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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31st Mar 2009 | 信報 | (226 Reads)

一說到可持續發展,大家馬上會聯繫到生態環保,或者更嚴格的說,是人口、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但是我們如果深入的思考一下:要是大家都接受了人口、資源、環境的制約,並且在其規範之內進行經濟發展,經濟便會自動地向前發展了嗎?

可持續發展也者,顧名思義,需要有一種可持續的動力,這是可持續發展的足夠條件。或曰,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產力。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是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他這概念的時間觀念,起碼以百年十年為單位。

人類社會忘卻儲蓄

生物的本能,是生存和延續。相信大家都聽過螞蟻與草蜢這個寓言:草蜢在夏天只懂得享樂,沒有餘糧,過不了寒冬;螞蟻既勤且儉,靠夏天儲好的糧食,安然度過。其他生物,大不了是像螞蟻般儲糧過冬,只有人類不但能抗拒生物性傾向於即時滿足的引誘,懂得儲蓄,還進一步懂得把儲蓄轉化為投資,有投資才能有工具、有科技,生產力才能不斷發展,才有未來更高水平的消費,並把其他生物遠遠拋離,成為萬物之靈。

但是人類社會,許多時卻忘記了這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像美國,它的個人消費竟然佔了GDP的四分三,個人儲蓄率是負值,私人負債卻高達GDP的百分之九十,而整個社會還在不斷鼓勵市民消費,先使未來錢。這樣的社會,甚至連草蜢都不如,因為草蜢是不會夏吃冬糧的。

跟其他國家相比較,我國的儲蓄率無疑是過分偏高,但是國人注重儲蓄這一文化特點,是數千年經歷過多少天災人禍所養成的良好習慣,幫助我們安然度過無數個嚴冬,以及當前的全球特大經濟危機。

西方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大規模生產,要求人民大量消費,才能支撑,因此不免要在廣告促銷上大力挑起生物性最基本的食色之欲,和即時滿足的傾向。尤其是在兩性關係不穩定的後現代社會中,於大吃大喝,滿足口腹之欲之後,又要通過各種手段去減肥,去保持美麗青春,以維持對異性的吸引力和性能力。

此外,一年還要買幾雙鞋、每季要添幾套衣服,沒穿幾次就要拋棄。房子要大,縱使不搞幾套或者經常搬家,傢具看膩了,又要換。車子要經常換,那更不在話下了。經年累月的不斷洗腦,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就是理想生活。全球資源枯竭、生態環境破壞,發展之不可持續,就從這種消費文化開始。

我國在污染嚴重,資源需要大量進口的困境中,上下終於下定決心,要走「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經濟」的道路。但是一旦成功,整體消費難免會下降,GDP的增長便會停滯不前。增長與節約循環,豈不自相矛盾?

健康無憂快樂泉源

人類不斷努力改良生活質量,問題出在什麼才是良好生活質量?當今我們工作的效率不斷提高,但全球的人均工作時間、勞動的強度和壓力卻有增無減,人民普遍處於亞健康狀態,長期靠補品和藥物來支撑,疲勞之極,連性需要和性能力都在下降軌迹上,這叫良好生活質量?

快樂其實很簡單:身心健康,生活無憂,有時間和精力去維持穩固融洽家庭和親友關係,以及實踐個人的興趣和理想;門外無債主,家中無病人,那就很快樂、滿足。但在時下的價值取向、消費習慣和發展模式,這最起碼和不難滿足的良好生活質量要求,卻成了難得的奢侈。

為了滿足上面列出的基本要求,這用不了很多錢,所以毋須過分操勞、寅吃戊糧,大量借貸,還可以有足夠的積蓄,作消閒娛樂和自我發展,和備不時之需。這才是「以人為本」,使人民真正快樂滿足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模式。這一生活模式也消耗不了多少資源、對生態環境起不了太大的破壞。

「螞蟻」消費模式,着重點是個人知、情、意的維護和發展,通過消費,個人不單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身心健康,得以進一步自我完成之外,還能顧及千秋萬代的發展;同時,這也是高儲蓄率的消費模式。

在宏觀經濟學中,儲蓄和投資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高儲蓄就能支撑高投資,而只要投資得當,愈多的投資,就有愈大的回報。改革開放三十年持續高增長的動力之一,是我國人民的高儲蓄率。我國如要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就要長期保持同樣高的儲蓄率。我們不要聽那些食洋不化的人的話,高儲蓄本身是沒有錯的,世上只有過量的消費和錯誤的投資。

領導們再不能見物不見人,花錢在人身上: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這四大社會安定和發展的支柱,首先不是普通的消費,更不應簡單地視為福利。投資在人,無論在短期的就業和長期的回報,都遠比硬件投資大,應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國策。

改革失敗太市場化

這裏也不能依靠市場經濟,我國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失敗,就是過分市場化。美國雖然奉行自由經濟,政府卻基本上扛起教育和社保,所以這兩方面問題不大。而美國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本科,雖然都不很突出,卻靠研究的雄厚資源,以極低成本吸引世界各地精英歸美國所用。但是在醫療和住房則全面私營化,其醫療支出佔GDP的百分之十五,但效益卻遠不如支出只佔GDP的百分之七,但基本上醫療是公營的英國。

結果不少人因醫病傾家蕩產,更多人失醫無援而受苦和死亡,只益了保險公司,可謂全球最差的制度。至於住房,一方面是依靠市場,卻立法要求人人都有權買房子,這才出現美國才有的「次貸」問題。

「螞蟻」與「草蜢」發展模式的不同,首先是消費與儲蓄並重,並非單突出消費;而「螞蟻」式的消費,是輕產品而重服務、輕物質而重精神。消費除了滿足和享受之外,更帶有維護和增益的元素。消費轉化為以人為本的投資,着重於不懈地發展人力資本,大量轉化為科技,使生產力能不斷提升,少耗資源,低排放,經濟得以維持高速發展,卻始終不脫離人的福祉和自我完成。

「螞蟻」發展模式,與我國現在發展模式相比較,我們當前的消費是輕服務而重產品、輕精神而重物質。個人被迫時間長、壓力大工作,身心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消費主要是為了即時滿足和享受,許多時更對身心有害無益。投資過分注重基建和生產設施,而輕於發展人力資本。結果造成產能過剩,需要靠大量出口吸收;弄到資源枯竭,大量依靠進口、高排放,污染嚴重;辛苦賺來的外滙累積自己卻無所用,只能用來買美國的債券,支持人家進行「草蜢」式消費。

另一方面,人民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問題難以解決,人力資源低水平,科技和生產力提升緩慢,經濟難以可持續發展。

「草蜢」發展模式和我國目前發展的模式,都已證實走到了盡頭,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時候了!


劉廼強 | 24th Mar 2009 | 信報 | (71 Reads)

金融海嘯最終的起源在於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掠奪性的發展模式;經濟循環,是它的規律。熊彼得更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突破,是經濟波浪產生的因由。經濟由盛轉衰,不能適應的企業倒閉,生產力落後的產業式微,這是「創造性的破壞」,資本主義得以重生、永續。就是有這資本主義自我完善的理論支持,資本主義世界沾沾自喜,以為毋須作深層次的檢討和改進。

但是試想一下,要是我們這個系統需要靠一百年來一次大蕭條來自我更新,人民是否樂於接受認為毋須改變?

貧富懸殊需求不足

經濟循環波動,屬於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範疇。現代西方第一個研究宏觀經濟的大師是馬克思,第二個是凱恩斯,他們殊途同歸,都認為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定會導致貧富不均惡化,結果是富人只可能消費他們財富較小的一部分,而窮人則沒錢消費,或者不敢消費,所以消費同樣是偏低。因此,貧富不均必然造成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增長便會下降。

現代社會有了凱恩斯提出的武器,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減息等刺激消費和私人投資,它可以直接增加消費和投資,也可以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資,以抬高國民產值。一段時期,這樣的只管托起消費與投資,不理財富分配這基本問題的做法,還是挺管用的。但是只要貧富懸殊日趨嚴重,需求不足積累起來的效果終於顯現,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滯脹的反應。國民產值被托着不跌,但通脹卻抬頭。藥投下去,病癥消除了,但病人卻沒有健康起來,而藥物的副作用又出現了。

政府知道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於是流行減稅,還富於民,鼓勵消費。但是減稅的效果是富人得益更多,貧富懸殊更烈。這樣下來,就只好大力鼓勵人民先使未來錢,鼓勵按揭和分期付款來消費。卡達總統甚至立例,銀行不能拒絕樓房按揭的申請,一時之間,信用卡數飛漲,人人都買房買車,問題又解決了。

先使未來錢,就是把資金流掉期使用。把資金流掉來掉去,中間自然產生各種問題和風險。於是各種由「聰明人」設計出來以解決長短資金流的矛盾,以及對沖有關風險的衍生工具悠然而生,政府亦在法例上予以配合,大放綠燈。加上空洞化了之後的美國,除了武器、半軍工的飛機和汽車、農產品和垃圾之外,已經再沒有什麼可出口。為了幫補其龐大的外滙赤字,衍生工具泡沫化的膨脹,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出口到全世界,終於造成這次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歸根究柢,這是貧富懸殊引致需求不足衍生的問題。

金融經濟是從實物經濟衍生出來的,這也是轉嫁和推遲危機的手段而已。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國際分工加速,也是國際貨幣脫離金本位,以美元為儲備的開始。這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同時也開始西方就業外流和產業空洞化。美元濫發,全球泛濫,和美國一般市民實際收入下降,貧富懸殊加劇,同時進行。

跨國企業富甲天下

八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開始,大進大出,產能大增,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全球化市場開始出現,並隨着世貿組織於一九九五年的成立,西方產業和就業外流加速,全球化成了潮流,中國也成為世界工廠。這個時期,也是衍生工具開始盛行,金融經濟朝虛擬化和賭博化急速發展的年代。金融經濟像毒瘤一樣,體積已經遠遠拋離了實體經濟。期貨市場也開始被金融期貨和衍生工具所取代,實物只不過是不可或缺的小許觸媒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的優勢在於科技,於是通過把知識產權無限擴大、無限上綱,控制了全球產業的上游,全球資產和利潤更加集中在跨國企業手中。全球五十大經濟實體,有一半並非國家,而是跨國企業。它們不但「富可敵國」,更富可敵大國。八成銷售產品採購來自中國的Walmart,就佔了美國國民產值的百分之二。

西方國家產業和就業外流,加速了其國內貧富懸殊,矛盾愈發尖銳,也增加了國際的貧富懸殊,需求不足亦隨之全球化。美國前後聯邦儲備局長和許多官員,都曾多次指責發展中國家人民不消費,造成國際流動性泛濫,為觸發此次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但這是國際貧富懸殊加劇的必然後果,而這惡果是源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美國指責的主要對象是中國。表面看來,中國身為「世界工廠」,是全球化中的最大得益者。中國對美歐等發達國家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加上引進龐大外資,外滙儲備多年居世界首位,去年底更接近二萬億美元。我國經濟發展如此不平衡,是我國產能過剩,這是因為內需不足,只可能靠不斷割價增加出口來滿足產能、提供就業、維持增長。

但是我國出口主要靠代客加工,亦即OEM。紡織、鞋履等所謂傳統製品,在全球割喉競爭之下,利潤奇低;連實質上亦是加工的所謂科技製品,主要是電腦及相關產品,情況也不遑多讓,還要付跨國企業大量專利版稅。我們這辛苦賺來的美元外滙儲備,也因絕大部分投資在主要是美國債券的美元資產,過去數年間,貶值近半。這盤賬計算下來,我們國家和人民都得益不大,是不划算的。

中庸之道智慧所在

我國有十三億人口,人均國民產值超過了三千美元,按道理應該有頗為龐大內需市場,和不錯的消費能力。但是因為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堅尼系數高逾零點四五;人民缺乏社會保障,住房難、讀書難、看病難。所以有錢的人雖然窮奢極侈,花費也只是其財富的一小部分,窮人無錢可花,一般老百姓莫不盡量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結果我國的儲蓄率接近五成,為世界之最。

近幾年來有錢人既不消費,又不投資在實業,把錢用來炒樓炒股;建成的住房,一般老百姓都買不起,樓市泡沫成焉,而內需卻始終起動不來。

從過去數年財政預算支出的分配和各項有關支出的增長速度,中央政府對扭轉社會不公的各種措施的力度,已經來得太小及太遲。今年「保八」措施,如不能大力扭轉貧富懸殊,很快讓窮人有工可做、有錢可花,中產階級有膽花錢,內需始終難以起動,社會事件此起彼落。若單靠政府花錢投資,繼續走大搞基建的老路,縱使能「保八」,其邊際經濟和社會效益也會迅速遞減。

要經濟較平穩發展,千萬不能讓貧富懸殊得太利害。社會太平均,過分注重公平,固然失效率;但過分不顧社會公平,最後同樣是有損效率的。

我們老祖宗的「中庸之道」,有其智慧在。這一條最明顯不過的基本道理,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上下到今天還不願意面對,這是他們結構性的缺憾,我們千萬不要重覆。


劉廼強 | 20th Mar 2009 | SCMP | (14 Reads)

In the past, anyone who suggested even in passing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were big casinos with very lax regulation would have been dismissed as an anti-capitalist nut. But, with recent catastrophic events still unfolding before us, we now know that this is a fair description. Hong Kong has long aspired to be a leading financial centre, in the league of New York and London. So we are in this business, like it or not, and we should operate the gaming house with the aim of making money, not getting ripped off ourselves.

Should Hong Kong ever become a world financial centre, it will be with Beijing's blessing and favou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open a few holes in its financial firewall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us but, in the process, it could leave itself wide open to outside attacks. The whole country counts on Hong Kong to exercise prud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If we are careless, we could be consumed by this crisis, and drag the whole country into trouble. So, if there is any sign that our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not as good as we claim, those windows of opportunity will be slammed shut.

Incidents since the handover have shown clearly that, while we constantly na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more preferential measures, especiall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e tend to take a frivolous attitude to handling ourselves as the financial centre for the country. And, while we fail to take the country's financial security to heart,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our own interests and security, let alone the welfare of investors.

In keeping with its free-for-all, neo-liberal philosophy, our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delegated the power for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the stock market to international players who now dominate the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d its various committees. During the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hold a stake in this casino operation, and consequently had no say in the board. This situation was only slightly remedied after our financial officials' visit to Beijing immediately after Donald Tsang Yam-kuen's re-election in August 2007.

Still, up to now, tho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ers and brokers who effectively ruined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world economy still call the shots here. Let us not forget that they are not disinterested parties, and they all have big and bloody axes to grind just to stay alive. We cannot simply expect them to behave like gentlemen. This makes us wonder whether they give a damn about the interests of Hong Kong and China and, if so, whether they are capable of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s to protect our welfare.

Let's face it, this is no conspiracy theory, just a stark fact of life. And, looking at recent events from this angle, it i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why Hong Kong is perhaps the only major financial stock market that still permits short selling. Add to this the curious introduction of a 10-minute closing auction, minus the necessary stabilising mechanism, last May, and you will see how easily the recent mayhem in HSBC share transactions was created. Many now question why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made the change. We should go further and ask why the stock market is organised without much local participation.

For whatever reason, we have allowed desperately hungry cats to watch over a shallow pond of goldfish. Casino operators around the world make it a rule to throw out cheats on the spot. In Hong Kong, we allow them into management to continue their predations. My logical suggestion therefore is the prompt nationalisation of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o replace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committees with those who have loc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ecurity at heart. Failing this, we are nothing but an ATM machine for international speculators.


劉廼強 | 17th Mar 2009 | 信報 | (85 Reads)

面對特大經濟危機,以香港目前整體的運作,要政府一下子鴻圖大略,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不妨從逆轉思維出發,看看有什麼事情它不要做。這並非無聊的思考遊戲,因為我們的政府能力有限、資源也有限,減少了旁鶩,集中了精神和資源,縱使無助官員們辦好大事、要事,最起碼少做少錯,少做一些無謂、無用、無益的事情,客觀上一定會使他們少犯錯誤,少浪費公帑,市面少點折騰,多點和諧,絕對是有益和有建設性。

西九勿作文化中心

第一件不要再浪費精力的,就是不要繼續研究如何把西九龍開發為文化中心。多年來的爭論,已經證明這是既無需要,又無民意基礎、無經濟效益,更大有可能讓政府長期大出血,讓某幾個官員下不了台階之外,根本說不出任何道理來的「大白象」項目。

西九項目經不斷修改和收縮之後,今天仍要求每天有三萬人光顧,才能維持。要知道每天三萬人並非小數,一個月就接近百萬,現在誰也說不出如何能吸引這龐大的遊客量。這裏且作一個不很相襯的比較:海洋公園計劃在擴建之後,每年能吸引七百萬旅客。那即是說,西九文化之旅,竟然要吸引未來的海洋公園接近一倍的流量。可能嗎?還撑什麼?

這裏建議政府把西九重新規劃為一般的商住區,盡快賣地開源,同時動工興建一個表演和展覽多功能的西九大會堂,起得輝煌一點作為下台階算了。西九需要一個大會堂,而這項目一般虧不了多少。

政府真要推動文化,不如資助軟件建設,培養人才和文化氣氛。這樣做,本小利大,爭議很小。我敢擔保,如特區政府循上述思路宣布新政策,恒指與特首民望馬上齊升,皆大歡喜。

取消醫療融資

第二個要宣布取消的,是醫療融資。香港這個承繼自世界稱道的英國公共醫療系統制度,本來是沒問題的。在回歸前後,政府好大喜功,讓新成立的醫管局無限擴張,高峰期獨佔了近九成的醫療市場,私家醫生和醫院接近被趕盡殺絕,終於吃不消,各種問題不斷出現。

但特區政府卻始終不肯面對真正的問題,退回政府只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這初衷,卻把它包裝成為融資的問題。對於政府幾次拋出來的融資建議,知情者都認為沒有對症下藥,廣大不知情的老百姓,則堅決拒絕政府為其幾十年之後可能出現的財政問題預先埋單,所以每次諮詢都是碰壁收科。

而所謂「醫療融資」也者,說來說去都不外要求市民以不同的方式購買醫療保險而已。全世界都知道美國走醫療保險的路線是既沒有效率,又不利市民,只肥了保險公司的壞制度,政府卻不斷嘗試說服市民捨棄公認遠比它好的英國制度,去採取這個壞制度。

壞的東西說了一百次也不會變好的,現在連AIG都問題多多,要美國政府八成國有化之後還不斷注資才能生存,還想市民相信保險公司?事實上,香港的政府從來都很短視,但偏偏卻在醫療融資上既看得長遠,又提不出十分具體和使人信服的分析和數字,卻態度固執堅持,這實在是使市民難以接受的。算了吧!

香港的醫療是需要改革,正確方向是釋放部分市場給私營機構,以減輕公立醫療的負荷和前線人員的工作量,和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時把資源投放在預防性醫療(preventive medicine),尤其是日趨流行的非藥物本位醫療(non-drug based medicine),花費很低,但市民會更健康、更快樂。當然,政府此舉民望必然會更高。不說大家不知道,醫學界公認,世上有七成的病是可以避免【註】。

拋棄港珠澳大橋

另一個需要拋棄的「大白象」,是港珠澳大橋。多年以來,我都是建橋的忠實支持者。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和這項目的倡導者胡應湘兄一起飛去北京開兩會,剛巧就坐在他的旁邊。他在公事包中拿出地圖,很熱情的向我介紹這構思,滔滔不絕的談了三個鐘頭的飛行時間,我當時真是五體投地。但是彼一時也,香港新機場還未有決定,許多人都以為珠三角西岸也會被香港出口主導的經濟所帶動,修這一條橋,效益無比。

到了今天,珠西地區的發展途徑跟深圳和東莞大不一樣,這條橋不但失去往日預期的作用,再加上香港堅持「單Y」,不連接深圳,期間廣東早已構思在大橋的北邊再建一條成本更低,因而收費更廉的「深中大橋」,汽車要往來,從深中大橋到香港,會更快和更便宜。他日港珠澳大橋建成,每天要求最少二萬車次來往,才能持平。特區政府挖空心思,想出臨時兩地牌的辦法,使兩地所有車輛在理論上都能使用,但幾乎所有專家學者,都不認為每天二萬車次的指標能達到。那即是說,港珠澳大橋對珠三角未來的發展沒有很大的作用,項目反而肯定會帶來長期虧損。

此外,在融資方面,雖云中央代替廣東出資,但港方仍要投資七百二十七億元造價的一半,這還未計算香港這方面的道路建設。胡應湘兄近日也少拍心口說負責融資了;大家心裏都明白,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狀況,融資大不易。到最後,只能是特區政府出錢投資,把四百億元以上的巨款,投在一條車輛稀疏、難有回報的長橋之上。

問題是這項目拖拉了超過二十年,好不容易國務院批准了,還撥了款,已經進入實質性的規劃,上周五還有新聞見報,如箭在弦,現階級說放棄,別說特首和特區政府了,中央的面子也難放得下。但是這場百年不遇的特大經濟危機,卻正好為各有關方面解套。如果現在香港宣布因外圍經濟問題把項目暫時擱置,對外很容易交代,內部就可以高高把它掛起,無限期停建。這決定一宣布,大家只會鬆一口氣,而不會反對,連可惜都沒有。

這一非常明智的決定,中央暗地一定十分高興和支持,因此舉也幫了中央一個大忙,免它作一筆無謂和賠本的大投資,同時也顯示香港已經擺脫了大香港中心主義的病態心理。香港主動放棄了港珠澳大橋,深圳必然十分開心,港深關係因而進一步密切。香港可積極參與深中大橋的規劃,甚至作少量投資,讓它與目前流量偏低的西部通道連接。雙贏之策,何樂而不為?

以上三個脫離了現實的大白象項目拋棄了,既開源又節流,進出相加,估計即時能為香港帶來近一千億元的效益。現在金融海嘯第二波快到,看來不知道今後還有多少重風浪,未來的苦日子還長得很,這一筆大錢要能省下來,好用在刀口之上;將來歷史,必記一功。

註James F. Flies, et. el., Reducing Health Care Costs by Reducing the Need and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July 29,  1993.


劉廼強 | 10th Mar 2009 | 信報 | (8 Reads)

近日香港氣壓奇低。其實也沒有什麼,就算財政預算不如人意,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經濟其實也不太差,失業率只不過是百分之四點六而已,美國已經上升到九點一了,新加坡也差不多。其他新聞,不又是泛民不敢責備社民連、醉酒駕車司機被判坐牢、滙控供股、艷照門女主角大義凜然大反攻之類;標準的港式新聞。但是真的很悶氣,不覺得嗎?

是否有正在下沉的感覺?這應該不是幻象,因為很多人都有這感覺: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差,後天也是如此;香港正不停地走下坡,沒有前景、沒有希望。而每一天,我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無聊事件,作為解悶的病態娛樂。

民族復興就在眼前

這真是難以理解,因為整個國家,除了在邊緣的香港和台灣之外,都朝氣勃勃。全世界都在衰退,數以萬億美元的錢投進去,美英等大國的國債都上升至國民生產值的好幾倍,還未見到黑洞另一邊的曙光。在外圍形勢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只有中國堅持爭取今年有百分之八的增長,而且從種種迹象看來,外界愈來愈多人相信我們真能達標。

從溫家寶的工作報告看來,未來幾年,我國在三農、教育、住房保障等與民生有關的投入,都比以往大幅的增加幾倍,有估計將超過十萬億元人民幣。如此果敢的政策轉向,這過去幾百年來所未見的大規模民生建設的結果,將會徹底改良以往經濟、社會、政治的生態,同時亦為擴大內部需求、維持經濟持續增長,打下穩固的基礎。

看來西方發達國家起碼十年八載難以回頭,但我國卻極可能依然能繼續年年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長。只要今年我們能夠在不經歷較大的社會不穩而安然度過的話,此長彼消之下,通過我們幾代人的努力,扭轉近兩百年的恥辱與貧困、戰亂與流離;民族復興,就在眼前!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感自然湧現。但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面對香港與整個國家之間步伐如此大的反差,這裏暮氣沉沉,不能自拔;北面春意泱然,不能自已,又是另外一番難言的傷感。

這本來已經不小,而且有可能還不斷加速擴大的反差,在香港已經造成了兩股各走極端的力量。一些人基於種種原因,放棄、甚至抗拒收窄這一反差,以本土文化及利益為據點,力求與內地保持距離。另一些人,則從感情、大局和大勢出發,鼓吹與內地融合。這兩派不自覺的角力,不單以政治上的「建制派」和「泛民」的鬥爭為然,幾乎無處不在,天天都發生。

但是這兩派,即便是本土的一方,似乎都忘記了香港。台灣的本土主義者,整天到晚都「愛台」不離口,但香港卻似乎沒有人公開宣稱「我愛香港」。有只有洪清田兄和一班小眾在搞其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香港學」。以香港這個百多年移民城市的傳統(較為準確應該是移民中轉城市,因為不少人最終目的地都不是香港,只以香港為跳板,到美國、到台灣),很多人只不過是以本土為名,追求中國主流以外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說到底,他們根本不愛香港,按照以往的經驗,只要香港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是最早溜走的第一批。我對一些反對派最反感的地方,就是這種深厚的偽善。

不過說到底,今天香港的主流,是真正的愛國愛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出生的「迴響代」,更是天生的愛國愛港者。指標之一是,年紀愈輕的,普通話說得愈好;但在電腦世界中,他們都用獨特的香港話。跟我一樣,在他們的心目中,從來都沒有上述的二分:香港就是中國,中國就是香港。而正正因為是這樣,才有文初開始的揮之不去的悶氣。

捉錯用神誤放精力

另一個不能不特別指出的香港社會新共識,是與董建華時代不同,市民不再動不動要求換特首。今天大家都很清楚,去了曾蔭權,不管上台的是曾鈺成或曾俊華,都沒有能力把香港治好。最痛苦的是,我們見到任何一個可能是特首候選人的,都從來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讓香港有奔頭的想法。香港的悶局,一句話,就是看不見明天。

整個社會今天都渴求再聚焦於香港的未來出路,而剛破土而出的「迴響代」,更要求在一個有活力、有前途的香港安身立命,發展事業。香港的未來發展對大部分市民來說,已不再視為虛無飄渺,而是一個十分現實和迫切的課題。這一條新的共識,恰恰就是香港主流媒體、政客,以至政府所錯過的一個重大趨向;他們都捉錯用神,把注意力、資源和精力都投放於錯誤的地方。

反對派的影響力,正在明顯下降中,所以他們不敢再搞元旦大遊行,連「七一」這招牌盛事都放棄了。雖然有人不甘心,仍然想搞,也有不少論者認為經濟不好,「七一」遊行會熱鬧。這裏白紙黑字預測:只要特區政府不犯大錯誤,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今年「七一」如有遊行,人數一定會比去年少。

甚至連黃毓民兄領導的社民連所能掌握的,也只是政府未能回應香港社會新共識的憤怒。這種負面的表達,只模糊的反映了問題,但提不出解決的方案,擲蕉之後,依然是悶局,所以只可能吸引小眾,還可能很難長久維繫。他們通過激烈行動維繫的小眾,事實上已在收縮。而全世界的選舉經驗都顯示,青年人的投票率是最低的。我對社民連目前的路線,並不像市面那麼樂觀。

建制派努力保現狀

建制派的問題在於只努力保持現狀。每當現狀日趨不良的時候,他們便要吃虧淪為「保皇黨」,失票源、失議席。政客們這回學乖了,紛紛爭着扮反對派,一起罵怕字當頭,無所作為的政府。這就像打麻將手風不好時,但求不大輸,沒有出息章法,這樣打一定不會贏。所以才有所謂「四六比定律」,和「不論誰選上特首,中央都會接受」的投降主義出現。所以市民要找帶領香港尋出路的未來領導,從來都沒有朝這方向看。

極低氣壓,通常是暴風雨前夕的先兆。這不會太久,但將會是「七一」之後的事情,而且也不會是上街那麼老套重覆。有一天,當年輕人突然怒吼「我們不是垃圾」之類,我們會看到香港人到底是否還有點圖強的志氣。

如果我們香港人真的是沒種的鵪鶉,連一點點志氣都拿不出來,那香港當然就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前途。而以香港移民中轉城市的傳統,集體意志是可以崩潰得很快的,到時跳船將會比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更普遍。因為這不是移民外國,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作為中國人,香港新的一代,在國家任何一個地方發展都一樣。這怨不了誰,是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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