非商業性(包括政治性)的廣告和節目贊助等,在全世界商業社會都是常有的事。劉慧卿自己就在商台賣政治廣告,呼籲市民參加遊行示威,明顯超越了底線,而親建制人士也可以包容她,毫無怨言。但稍後民建聯贊助商台節目宣傳其新秀的地區工作,反對派對此不單大動干戈,討伐超過一星期還未停,而且還告到官府;而帶頭發難的,竟然是劉慧卿!這不單是雙重標準、不單是一百步打五十步,而且益近只許百姓放火,不許州官點燈。其荒謬絕倫之處,可謂空前!

而曾鈺成聲言如政改法案已有三十九票贊成,他將辭去立法會主席一職,解除其「三不」的承諾,投票讓法案通過。這一行動要求在表決前七天,已有三十九個立法會議員明確表示會投贊成票,他才會作出放棄位高權重的立法會主席這重大犧牲。任何稍懂港情的人,都會知道這一情況接近不可能出現。他這樣做,其實表態多於一切,表示他將不惜犧牲名位,也要爭取政改往前行的意思,沒有什麼實質性意義。

爭取政治闡釋權

而縱使曾鈺成到時投票,因為已經不再是主席身份,已不受「三不」承諾所約束,所以也不存在誠信的問題。曾鈺成此舉,客觀上是強化了立法會主席不投票這傳統,只會是建制派不高興,反對派應該欣賞才是。但是反對派完全不顧事實,非要把它定格(frame)為「個人誠信」問題口誅筆伐、把出頭表態的曾鈺成搞臭不可。明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他身為立法會主席而投票,才能扯上誠信問題。反對派簡直是無理取鬧。

反對派之所以一再指鹿為馬,除了要於本周日他們自編、自導、自演的所謂「公投」之前製造事件,大力炒作、加強曝光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此確立他們對所有政治事件的闡釋權。因為一旦成功取得闡釋權的話,今後任何事件的是非黑白、輕重緩急,都要由反對派說了才算。今次政改也是這樣,反對派要向中央爭取的,並非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是整件事情的主導權:要中央放棄其製訂由下而上尋求共識的「五步曲」,而要聽他們的吩咐,再責成特首按他們的意志作修改,然後強加於你我身上。

為求達致其醜惡和不民主的目標,反對派近日在面對市民冷淡反應的環境時,竟然墮落到不惜說謊造謠。劉慧卿日前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突然聲稱自己「聽聞內地有人來港,與法律界人士及學者接觸,就人大(就政改問題)釋法,把功能界別確定為普選的一部分探口風」,並在五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會議討論有關功能界別的問題時,正式重提此事。對此,林瑞麟在回應時面對面直斥其非,批評她危言聳聽。之後記者各方求證,似乎沒有其他人被接觸過。

對這個問題,我還有少許特別發言權,因為人大真要釋法的話,之前我是要被諮詢的人之一。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我從未聽過有這一回事。

事實上,這一謊言早於去年底便已產生,在反對派之間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不斷反芻流傳,傳媒也有報道,甚至有云大律師公會也準備公開聲明反對。只是謠言止於智者,大律師公會的智慧似乎比反對派政客稍高一籌。

炒作搶曝光

另外一個明顯是謠言的,便是反對派高調向傳媒預測曾蔭權將於上周四到立法會答問時,公開宣布他和三司十二局在內的所有政治問責官員,決定集體杯葛周日的「公投」,不會到票站投票。對此,特區政府已作正面否認,而曾蔭權於立法會中亦堅持一貫官方口徑,表示考慮投不投票。不過,反對派製造事件,炒作搶曝光的目標已經達到,就以本報為例,這一非事實也佔了過半版的篇幅。

《論語》有云:「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反對派政客最近一連串的拙劣政治小動作,首先反映他們形勢十分不妙,正陷入「窮」途。而我們的反對派政客在這環境底下的反應,是很「濫」的不斷生事造謠,無所不為,徹頭徹尾是小人作風。罵人家缺乏誠信,其實最沒有誠信、連起碼的品都沒有的,正正就是反對派他們自己。君不見連余若薇到最近竟然也忍耐不住,自行撕破其藍血淑女的畫皮,在立法會廟堂之上,公然稱林瑞麟為「公公」的?

對於這批反對派小人政客,我們還能有何期望?還能相信他們的滿口仁義道德嗎?如果反對派投贊成票通過了政改方案,便會妨礙或者阻延落實普選的話,那麼,否決了它,起碼還有道理可言。但是政府這回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但比上次被他們綑綁否決了的二○○五方案稍為朝普選和最後可能取消功能組別的方向走了一步,而且還參考了反對派有利自己能多拿新增議席而提出的意見作了修改。不少論者多次指出,這回政改只須跨出一小步,會有助往後香港民主發展走出一大步。反對派政客們如非為了個人私利著眼,怎能解釋他們寧可原地踏步和可能不利二○一七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因而會延緩二○二○立法會全面普選等不良後果,而死不願意往前踏步,要再次綑綁否決政改呢?一定要糊清一色,否則乾脆不叫糊,有這樣打牌的嗎?更可惡的是,他們選擇不吃糊便罷,我們卻要無辜陪他們白白許多年沒有進賬。這是哪一門的「民主派」?明明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反對派。

民主度身訂造

從這次政改的言文攻勢中,很明顯,反對派只關注立法會選舉,集中火力針對他們直接利益攸關的功能組別存廢問題。對於他們基本上無緣的特首選舉,則接近不顧,大不了只提出門檻不能比二○○八年選舉高,而其原因也只不過是能讓梁家傑之流出線當候選人而已。說白了,什麼民主不民主,反對派只是要求根據其政客們的需要,度身定造而已。反對派政客要爭政改主導權,爭的是主導發展要有利他們上位和掌權。看清楚:他們的心裏哪有什麼大理想?哪有公眾利益?哪有你我的福祉?

今天反對派之所以能夠阻住地球轉,純粹是因為《基本法》設計背後的理念十分民主,它要求照顧少數的意願,社會有從下而上堅強的共識基礎,才往前發展。「強摘的瓜不會甜」,如果社會上對政改有強烈的不同意見,一時三刻又未能好好溝通妥協,與其強行通過,只會激化矛盾,反而不美。暫時再原地踏步五年才考慮,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事到如今,我們只好盡最後努力,作最壞打算。這極可能出現的結果雖然無奈,但不接受也得接受。


劉廼強 | 4th May 2010 | 信報 | (23 Reads)

今天正值「五四運動」九十一周年,而香港又處於民主化向前邁進的關鍵時刻,正好談談「五四」和「德先生」。

所有歷史事件和人物,總會在往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闡釋和評價。「五四」在香港,長期是民主的圖騰,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歎息我國傳統文化長期被摧殘,弄到今天花果飄零,道德淪亡。我們可曾考慮過,「五四運動」同時也是摧殘我國傳統文化的發端?於此可見,民粹式非黑即白的簡單論述,無助於我們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

「五四」擁抱「德先生」。但在此之前,美國的立國群賢,和頗受這世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影響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都盡量不用容易帶有民粹傾向的「民主」字眼,而提倡「共和」。他著名的《三民主義》,也以「民權」和「憲政」代替「民主」。共和就是主權在民,也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不同形式的選舉,只不過是體現人民主權的方式之一。在香港,我們刻舟求劍,反過來以普選為目標。

「普選萬能論」可休

我們客觀地看,香港的特首雖然並非普選產生,但民望低潮時,也遠比直選產生的代議士們高,可見認受性與是否普選產生,沒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香港市民很現實,大都不會以「民主是天生的權利」為出發點追求民主,而希望以民主去達致良好管治,所以反對派才大推「民主萬能論」(其實是「普選萬能論」),直指沒有全面普選的政制不民主,是社會不公的根源。

是嗎?美國夠民主了吧?它的總統是接近普選產生的,它的議員是普選產生的。但請看看《紐約時報》著名評論員Maureen Dowd上周對美國參議院就高盛事件的聽證會的觀察 ,主持聽證的議會,和被責罵的高盛高層人員,其實都是一丘之貉,管中窺豹,可見民主美國的社會不公、政客偽善等,只會遠甚於香港。「普選萬能論」可以休矣!

話雖如此,我仍是堅決的民主派,正確的說,我堅決擁護主權在民的共和憲政。我這樣說,首先否決了封建世襲,或者幾個大家族輪流坐庄的制度。請注意,亞洲不少有普選的所謂「民主」國家,正在實行這一假共和制度。這從另一個角度,再次否定「普選萬能論」。

再說,以我們舉目能見的大小政客,有誰真有本事治理好香港?即便明天香港便有世界上最完美的「終極普選」,你這個「有得揀」的「老板」,其實也是「冇得揀」。這也難怪一般市民對政改和投票都不熱衷,最熱衷的,只是利益攸關的政客。而對這些比美國同行水平更低、私心起碼同樣重的政客,我們能放心他們於普選中當選之後,不會與大財團勾結嗎?

反對派會說:有了普選,我們可以踢走壞政客和不稱職的政客。我只想說,在半民主的香港,所有有關的手段,我們今天其實都已經擁有。但是連反對派自編自導的甘乃威調查案,一到演出時,反對派竟然可以綑綁不參加,可見別說要踢走政客,連進行調查也有困難,不是反對派說得那麼簡單的。

西方反其道而行

從共和主義立場來說,人民權力的體現,通過法制,以合理方式選賢與能十分重要,但目前的普選方式,效果不是太理想,大有改進的餘地。更重要的是,對人民選出來的人,人民如何監督和制衡他們,要他們老老實實地為我們做事,少做錯事,不做壞事,不以權謀私。而當發現公僕和代議士們出現問題,如何及時作有效的處理,包括如何和平、順滑地解除他們的授權和職位。這都不是普選、或者簡單的「民主」所能解決的。

進一步說,共和主義還關心良好的決策制度。我國傳統的理想政治家是「內聖外王」,西方則追求「智王」(philosopher king),這都承認良好的決策是要由精英做的;在後現代社會中,更要求決策要有利人民的福祉。這要求不單界定了「良好決策」的標準,同時更要求決策要回應人民的訴求,照顧少數的需要。這些十分重要的要求,也不是普選、甚至直接民主所能解決的,所以西方近年來出現了「參詳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協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等聽來十分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我們試想想:英語世界中,那有「民主作風」,「他很民主」這些提法?

在過去二十個世紀中,有十八個世紀中國領先全球,難道我們的文化就像「五四」所認為那麼一文不值嗎?從「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舊」,都是一脈相傳的。今天內地雖然整天到晚喊反對全盤西化,卻千方百計要「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們不妨對鏡看看,反思一下,衣食住行,除了食還保留着中國特色之外,我們的社會從裏到外,哪裏還有中國味道,難怪連端午節都給韓國搶了去了。

幸好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人在創造了無數舉世矚目的奇迹之後,終於重拾民族自信。在這方面,我們是比日本幸運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其實都已經超越西方,處於人類文明最前沿地位,但他們心底裏,卻仍然永遠認為現代性╱後現代性與西方是等同的。今天中國認為,後現代文明並不由西方專利壟斷,是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人民共同構建的。同樣道理,西方有智慧的人,從來都承認,他們那套民主並不完美;只是絕大部分缺乏智慧的人才不容許人家實驗改進之道。我們中間食洋不化的人,才會以西方愚人馬首是瞻,自甘跟着人家的尾巴,以他們缺陷多多的那一套為「終極」,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民主非終極目標

我在這裏公開徵求「終極普選」的答案,至今沒有人敢回應。這裏我再進一步請教:你能提出在提名權、被提名權、選舉權、被選舉權都一人一票一等值的普選方法嗎?省得你浪費時間,我在這裏先答了:在像香港那樣較高層次和較大規模的選舉中,現實上從來未有過,將來也沒有提名權、被提名權、選舉權、被選舉權都一人一票一等值的普選。

「五四」於內地叫「青年節」。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是鼓吹青年人繼承那種敢於挑戰建制和現狀的朝氣。正如青年人並非永遠是對的一樣,「五四運動」中也有不少糟粕,毋須盲目崇拜。毛澤東有云:「糾枉必須過正。」在當時的環境,如不提出今天看來十分偏頗的「全盤西化」,難以殺出一條血路,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不過今天已經不是這樣的環境,我們決不應抱「凡是」的態度去對待「五四」以及「德先生」。民主既非終極目標,也並非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我們需要的,是有利我們福祉的好民主;欲速則不達,即食的快民主沒有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