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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27th Apr 2010 | 信報 | (26 Reads)

上周的文章發表之後,我的電話響個不停,你怎樣也猜不到的朋友和對頭,都來跟我討論我給民主黨建議的出處。而網上也多了不少有關的對罵,連我的博客也受到污染。「心戰室」把我提倡多時的做法刻意誤戴給夏佳理,連罪狀都給不出便把硬來踩我。種種迹象顯示,我又搔中一些人不同的癢處。心戰也沒用,當下誰上跳下竄,誰氣定神閒,是一目了然的。

事實上,就在上周一,何俊仁主動透露「有官階、有授權」的人士自春節後便與他就政改進行溝通,連對方要求保密都捅了出來。但在政府方案推出後,對方的訊息是「現在程序要咁做,但可以繼續傾落去」。這訊息已經很清楚,跟我早前在這裏說的「小變是大變」、「進一步,海闊天空」,完全一致。

更新政改論述

我這裏又一次老婆心軟,為民主黨一批前戰友繼續指點唯一的生路。他們今日的處境,跟當年淮海戰役初期的傅作義差不多,還自以為手上有本錢,還想提條件、作主導。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的史實,坊間有不少文獻,民主黨不妨多看點書,以史為鑑,當知抉擇。

有云:民主黨內有鷹派和鴿派,如果在政改法案投贊成票,必將造成分裂。

我說:司徒華老練,於危急中一鎚定音,硬把民主黨從社公聯盟這個龍潭中救出來,免即時沒頂,但卻陷於流沙之中,慢慢下沉,早晚會淹斃。事到如今,民主黨於七月之後能一無損傷,能不分裂嗎?它充其量只能爭取最低損失而已。它如以舊的民主拒共論述投贊成票,固然是即時死亡;縱使以此思維投反對票,政改方案再次被否決,也只是以行動向全世界證明自己目前的「溫和路線」徹底失敗,功勞全歸社公聯盟激進派,民主黨也同樣要分裂,票源也會大量流失。

但是如果民主黨能以全新和合理的論述來投贊成票,少量本來應該是社民連的黨員和票源,始終要歸社民連,誰也阻擋不了,但此舉卻能說服和穩住絕大多數,並且拓展部分新票源,損失會降低至最少。再者,這根本不是分裂,而是轉移至新的道德高地並且進行清黨,於清黨後,民主黨內部共識更一致,更加強內聚力和戰鬥力。

認清政治資產

像二○○七年四十五條關注組於投票前夕才醒覺,能與中央溝通是政治資產而非包袱,因而不斷放風說隨時會接到北京來電。這回何俊仁自爆與「有官階、有授權」的北京來客作溝通,顯示他也明白這個道理。今天已經輸掉這政治資本的公民黨鎚首頓足之餘,對民主黨只會羨慕得牙癢癢,何俊仁既已自曬特別資本,今後更要好自為之,「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了。

這便帶到另一個問題:民主黨有這轉型變陣的膽色和魄力嗎?

民主黨和其前身港同盟是靠「六四」起家的,至今還與支聯會人事重疊。但這政治老本已吃了超過二十年了,「六四」晚會人數一浪低於一浪,參加者大多志在感受一種氣氛,選舉期間他們未必投票,投也未必投給民主黨。晚會前的遊行,則人數明顯不斷萎縮。這樣的老本還能吃到哪年哪月?借劉曉波等增加新元素,有如為老婦人打羊胎素,還能勉強延續青春多久?再下去,這遊行肯定會被社民連騎劫,然後一鍋端成了他們主導的活動,窩囊的民主黨只為人家作嫁而已。

而更直接的問題是:一方面高喊「聲討六四屠城」,同時又故意暴露與北京特使密室跳探戈。民主黨的群眾會怎樣看?香港市民大眾會怎樣看?北京會怎樣看?節婦大概也有偷情的,但絕對不能見光。今天何俊仁既然自爆做婊子,哪能還繼續死抱貞節牌坊?不如光明正大的索性從良,今後還有穩當的日子過。不然的話,只會左右做人難,愈活愈難看。

回頭死路一條

與中央作溝通,共同循序漸進落實民主,毋須偷偷摸摸,走出了第一步,就得要第二步、第三步的走下去。這是一條不歸之路,現在既然開始了,再回頭就是死路一條。這裏毋須膽色和魄力,只要清楚自己的處境就夠了。而最明白其處境的,當然是民主黨和它的主席何俊仁。他當初之願意溝通,和今天自爆秘密,當然有他不能不如此的原因,以後的許多發展,是不言而喻的。成王敗寇,自古已然,這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倒是何俊仁值得注意和小心翼翼的地方,真要視乎執行的膽色和魄力了。

再下去,就是民主黨有沒有足以說服大眾的論述能力?

以我所見,沒有。民主黨中,稍有論述能力的,都屬於前匯點系,而前匯點系中有較高論述能力的,早已被排擠,出局的出局,或被邊緣化。但我相信,如果民主黨領導層真有誠意要作新論述的話,只要開聲,前匯點的人應該不會拒絕。

當然,前匯點中也有高低手,理念也未必相同,最終的結果,是互動的產物,是否有說服力,誰也難以保證。如果說風險,這才是最大的風險,機遇臨門,卻力有不逮,反成一患。要是這樣的話,民主黨只能怨自己懷遇不才。沒有新思維、新論述,民主黨就根本不可能投贊成票。民主黨自己沒有能力,於是隨波逐流地投了反對票,否決了政改法案之後,自然會被淘汰,誰也幫不了。

難逃坐以待斃

說了這許多,其實香港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足夠有水平的政治人才。香港人習慣搵快錢,投機倒把,一哄而上,一哄而退。政治上也是一樣,政客左右逢源,嘩眾取寵,不惜一切,只求個人出位、上位;事事要有立竿見影的成效,並且怕得罪人。因此形式主義泛濫,做事和說話都追求政治正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這樣的畸形環境底下,香港只可能出產政治庸才:庸官、庸議員、庸傳媒、庸評論,個個都是花拳繡腿,中看不中用。一遇上真正困難壓力,根本就不懂得反應,要不是做變色龍,就只能坐以待斃。

民主黨是在美英大力栽培下,於溫室長大的,多年來都是順風順水,前呼後擁,養尊處優,沒有人敢惹這幾個大佬。這樣的一個寵壞了的早衰老店,一真正碰到智慧和能量都比他們高好幾班的中央官員,根本就無招架之力。

現在做不了變色龍,更連轉型變陣的能力都欠缺,這裏要求他們更新論述,簡直就是緣木求魚,機會微乎其微。剩下來的,民主黨就只有坐着被淘汰。討厭的是,他們在臨終之前,還很可能要大破壞一番不可,真正損失是你和我,但你我卻完全無能為力。

這就是為什麼人人都認為這回政改法案被通過的機會很小的終極原因。說白了,人人心底裏都信不過民主黨,不認為它有能力改革開放、與時並進、自我完善。我最近經常說「在劫難逃」,就是這個意思。


劉廼強 | 20th Apr 2010 | 信報 | (36 Reads)

政改方案一出,反對派不論公社聯盟也好、終極普選大聯盟也好,馬上團結一致,統一口徑喊反對。這反應對稍有政治常識的市民來說,都不是意外。大家都知道,反對派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其實都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他們自己也不諱言是「兩條腿走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軟一硬,態度儘管有所不同,目標則完全一致,要中央屈從他們的要求,違背它自早前定下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向特區政府發指令,再強加於市民身上。

這種由上而下強蠻而不民主的思維,與中央堅持既按程序、又尊重多數和照顧少數、由下而上尋求共識的「五步曲」,不論在情、在理、在法、在民主原則,都大大不如。這也進一步證實我的論斷,這根本不是有沒有民主,或者民主化快慢之爭,關鍵是由誰主導政制發展。中央定了的框架和程序,反對派非要突破它不可。縱觀終極普選聯盟的具體建議,跟公社聯盟一樣,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奪取政制發展的主導權。

不說社公聯盟的「起義」、「解放」等使大部分市民不安的無聊口號,連所謂「溫和」反對派提出「終極普選」的要求,也不知所謂。我在論壇上花了起碼五分鐘詳細介紹古今中外,都沒有出現過不能再改進的「終極普選」這回事,卻換來自稱「公信第一」的報紙在新聞報道中對這些事實隻字不提,卻採評論的態度,以「極左」「狂言」來形容我認為「終極普選」是荒謬的結論。反對派的政客和傳媒,也真的荒謬得可以!這裡我想公開請教他們,請告訴我:究竟什麼是「終極普選」?

政府方案合理合法

與之相比較,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首先是得到絕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並且符合《基本法》要求的循序漸進、均衡參與、按實際情況等的要素,和二○○四年人大釋法和二○○七年人大決定的框架和授權。它雖然未必是人人都叫好,起碼是合理、合法,和朝着普選方向邁進。

其次,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也回應了二○○七年反對派提出要排除區議會委任議員於增加的區議會互選議席之外的要求,同時也接納了他們對互選要用比例代表制的建議,更即時開始積極游說廢除區議會委任議席。與此同時,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更於香港公布政改方案之後幾小時,便在北京透過記者招待會,重申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對二○一七年可以進行特首普選的莊嚴承諾,並清楚解釋為何用「可以」而不用「必定」之類的字眼,澄清了反對派的疑慮。這一系列動作釋放出來的誠意和善意,反對派顯然沒有受落,但誰也得承認中央和特區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已經做到「合情」的地步。

於特區政府提出了政改方案之後,一眾聚焦於民主黨的反應,大佬司徒華一鎚定音,主席何俊仁聲稱否決。政府方面,主事的唐英年和被反對派視為與中央作溝通橋樑的范徐麗泰都公開承認通過有難度。在政改法案上立法會之前的兩三個月,不論是真情或假意,雙方都會在市民面前大力表現誠意,爭取民意站在他們這一邊。目的也是很簡單,一旦政改又遭否決,選舉又再原地踏步,讓對方負上政治責任。

內部分裂外失群眾

平心而論,這場民意爭奪戰,反對派明顯處於劣勢。首先,如上分析,他們開局實在太差勁,簡直不知所謂,弄到自己處於情、理、法都不合的位置,進退失據;加上私心太重,互相攻擊,內部分裂,外失群眾和選票。與之相比,建制站穩情、理、法道德高地,處於優勢。更關鍵的是,建制方希望政制往前發展之心,已溢於言表,而這種心情,也與普遍市民相呼應。將來否決不前的,是反對派,不是政府,更不是建制派,到時賬很自然就會算在反對派的頭上。

目前的政治氣氛中唯一對反對派有利的,是社會不公造成的一股怨氣,直衝被目為「官商勾結」的特區政府。據反對派的邏輯,這是因為沒有民主,特首並非普選產生所致。而香港之所以沒有民主,是同樣是不民主的中央共產黨政權從中作梗的緣故,所以矛頭直指中央。但是尤其是在金融海嘯之後,把不民主和不公義直接劃上等號,和民主萬能論的簡單思維,已經市場日窄。雖然網上和社公聯盟強烈反共,但是充滿毫無根據的猜疑,和種種陰謀理論的冷戰思維,同樣不合時宜,充其量只能凝聚少數憤青,和支持社民連於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中奪得每區一席。這一策略,對反對派於再次否決政改之後,整體擺脫政制原地踏步的政治責任,以及內部分裂,外失群眾和選票的嚴重損失無補。

無論將來發展如何,社民連是大贏家,將於下屆區議會和立法會中增加議席,已無懸念。而公民黨在五月十六日之前被社民連牽着鼻子走,內部分裂,支持者向左右兩方出走,是大輸家,也勢在必然。

民主黨則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狀態。它如激進化,有公民黨前車之覆,死路一條。但如果建制在政改方案沒有進一步退讓的情況之下投贊成票,內外都難以交代,風險難以估計。因此,它提出否決政改跟與中央繼續溝通對話互不抵觸的說法,這是既要當妓女又要拿貞節牌坊的如意算盤:否決政改以示立場不變,繼續溝通是以此作為優於社民連和公民黨的政治資本,鞏固其市場定位和跟社民連和公民黨的市場區隔。

絕地求生投贊成票

這一策略,說白了,是民主黨民協化,「又傾又砌」。我不支持這一「精仔哲學」,而經驗證明,這左右逢源的策略並沒有為民協帶來太大的政治空間。但是我知道,對民主黨來說,這已經是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勇氣才走出的一步。正如政改方案中增加區議會議席,是為將來取消功能組別議席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空間一樣,我希望民主黨從「只砌不傾」走往「又傾又砌」,是它走出「六四」情意結,擺脫「民主拒共」的冷戰思維,逐漸離開結果是死胡同的民主獨木橋,走上與民族復興同呼吸的民主陽關大道的戰略性第一步。

要是這樣的話,民主黨的領導層需要盡快把他們新的理念作整體的論述,向黨內外解釋清楚。只有這樣,民主黨才能重拾道德高地和重掌民主派的大旗。而且,它在近期更應主動以全新姿態多走幾步,清楚建立自己的風格,和說服香港市民、特區和中央政府,跟他們打交道的,是一個需要刮目相看的全新民主黨。

事情發展到今天,於我看來,這是民主黨絕地求生的唯一出路,而政改是最自然、因而是最佳的時機和突破口。只要盡快把道理論述得清楚,民主黨投政改贊成票,打破多年的僵局,為香港落實普選清除障礙,廣大市民必將即時叫好,與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必會突飛猛進,二○一一和二○一二選舉,我會為民建聯擔心。


劉廼強 | 13th Apr 2010 | 信報 | (136 Reads)

我說過我於五月十六日前不會再談「公投起義」,但在讀了上周五黃賢的文章 ,我想正面的談一下公投的問題。

我不認識黃賢,但他是我敬重的一個受過委曲的愛國者。我也留意到,他這少有發表的文章,同樣也是出於維護「一國兩制」和促進「和平統一」的好意。「和平統一」這問題太複雜和沉重了,反正大陸對台灣示好,已經接近「無微不至」,誰也不知道是否容許「辭職再選」等有些人認為可以顯示「氣度」的動作,會有什麼實際效果。在這問題再上綱上線,只會愈扯愈虛無飄渺,不着邊際。這裏只想聚焦於香港。

香港非英國

黃賢認為「辭職再選」是「議會制度的核心價值,更是民主制度的管治倫理」。他整篇文章只抽象地提到英國的事例,依此作邏輯推論,充其量只能說「辭職再選」是「『英國』議會制度的核心價值,更是『英國』民主制度的管治倫理」。而英國實行的是西敏寺模式,議會主導的政制,跟香港近似美國總統制的行政主導政制,不應混為一談。普通法國家沒有出現法西斯,卻出現了兩個帝國主義霸權,我們別把普通法看得太神聖,捧得太高。

退一百步說,黃賢是讀法律的,也是尊重法治的,當知「惡法亦法」的基本道理;除非像香港某些反共人士般故意挑戰法律權威,要是尊重法治的話,縱使你認為《基本法》有萬般不是,但在成功修改它之前,它的所有條文,仍然需要嚴格遵守。

《基本法》是沒有「辭職再選」這回事的。(回歸以來曾有立法會議員辭職的例子,那是因為醜聞纏身之故。這可歸納為因病或因事不能出席會議而喪失資格這範疇之內,是《基本法》七十九條所容許的。)而《立法會選舉條例》,也不能凌駕《基本法》,所以我才說特區政府不應搞補選,才主張要抵制這多餘的補選。這裏,原則是最重要的,費用只是次要的考慮。

這裏附帶指出,《基本法》頒布了二十年,實行了快十三年,社會上連反對派都沒有正面提出要求修改,於此可見,這本經過港人廣泛參與制訂,香港和北京三上三落的法律,到今天依然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民意最大公約數。

法律問題談得太多了,暫且打住,回頭再談我為什麼極力反對搞公投。法律不外人情,不搞公投,是有其實際考慮的。最近我看到內地專門研究民主的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房寧的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個觀點:「以競選為代表的競爭性的民主制度安排,其主要優點在於表達和選擇的相對充分以及監督的有效性,但它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有強化差別、擴大分歧的社會效能。」

直接民主擴大分歧

眾所周知,公投是直接民主的一種方式,而直接民主的「強化差別、擴大分歧的社會效能」,是遠比代議政制的間接民主威力大很多,因而連成熟的民主體制底下,也絕不會動不動便輕易使用的。在香港和台灣這些對國家認同有嚴重分歧的地區,公投這制度一旦啟動,將有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一樣,妖魔鬼怪全都走了出來,而且再也合不上,後患無窮。所以民進黨於執政時,成功把公投立法,但在嘗試啟動公投,台灣的有識之士,都千方百計使它不成功。

社民連台灣好的東西沒有學到,卻把肢體碰撞、語言暴力等壞習慣引入政治之中。這還沒有動搖香港政制,以及繁榮穩定的根本,還算無傷大雅,大不了口誅筆伐過去。但現在連人家搞公投這「大規模殺傷武器」也引進過來,就非得要反對到底,層層設障,弄得它吃不了,兜着走,因而以後誰也別想再搞。

試想公投這一橋段要是能有油水,以後所有選舉,都可以「變相公投」。不要說遠,明年我們就有區議會選舉,到時如果反對派一致推出「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以區議會選舉作「變相公投」。這旗幟一展開,議題便被反對派壟斷,其他候選人縱使也同意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都不能再用這政綱,與反對派認可的候選人對選。即使用了,甚或贏了,結果也會被列為贊成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公投」票。反對派贏了是贏,輸了也是贏。

這一局面,建制派的政客們也能看得到,他們當然不會坐着捱打的,又會打出另外一個很討選民高興的題目,又搞他們的「變相公投」。之後誰想出位,不時又幾個議員辭職,把補選「變相公投」要在某處建巴士站,某處要保育之類,將會沒完沒了。

慢慢到某一階段,大家都習慣了各種形式的「公投」之後,某次立法會選舉,或者中間反對派又來一次集體辭職,搞個什麼「大聯盟」,一致以「不要《基本法》」為「公投」口號,並且聲稱,《基本法》和《憲法》都沒有規定不能不要《基本法》的,因此這樣做並沒有違背任何一條法律。像今次一樣,中央三令五申說不能搞,特區政府則堅持它是依法舉行選舉 ╱補選……如到此地步,你看有什麼後果?

以香港當前的政治氣氛和反對派的行事作風,上述的可能發展,誰能說是危言聳聽,不可能發生?你願意香港朝這方向走嗎?

先例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不妨再回頭看看今次的「公投」。很多論者都認為走到今天,「公投」的議題已經十分模糊,沒有殺傷力,毋須介懷。事實上,起碼中央和反對派都十分清楚,爭的是什麼;按道理,特區政府也應該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它只是扮傻。這次「公投」,反對派爭的並非有沒有普選的問題。他們其實都知道,這問題在一九九○年《基本法》頒布時,早已解決。也不是時間表問題,這問題在二○○七年人大常委會決定中,也已明確。要害在於今後的政制發展,由誰來主導的問題。

這問題,中央堅持二○○四年釋法,由香港市民通過「五步曲」進行,達成各界都能接受的共識,最後交人大批准。反對派則爭取由他們主導,嘗試通過「激進」和「溫和」兩條腿逼中央同意他們的要求,再由上而下的由中央頒布指令,強迫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就範。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反對派爭的,並非有沒有民主的問題,首先是最後決定權在北京還是在香港,其次是在香港由誰作主,通過什麼方式作決定的問題。這一連串複雜問題,縱使有公投,也絕非通過公投所能合理解決。在現階段,反對派要達到的最低目標,同時也是最現實、最有可能達到的目標,就是開始了公投的先例。此例一開,妖魔鬼怪一齊來,最終便會得其所哉。也正正因為如此,我們一開始便要把它堵住。

如果要屈從這股惡勢力才叫「民主」、才有「氣度」、才能「還原」「一國兩制」,那將是本年度香港最大的政治悖論!


劉廼強 | 9th Apr 2010 |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 (63 Reads)

Hong Kong urgently requires ‘a change of paradigm’

This week,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was signed in Beijing at a high level ceremony witnessed by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is a hallmark agreement laying out in specific detail Hong Kong’s posi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sets many people’s minds at ease is that it places Hong Kong as the “dragon head” of finance in this region. Without nearby challengers, Hong Kong can concentrate on consolidating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Shanghai, leveraging all the resources in the whole Southern China.

Apart from this, frankly speaking, Hong Kong does not gain much from the cooperation. Hong Kong still plays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s it has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ew in Hong Kong would mind the city’s playing this role, but unlike before, a now much weakened Hong Kong, itself plagued with economic ills, can only continue this noble mission with some substantial replenishment. Otherwise, it is liable to be the first to fall along the way.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um-kuen long held the belief that just being a financial center could sustain Hong Kong’s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ince we have not heard this idea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we can safely presume that he has given up this unrealistic illusion. It is also safe to assert that any cooperation framework with Hong Kong serving only as the financial center is not enough. Hong Kong cannot continue to prosper in that way, only as a financial center.

We cannot blame Guangdong for giving us only this much, because even if they want to give us more room, we simply do not know what we want, apart from being the financial center. We have never seriously pondered our positioning in the PRD region, and, for that matter, in the entire country. Again,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gone on record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Hong Kong as a free market economy does not require any positioning, a concept he claimed was applicable to a planned economy.

I don’t blame our Chief Executive either, because this has been the official rationale of our government for many years. What is urgently required now is a change of paradigm. Hong Kong is no longer the almighty big brother who looks after everybody and does not need any help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ll sides have to clearly articulate their own agendas, or else we will end up right back in the present predic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