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被人責罵的馬爾薩斯，最近已被平反【註一】。「承載極限」這新興名詞，徹頭徹尾就是一個馬爾薩斯主義理念，我們的地球已經超越了其承載極限。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每個人頭上那一份只會愈來愈少，加上世界的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均，貧窮的人多了，他們還可稍忍耐，飢渴的人多了，就只可能世界大亂。

我們的環保運動，就是不願意面對最根本的問題：人口太多。我們過去不肯承認，因為人類對此無法可施。今天我們不肯直面，因為人類不願意面對生命科學的進展和它的後果【註二】。

人口累積明天包袱

當前全球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設法讓人口逐步下降，要不然的話，就準備接受各種可怕的後果。

全球人口過多問題的出現，根源在於人類科技的進步。二戰之後，由於醫藥的進步，特別是疫苗的普及，全球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人類以前沒有能力控制生育，並且需要靠多生，才能保證基因的延續；今天我們生一個，基本上就保一個。理論上，夫婦倆只生兩個小孩，便能完全延續替代功能。

問題是，人類雖然已經掌握了避孕和墮胎的科技，卻繼續不斷多生，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發達地區的生育率才慢慢下降。到了最近，連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

但是過去出生的人口，已經累積起來，成為今天和明天的包袱。即使機警如我國，於三十年前開始強逼性計劃生育，我們的人口也要到二○二五年之後才穩定和可能下降，而到時人口已經超過十五億。

雖然近年來，世界各國的生育率都進入不同速度的下降軌，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還在增加，印度這馬上要取代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起碼要到二○五○年才結束增長。反對計劃生育的天主教拉丁美洲人口在繼續增加；非洲如果形勢穩定，而人口也一定會快速增加。要把全球人口穩定下來，起碼是本世紀末、下世紀初的事情。

近年開始進入退休年齡的戰後嬰孩代，卻是人類歷史上普遍長壽的第一代。隨人類基因全譜排列成功，和生物科學的各種突破，年輕的八十後、九十後的壽命，肯定會以百歲為單位。

這一邊廂，新生命不斷降臨，那一邊廂，老傢伙們賴死不走，人口只增不減，這嶄新的人口形勢，將會顛覆整個社會的許多觀念。而今天的人口政策，需要數十年才完全見效。未來其實已經到了我們的眼前，只是我們許多人還有意無意的視如不見而已。我們如不提起勇氣去直面它，大難將很快臨頭，到時想處理也無能為力，後果不堪設想。最近英國的可持續發展處，也開始鼓吹強逼性計劃生育了。

我國有些人還緬懷「人口紅利」，這種心態其實跟以前「人多好辦事」的錯誤觀點是一模一樣的。在經濟發展初期，少不免要從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但是這類產業，很難再進一步提升人均收入，今天在沿海地區已經不受歡迎。我國今後的經濟增長，必然逐步拋棄低成本的優勢，不斷通過科技和創新，提高增值。未來的國際競爭和持續發展，我國的人力資源必須不斷優化，在精而不在多。

在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數百萬年進化至今對生命的態度已經逐漸轉變。無論生與死，已經不再是完全由自然擺布，或者神聖不可侵犯，愈來愈是個人的選擇空間，以及公共利益的一個部分。

在這已經逐步形成的新生命倫理下，我們除了重新面對生育問題之外，不妨進一步直面死亡的問題。在西方社會，生命是絕對神聖的。因此，幫助病人安樂死在西方社會中是刑事罪行。中國人比較實際，各種原因對病人停止治療，讓其死亡十分常見。於面對人類愈來愈難自然死去這一個新形勢，死亡很明顯將趨向是一個選擇。

讓每一個人自願選擇死亡與否，當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但卻十分困難。但是當面對人口太多，再難負擔的時候，個人的生死，便已經成了社會問題。在人類歷史上，一些生活在十分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的群落，如北極圈內的Inuits族等，都有老人自願放逐，自生自滅的傳統。我記得看過一部日本電影《楢山節考》，故事的背景是描述山區村落有關的做法，看後覺得十分震慄。

在不遠的未來，地球人口不斷膨脹，資源日趨荒缺，生態日漸惡化，馬爾薩斯幽靈徘徊不散的時候，人類將來為了生存和延續，也不得不如此。當我國接受了計劃生育那一天，我們接受了生育是社會問題。

控制人口抵禦災劫

在邏輯上，我們也已經接受了死亡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今天我國社會已經接受了生育的選擇之後，在道德上，我們也不能不接受死亡的選擇。我們如果有勇氣去集體直面人口過多必然會發生的問題，預早主動採取積極的措施，反而可以從此得到最大的好處。

放眼未來，受氣候變化等因其他國家沒有意志控制人口和落實環保所必然帶來的全球性惡果，中華民族大概是逃不了。但是只要在我們成功把人口控制於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較佳水平之後，我們會較有能力抵禦這些全球性災劫，會有較大的倖存率，倖存者也會有較好的復元條件。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人類有足夠的集體意志，成功地避過了生態危機，我們仍要面對地球的承載極限問題。以我國為例，肩負十多億人口的生活重擔，我們如有決心和勇氣，逐步容許選擇死亡的話，將是我國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復興，再當世界龍頭的一個必要條件。

作為第一步，我們需要改變對自殺的態度。我們都反對自殺，但我們都沒有辦法防止自殺。於是，自殺只能懷罪惡感的心情，偷偷地進行。結果是自殺者身心傷苦，死得很難看、很沒有尊嚴。

考慮立法容許安樂死

但是我們如果容許墮胎的話，事實上我們已經容許在某種情況之下，奪取人命。西方反對墮胎的主要論點，就在這裏。目前已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瑞士、泰國；美國的兩個州、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區等，已經立法容許安樂死，我國應盡快考慮立法容許安樂死。此例一開，為日後立法容許選擇死亡開了一道大門，無論在法律上或者倫理上，反對者都已經無險可守。

我國文化傳統，因為輪迴之說深入人間，一向對於生死都抱較坦然開放的態度。「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老弱病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人口得以下降和優化，騰出更多人均資源，讓下一代有可能活得更好，更是值得表揚鼓勵的事。而選擇死亡則可以很有尊嚴地進行，沒有痛苦，遺體完整無損，死者生者都會較安心。

我國因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較大，形勢較為迫切，同時各方面又較具條件，應該再次敢為先下先，逐步起動選擇死亡的機制。如果政府能提供政策，讓自願騰出生存空間的人有某種榮譽獎勵，其後人獲得某些優惠的話，到某一階段，選擇死亡，甚至會慢慢成為未來人類的一種基本權利。

註一：Gregory Clark, In Defense of the Malthusia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註二：最近起碼英國和澳洲都有人開始提倡「一孩政策」了。近例：Call for one-child policy, the Age, April 22, 2009.

奧巴馬上任，國人幾乎一致叫好。我們的美國專家，普遍都認為奧巴馬急於要救經濟，而且他的班子基本上承繼自克林頓，都是「老朋友」，因此不會搞中國。我們對這個世界、對美國的了解停留在這膚淺的程度，真使人啼笑皆非。

要知道，民主黨一向受工會支持，對內部就業和外貿赤字尤其敏感。正正因為美國要救經濟，也正正因為美國經濟難救，那就非得要在中美貿易和人民幣滙率等問題上大造文章。縱使此舉不能實際解決問題，短期起碼一定能收轉移視線、消消氣的效果，紓緩其內部矛盾和對奧巴馬政府的壓力。

糧食對外依存不能高

矛盾一經挑起，美中關係的定位很容易便會改變，一下子什麼人權問題、環保問題、民主問題、食物安全問題等，所有舊恨新仇，全都會端到桌上。在處理國際關係，大概只有我們中國人還談人情，認「老朋友」。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把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建築於去年金融海嘯前的經濟環境和貿易水平，簡直就是刻舟求劍。很可惜，從包括最近才公布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領》等各方面的政策取向，我們國家的決策階層，似乎還是以為老黃曆繼續有效。「大進大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規模還可進一步壯大。

有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茅于軾，還呼籲不要力保十八億畝耕地，用以開發以取得土地的最大價值，萬一糧食生產不足，可以全球採購。可幸馬上就有人告訴他，從烏克蘭「斷氣」事件吸收教訓，糧食的對外依存率不能過高，耕地底線不能不保。從近代經濟史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像俄烏的貿易糾紛，在經濟不景中十分普遍。

按去年一月Ｇ20的指示，各國部長應繼續開會，於去年底解決多哈回合談判僵局的決議。時至今日，我們還未聽到下文。而Ｇ20呼籲各國於十二個月之內不要出台保護主義措施，今天起碼澳洲、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俄羅斯和美國，都違反了這共識。同時，美國已經把我國告到世貿（ＷＴＯ），指中國以多種手法補貼出口。我不相信歷史會完全重覆，因此像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觸發的全球性的保護主義，很難會再出現。但是最起碼，全球性多邊貿易和投資再進一步自由化，恐怕是多年以後的議題了。

即使沒有保護主義，西方市場的信貸收縮，買家想下訂單也沒錢支付。ＷＴＯ因而於去年十一月與國際上與貿易融資有關的六家企業，包括滙控、美國花旗銀行等開會商討解決辦法，也同樣沒有結果。

很明顯，過去一段時期的全球化，已經告一段落。對這一重要的新發展，我們不能繼續持「自我否認」（self denial）的態度，視而不見，以為掩耳便可盜鈴。

中國大進大出到盡頭

靠發展出口來促進經濟，絕非新生事物。十六世紀開始，歐洲重商主義流行，就是鼓吹出口賺金幣。整個歐洲和美國，都是靠向外擴張市場富裕起來的。二十世紀初，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拉丁美洲，它們也是靠大搞出口起家。後來形勢逆轉，才轉向發展進口替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後的一段穩定國際環境，出口導向造就了日本和德國，之後是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這「亞洲四小龍」，再之後才是中國。而九十年代冷戰的結束，國際上兩大陣營之間的經貿藩籬拆除了，地球一下子「平」了，才造就中國「大進大出」發展策略的突出成功，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躍升為「世界工廠」和第三經濟大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中心在珠三角，火車頭在香港，即所謂「前店後廠」的格局。

今天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中國大進大出，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策略，也已走到盡頭。去年一年，前店後廠全面破局。珠三角，尤其是東莞，企業大量停產和倒閉，被迫要轉型。大批幾十年來沒有長進的香港廠商，被市場淘汰出局。影響所及，香港傳統四大支柱，物流和商貿服務零星落索，傳統的銀行投資與貿易有關的服務一落千丈。這才勞煩溫家寶總理於處理國家大事之餘，還要為香港思考未來經濟發展的增長點。

而港商於結束出口製造業務，資金回籠之後，又繼續炒樓炒股，樓市股市出現「小陽春」，什麼未來增長點，你們領導人去解決。而特區政府，則堅持產業問題他們不懂，特首高調的湊了十個「高人」，組織了「經濟機遇委員會」。鬧了半年，到頭來卻原來不是這些高人們貢獻了什麼真知灼見，只是背書了中央政策組在以往施政報告中拼湊出的六大新產業，即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和教育服務。這除了新瓶舊酒之外，我們也看不到這個「小政府」如何能把它落實。

難怪溫總只「思考了一下」，便提出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觀光、醫療衞生、科技教育、高新技術產業這另外六個新增長點產業出來，還突出了「人才」這一關鍵。這明顯有針對性的諷刺和批判，整個香港都竟然看不出來，卻也從同一談話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進則退」這句話，感覺到中央對香港的態度，已經有質的改變。但是事到臨頭，香港上下至今依然沒有一種集體的危機感和方向感，以及殺出一條血路求生的決心。坐以待斃，過程中更你爭我奪，同時心存僥倖，希望只要撑到最後，自有阿爺打救。

沒危機感繼續沉淪

時下流行鼓吹內需，以為中國可以「關起門來成一統」。但是我國資源有限，即便內需成功起動，光是石油，便有接近一半要靠進口；銅、鐵礦等，更不在話下。今天我們從重商主義覺醒，改變到以人為本，我們還是需要大量進口世界各地原材料，因而仍然需要大量出口賺取外滙來支付。

全球化有阻滯，我們便要大力爭取雙邊和區域性多邊貿易協議，趕快主導發展包括「東盟十加一」等自由貿易區。正正因為中國大，所以更不能完全內向。另一方面，中國自己，加上周邊國家，就是全球四成人口的所在，我們也毋須靠對外擴張來搶奪市場。

至於香港，一天我們的集體危機感還未喚醒，一天政府的理念和從此引伸的行事作風不改變，我們就只能在惡性循環中繼續沉淪，沒有希望，沒有前途，只能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但是如果香港決心投入國家發展的洪流，以香港的人脈關係，以至業務專長，以及傳統上作為東南亞地區中心城市的地位等，我們對國家未來構建區域經濟的工作，必然有無可替代的貢獻，而從此也不難找到香港新的定位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I had already forewarned readers about worries on the pa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ver Hong Kong's ability to protect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Now, Beijing has officially endorsed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n addition to Hong Kong.

This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as it is what any responsibl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do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Don't be deluded by flattery such as  Nylonkong (tying together New York, London and Hong Kong). The fact is that, despite constant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ng Kong has not fared too well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We had a head start on Singapore, but apart from IPOs, the city state is now ahead of us in many areas such as forex and asset management. And, in terms of size, Hong Kong is only a fraction of either New York or London.

During the 12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when we have had a monopoly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we have done virtually nothing to improve our financial environment. Instead, we just rested on our laurels from the colonial era.

Worst still, we were bent on making more money for the benefit of international speculators with total disregard to loc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We deserve to be in the situation we find ourselves in.

You do not need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of Premier Wen Jiabao's interview with Hong Kong reporters covering the Asian leaders summit in Pattaya, which was cancelled after anti-Thai-government protests. There was no more support this and support that; we are on our own now.

If we do not strive hard to move forward, we will be left behind. And, if we are indeed serious about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we have to do it for the welfare of Hong Kong.

N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a decision, there is no point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Instead,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how to improve our competitive edge over Shanghai to sustain our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at will take a lot of soul searching and an overhaul of the entire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olicy.

It is now clear that piecemeal improvements to our current policy, institutional set up and practices are inadequate.

A complete overhaul is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endeavour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economic future of Hong Kong.

As a person who was born here, and has lived here all my life, I know that if I and my fellow citizens set our minds to something, we will ultimately achieve our goal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ith the backing of a large and still rapidly growing mainl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not given up on us, it just wants us to stand on our own two feet and fight for the trophy.

As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panies, they have only two options. They can carry on adopting a short-term view, suck Hong Kong dry and then leave for Shanghai, where they will not be made to feel welcome. Shanghai is going to be a financial centre operated mainly by Chinese professionals.

Or they can give more room to local and national players,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to maintain their long-term position in this lucrative market.

HSBC is perhaps an object lesson in this area. It deserted Hong Kong before the handover but, in a time of crisis, our community has come to its rescue.

I would therefore strongly advis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here to take the second path.

Should they still treat this city as their private ATM, I can assure them that it will soon be out of service. We do not need them; they need us.

再下來的是評級系統。按道理，它們專業、獨立、權威；評級能為社會大眾作參考，清楚風險大小，從而追求與之相稱的回報。但它們只是靠企業提供的資料，作橫向比較，再加上一些主觀的判斷，來釐定其評級。這樣做勝在簡單易明；說得不好聽，則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賊過興兵。

如今遺害全球的有毒資產，因為投資銀行都針對評級機構的準則來設計，所以在出事之前，全部都被評為ＡＡＡ產品，因而全面誤導投資者。把評級系統視為權威守門員，純粹是一場並不美麗的誤會。

不可倚賴評級系統

評級系統縱有種種缺點，但其簡單易明的橫向比較本身也是它的優勢。在日常決策時，毋須每宗都做一次獨立的調查和評估風險，評與被評者都省事省錢。但其缺點和行業為美國壟斷的問題，已經眾所周知，因此世界其他國家都嘗試成立本土的評級系統和公司，免為美國公司所左右，但都沒有成功。

我國最近也有人提出同樣建議，而以我國的經濟體積和發展潛力，這也無疑值得一試。而以我國慣於不怕獨行，不怕排擠杯葛，加上西方系統處於七零八落之際，容易替代，成功的機率大大提升。但是前車已覆，後車一定要引以為鑑。而在用家方面，在作巨大投資決策時，更不能太依賴簡單的評級系統，和太迷信評級機構。

香港市場太小，不可能有自己的評級系統，但在整個中國，以至整個東亞地區，香港無論在人才的質與量，以及信譽道德方面，都是最適宜建立一個國家性、以至區域性系統的地方。面對剛宣布的上海挑戰，香港需要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是合符國家發展需要的兵家必爭之地，不容放過。

再下來是幾家大審計公司。目前規定，所有有限公司，其賬目報表在報稅之前，一定要通過獨立的會計師行作審計，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往往更非跨國經營的四大莫屬。表面看來，經過這些獨立的專業人士審核過賬目，應該能客觀和正確地反映有關公司的財務狀況。問題是付錢的是被審計的企業，而尤其是上了市的較大型企業，日常除了審計業務之外，還有許多方面的服務，會光顧同一會計師行。很明顯，會計師行陷於一個身份和利益衝突的處境，誰付錢為誰消災解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如上周分析，近年來企業內外都普遍受到很大的壓力，要不斷創造良好業績，你追我趕，愈比愈高，慢慢已經脫離了現實，真的業績達不到，便來假的。會計師行除了對這情況習慣地默許外，往往還給企業行政人員獻策，甚至協助與教唆他們如何造假和逃稅。看門狗同流合污，成為造假的一部分。

隨機委派會計行審計

這一結構性的缺陷，已經多次出事，有些會計師行被迫要收縮，甚至結束。今天的四大會計師行，無一不是因出事而被迫要合併的結果。而隨企業利潤壓力的不斷加大，從二○○一年著名的Enron事件開始，出事的規模和頻率在不斷上升，但是直到今天，大家都不從根本上反省，讓賊養的狗去守門，令明顯極度缺憾的制度繼續不變。

我國因為經驗不足，過分迷信西方的審計制度，特別是四大國際會計師行的專業能力和操守，到了在法例上偏袒它們的嚴重地步，壓抑本土會計師行，對於「賊養狗守門」這制度上的死穴更從未覺察。

我國應該帶頭改用類似香港法律援助的做法，由政府隨機委派與企業全無利益關係的會計師作獨立審計，費用附在稅單上，一併繳交，從根本上杜絕企業造假賬和與會計師行串通作弊。這一重大改革，將領導世界潮流。

最後一關，是企業的內部管理。表面看來，西方大企業，尤其是銀行，都有一套內部風險管理的制度。但是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已經有多次事件曝露出這些所謂風險管理制度，虛有其表，其實千瘡百孔，等閒企業內一個年輕小伙子就有權使它損失以億計。加上制度說到底是由人來執行，在上周所描述的貪婪被歌頌的環境下，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尤其難以想像的是，這些美國金融機構的行政人員多年作孽自肥，賺到盤滿缽滿，弄到全球資產蒸發了數十萬億美元，和進入一場特大經濟衰退之中，今天需要動用巨大的公帑來挽救，他們竟然還有面皮去繼續要求大筆花紅的。即使是股市大跌、巨型金融機構接二連三倒塌、政府資金到處緊急補漏洞救亡的二○○八年，華爾街發放的獎金高達一百八十四億美元，幾乎跟二○○四年大牛市時期差不多。

如捉襟見肘的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總裁，在前往華盛頓尋求政府救助時，各自搭乘每小時上萬美元運營費用的公司專機，而兩地之間的頭等艙機票，則全程不到一千美元而已。再如價值三萬五千美元的美林總裁辦公室衣櫃，以及富國銀行在金融海嘯席捲之後，還準備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假日豪華聚會等窮奢極侈的揮霍，都極度不合理和難以想像，令人髮指。

國企內部須重整道德

奧巴馬上台後，公布凡接受政府「特殊救助」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年薪不得超過五十萬美元，額外薪酬需以限制性股票形式發放，且要等公司還清了政府的救助後才可兌現；規定受助企業在公司專機的使用、假日聚會、辦公室裝修等方面不得奢侈；高級管理人員離開公司時，不得享有被稱為「金色降落傘」的豐厚離職補償等。

但是幾個月之後的今天，違規例子依然陸續有來。由此可見，靠大學教授企業社會責任，和依靠管理人員自律等最後防線措施，在人欲橫流、做賊有理的氣氛底下，簡直是緣木求魚。

事後冷靜的觀察，美國整個經濟系統，從內到外都已經爛透，只是被同樣可用錢買來的各種專業人士掩飾包裝得好，到最後一分鐘還金玉其外而已。一個本來已設計好重重保障的系統，竟然會腐敗如斯，每一重都徹底失效。不單一家如此，是家家如此，成了行規中的潛規則。行文至此，真有不寒而慄之感。多恐怖啊！

企業良好管治是一個問題，其背後的企業文化和社會文化，更加重要。在這方面，我們一百步，沒資格笑人家五十步。

我國的企業的內部管理，與美英相比，只有更加腐敗，高級管理人員公私不分，甚至化公為私而自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往往更官商勾結，朋比為奸，無從查究。但是從美國例子看，腐敗不光是獨立的個人問題，它是一種傳染性極高的社會病，更絕對致命。

剛說美英情況恐怖，行文至此，一想起我們的國家，即時汗流浹背，不能自已。重整道德，大力肅貪倡廉，此其時矣！

這次金融海嘯，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都來得非常突然；之前好像什麼先兆都沒有，一下子就是彌天大禍。我就早在二○○五年十月初，公開地預告這次危機【註一】，把時間、成因、嚴重性等，都說得十分具體和準確。之後，也曾在此再三發出警號【註二】。問題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這使我思考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多年來構建的一大堆監管制衡的機制，為什麼全都失效？狗怎麼都不吠了？

監督制衡自願放棄

正如世界各國一樣，最高層與最外層的守護是道德、知識和法制。西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因凱恩斯的法寶逐漸失靈，以芝加哥大學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大盛。一九七九年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當首相，和一九八一年美國的列根總統執政開始，新自由主義經濟成了英語國家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股徹底迷信市場的浪潮逐漸向全球蔓延。

人性貪婪何止理所當然，更不斷被美化；貧富不均被視為優勝劣敗的必然結果，企業只向股東負責，唯一目標是追求最大利潤。為此，行政人員除了高薪之外，還有更加豐厚的花紅和認股權等獎勵。在這氣氛之下，新設立和修訂的法例，一律向企業傾斜，政府逐步放棄對企業監督，轉採企業自己披露為主。上市公司每三個月公布一次業績，你追我趕，互相攀比，行政人員為了獲取個人更多利益，為求短期業績，無所不用其極。第一層的監督制衡，是自願放棄了。但是大眾一向相信這方面的權威，結果是所托非人，釀成大錯。

我們不難發現美國財政部的歷任部長，多是華爾街特別是高盛出來的人，而做財長做得好的如魯賓，會得到他們的豐厚封賞，在卸任之後許以花旗集團董事長的高位。另一方面，美聯儲的主席卻向來都是從沒有業界經驗的經濟學家中挑選，這樣的直接好處就是監管根本跟不上業界的步伐。連聯儲局這個美國政府裏最懂金融市場的部門，都無法徹底搞清楚業界在玩什麽。被中國銀行業視為風險控制圭臬的巴塞爾Ⅱ協議，是一份自發布那天起就陳舊落伍的垃圾標準。

「政治路線決定一切」，指導思想錯了，早晚會滿盤落索。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盛時開始的，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迷信市場，歌頌利己。香港更差不多全是這一派學說的天下，金融市場赤裸裸的、只是國際炒家的提款機，由一群餓貓盯着一淺缸金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始終未能系統闡述，而監管制衡的機制不但不完備，更形同虛設，「上下交征利」，我國的風險其實比人家高，只是未爆發而已。

社會第二層的守護，是冷靜客觀的知識分子。但是在這浪潮底下，大學首當其衝，很早就被腐敗了。以前大學校長要求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今天的校長，第一考慮是籌款能力。歪風所及，英國最早和最有學術地位之一的牛津大學，竟然委任保守黨過氣政客、前香港總督彭定康為校長，於此可見一斑。再下來，大學進行「量化管理」，冷門的學科，不開；冷門學系，索性關門。教授規定每年要發表多少篇論文，以量取勝。

港學者不理本地事務

學生被視為顧客、消費者、上帝；教授每年都要被學生評核，不受學生歡迎者遭殃。為了提高科研的積極性，大學和公眾投資的研究成果可通過專利註冊而私有化，教授成立公司賺錢。西方已經再無象牙塔，大學與市場之間已經再沒有任何區隔，並且以為服務企業為榮，基本上已經再無獨立反思的功能。只有少數尚有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其博客中高談闊論，但對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

我國高等教育在近年急速膨脹之後，水份甚多，藏污納垢，唯錢是尚，學術與市場扭在一起，密不可分。而一些有地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竟然自甘淪落為某些企業的代言人。象牙塔和市集間如再無適當分隔，學者再無利益超然的位置和立場，終成一患！

香港這方面情況只是稍好，但學者根本不關心本地事務，更少獨立反思。

再下來，是輿論監督。今天的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語國家，已經再沒有文人辦報、獨立媒體這回事，全都是集團化經營。而且經過多年的合併收購，市場上基本只剩下幾個大媒體集團，它們與政府和大跨國企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事實上已經是建制的一部分。那裏既有自我政治審查，更多的是商業考慮的自我審查。

新聞及評論不單偏頗，而且更娛樂化。經年累月的接收「娛民政策」垃圾資訊，人民已經不辨是非，無知的人民自以為有知，為政府和利益集團所隨意擺布。以美國為例，二○○五年連官方也默認伊拉克從來沒有擁有大型殺傷力武器，但是因為媒體不斷提供錯誤的資訊，到二○○六年，相信伊拉克擁有大型殺傷性武器才引致美國出兵入侵的美國人民，數量竟然還有所增加，當中尤以平時收看霍士新聞台的人為甚。

又以西方媒體一向津津樂道的「水門事件」為例，這事件被渲染為《華盛頓郵報》敢於報道事實，連總統都能拉下馬，證明美國媒體如何獨立敢言。最近當事人臨終透露真相，卻原來是美國政府內部鬥爭，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因不滿不被提升，竟然暗中非法監視總統，並借媒體作報復。《華盛頓郵報》內部明知這背景，卻甘心被利用。這裏且不論尼克遜是否該罷免，只是西方媒體的神聖光環，絕對過份。

西方媒體腐敗如斯

西方媒體腐敗如斯，我們日常引用的幾份大報，還能保持一定的水平，但其評論充其量也只可能修修補補，小罵大幫忙。連新聞報道也為求表面的平衡，正反意見都要報道，模稜兩可，有態度也只能含沙射影，指桑罵槐。

以今次金融海嘯為例，在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大爆發之前，事實已經擺在面前，幾乎所有嚴肅的經濟學者都認為事態嚴重，但與金融有關的論者，還堅持美國經濟基調良好，金融經濟的問題不大，難以影響實體經濟。西方如此的媒體生態，已再難擔當關鍵時刻把關的嚴肅角色。

我國的媒體被黨嚴密監管，經常報喜不報憂，但起碼態度嚴肅，加上從業員仍有堅持良心和專業精神，對於社會不平之事，仍敢於揭露；雖然個人和單位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卻受圈內一致的敬重。

而互聯網無遠弗屆，難以抑止，已經成了有群眾廣泛參與的中國特色輿論監督工具，中央領導也不能不加以重視。但依靠真實性和準確性都難有保障的網上媒體，非長遠之計。我國仍需要培育一個讓專業媒體負責任地監督制衡政府和利益集團的環境。

至於香港，媒體一方面充分娛樂化，嘩眾取寵之極，同時也是各方勢力的博弈工具。表面上它對政府監督無微不至，事實上它是拾了芝麻，丟了西瓜。當守門狗它不合格，只是一頭公器私用，唯利是圖的癲狗。

註一：Lau Nai-keung: It's time to take seriously a US-led global recession, ChinaDaily, 2005-10-06。這比NourielRoubini二○○六年九月七日著名的預測，足足早了近一年。

註二：二○○六年十月十日「警號：全球經濟衰退」、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警號：國際金融風暴」、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金融危機逼中國思考」、二○○七年三月二十日「今天成立危機處理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