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我的觀察，道德是香港評論界當前的最熱門話題之一，而《信報》也已經成了這場討論的最重要場地，就說上周，馮可立兄、周永新兄都不約而同地，從不同的角度投入這場大辯論。從目前的狀況看來，今天不論左、中、右，都有一個共識：香港道德敗壞，基本的價值觀開始模糊。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今天我們社會上的頭面人物，幾乎都沒有一個是言行一致，或者首尾一貫的。我記得小時候，上一輩教我們做人要有宗旨。「宗旨」這個詞，今天已經沒有人用了，更「現代」的代替品是「原則」。做人要有原則，對於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來說，原則等於一個品牌，它內化了很多東西；你買Nike，你知道買什麼，它代表什麼。一個公眾人物站出來，大家本來也應該知道他是什麼，他代表什麼。今天這些公眾人物都聲稱他代表某些美麗的名詞，從自由、平等到公義、和平，但他的其他表現，都與此無關，往往更加相反。我們身邊的例子太多了，一一點名已經太費時。看官們，麻煩你舉薦一些言行一致、首尾一貫、貨真價實的金漆招牌，讓我們表揚一下。

為反而反沒定對錯

有是有的，「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但是在今天這個扭曲了的社會中，卻已經被污名化，被埋沒掉。今天如果我們說杜葉錫恩才是真金白銀的「民主女神」，有人會問她是誰；更有些被自稱為「民主派」的人洗了腦的人會失笑。反而那個從來是民主反面的人物，卻莫名其妙的被捧為「民主女神」。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是非黑白顛倒如斯，才有今天這個困局。

再之所以如此，是我們的媒體和政客在反建制權威時，只為反而反，所以根本就沒有是非黑白的原則和標準。你不諮詢罵你不諮詢，你只諮詢現有諮詢機構罵你諮詢得不夠，你諮詢多些人罵你架空現有諮詢機構；說到底，你沒有諮詢我，到你諮詢我時，我於瞎扯之餘，又罵你不尊重民意。

而「民意」也者，就是我的意見。到我的意見被接納了，又有更多人罵你不尊重他的意見，親疏有別。所有的意見都接納的話，就什麼事情都做不成。但是到底誰對誰錯，到最後都弄糊塗了。今天大家都已經忘了有對錯的問題，反正誰的聲音大，誰能佔領媒體的空間，誰就是「有理」。

這樣一來，做官的不可能有自己的原則，只能向聲大者低頭。有遠大目標被人罵空想，只求「做好這份工」被罵沒出息；只能怕字當頭，左閃右躲，慢慢下來，唯一是非黑白的標準，是沒有人罵，或者少人罵。不做事，不吭聲，自然少人罵。稍為積極的，做些表演，多曝光，撑住民望於某一水平，庸官我自為之。

有些人把這一切都歸咎為沒有民主，沒有普選。好，我們明天就普選特首，麻煩你提名一個像個人君的出來！就是沒有嘛。惡幣驅良幣，又長期沒有警察出來維持秩序，今天公眾舞台上群妖亂舞，像個人的，都會找別的更有意義、更有效益的事情幹，而不會做公眾人物。也許還沒有人告訴你：我們已經陷於自己炮製的嚴重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

沒有什麼普世價值

有人錯誤地認為這是因為香港失去了什麼「核心價值」。事實上是他們想偷天換日，乘機把他們的私貨硬塞進來，強搶道德高地而已。世上從來都沒有什麼「普世價值」，而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已經有不少個版本，搞不清楚那個是「山寨」貨式。我問的是更簡單直接，人人能懂的最基本問題：我們想要什麼？根據王卓祺兄的調查，香港市民第一要和諧社會，第二要經濟發展，第三要民主；他沒有問民生問題的排列，這裏暫且把改善民生排第四。這四點跟中央領導對特區政府和市民的期許，總的來說是如出一轍，只是次序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這是香港市民和中央的共識，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達致這四大目標？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問的問題；我們的討論需要從這裏展開。

我以前在這裏提過對青年人的三點要求：尚智、務實、承擔【註】。幾年下來，我不斷再思，也想不出更好的提法。後來我明白了，大概是潛意識的驅使吧，尚智、務實、承擔跟孔子說的「智、仁、勇」三達德的追求是很接近的。「好學近乎智」是尚智，「力行近乎仁」是務實，「知恥近乎勇」，「承擔」跟「知恥」不太一致，但是，我認為承擔或許更加「近乎勇」。因此，這也應該是我們整個社會極需要重拾的基本價值，或許這就是周永新兄所要提倡的，我們這個社會以前本來有的價值。

從這個角度回頭再省視一下今天的香港，就是我們反智、不解決實際問題而專搞政治正確和形式主義的形象工程，好挑剔別人卻不肯承擔，我們這個社會才一天一天的敗壞。如果我們繼續反智和只做表面功夫，做其專門指指點點的大爺，我們這個社會根本沒有能力去直面當前的問題，繼續怨天尤人，情況只會一天一天的再壞下去。到時再找誰去挑剔，去問責，又於事何益？

另一方面，大家都尚智，香港便能拋棄無知、淺薄、成見和偏見，事事重調查研究、重廣泛諮詢、重思考；有不同的意見，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去作理性的解決，或者時髦地說，作「科學決策」。凡事經過互諒互讓，社會得到共識，香港社會從上到下各界便要大力支持和參與，促使它成功，幫助它完善，一旦出了錯，要勇於指出和改進，而公眾不單給予改過的機會，更主動協助糾正；那就是務實和承擔。

尚智、務實、承擔

我可以十分肯定，不多不少，尚智、務實、承擔是一個和諧、有經濟活力、民主自由、公平公義社會的必要和足夠條件。那即是說，這基本的價值，是比所謂「核心價值」更加核心的價值，並且是一個有更強操作性，和更人人都有能力從自己做起的價值系統。加上因為這裏有我們背後的幾千年傳統文化沉澱，它早已經存在於我們的潛意識當中，所以更毋須花精力再詳細解釋和說服，而是一點就透，很少異議。尚智、務實、承擔是今天我們值得提倡的個人修養和社會倫理道德。

與此同時，尚智、務實、承擔也是我們隨時帶在心中的一把尺，對己對人、對事對物，都不妨不時拿出來評度一下。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做，是否合符尚智、務實、承擔的道德？慢慢下來，不須誰去督促，新的一套行事作風，和其背後新的一套思維方式，便會從每一個人心中自然、自發地流露出來。也毋須監督、制衡、立法、獎懲，大家都會自覺地共同遵守。

這樣，香港是會改變的，也是能改變，更會向好的方向改變的。

註：劉迺強：尚智、務實、承擔，《信報》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now risen to 4.6 per cent, which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un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However, this is only the start of a long and painful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many worry that the figure could even hit double digit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Boosting employment is therefore the order of the da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e can expect as many mainland tourists as we can possibly accommodate, as a support measure from Beijing. Very soon, the 3 million permanent residents of Shenzhen will be able to cross the border at any time, with a special ID card. Given that our population is only 7 million, this is a massive injection of new consumer power. Together with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related job creation, the hotel, tourism, food and beverage, and retail sectors should not be hit too hard.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even though it is under great public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s accelerated the decommissioning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now being co- ordina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earliest will kick off only late this year.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create temporary jobs. This is easy; our administration has the money to do so. So, this part of the problem is basically being taken care of.

New graduates are an obvious problem area: many of these inexperienced entrants into a market with few opportunities are likely to be left out. Many will be discouraged and demoralised, and the longer they go without jobs, the harder it will be to lift them out of the unemployment trap later. Conventional wisdom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try to prolong their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schemes. This is what we did a few years back, and there should be no difficulty in repeating the strategy. However, given that high unemployment is likely to last for some time, the only real solution is to create more permanent jobs.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middle class. At present, their unemployment rate is lower than for blue collar workers but, judging from experience elsewhere, it is going to climb. The influx of tourist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ll not help much in this area. Again, new jobs have to be created.

Basically, all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about employment are centred on using public money to create temporary jobs and to help graduates. But most of these suggestions amount to telling officials what they already know. Equally urgent,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 is creating permanent real jobs. This is an uncharted area, and we will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Hong Kong's economy is unlike nearly any other, so we cannot draw on experience elsewhere. Our pegged currency rules out financial policy. Overseas, financial policies are not working, anyway. We will expand government spending, especially on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but, unlike elsewhere, there is no multiplier effect in Hong Kong. The major effect is just more employment,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For every dollar we spend, perhaps only about 30 cents will remain in the economy, and that is why shopping vouchers are not advisable here. Our internal consumption has to be supported by foreign exchange earned by exporting goods and services. This is where we need to create more jobs.

Previously, when we talked about exports, we meant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US and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ese happen to be the areas worst hit by the slump. The services we provide to the mainland are also related to its export sector, and the short-term prospects are very grim indeed. We very seldom regard the domestic market on the mainland as our potential market, not even the nearby, affluent Pearl River Delta, with 50 million consumer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ewly promulgated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for this region, we know where we need to look.

香港的淺薄文化，很少作深入的討論和反思。我萬二分高興見到，金融海嘯剛開始，對我們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和打擊還不算很嚴重之際，香港的評論文章，都不約而同的，從不同角度的在反思香港一些深層次問題。

最早提出來的，是市民權責平衡的問題。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在英國決定從香港撤退之後，港英政府不斷向市民充權。市民慢慢習慣了做大爺，弄到今天刁民當道，樂極忘形，每個人除了納稅和守法之外，對社會再也沒有任何責任；而政府和公營機構則永遠都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問責單位。但對於這些機構所犯的任何錯誤，以致社會上各種問題，市民除了監督、責罵之外，也不會再有任何積極承擔和參與改善。市民對其個人的行為及後果，也抱不負責任的態度。

不負責任

就以不久之前的曼谷包機事件為例，我們於怪責政府不夠政治敏感和果斷之餘，也不能不問一句：在泰國兵荒馬亂的時候，市民是否應盡量避免到那裏旅遊？去旅遊的，是否應該有各種心理準備和應變打算？機場被封，內地包機接客時，雖然目的地是廣州，是否應該考慮趕快登機離開，再從廣州回港？如覺得生命受到威脅，是否稍貴的機票也得買？是否應像那個意外死亡的港人那樣，想辦法到其他機場登機？呆坐在曼谷機場，罵政府不派免費專機來接，是否負責任的個人所應採取的態度？很可惜，在泰國就有上千港人抱這態度；更可惜，在港內，同情這種不負責任的人竟然是輿論主流！

同樣可惜，到所有旅客都脫險安全抵港，鬧了幾天之後，這事件很快便因沒有新聞價值而從媒體中消失。港人又一哄而散，一場春夢了無痕，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這跟雷曼事件一樣，媒體跟廣大市民愈來愈脫節。只是政府施政的輕重緩急，還完全被嘩眾取寵的淺薄新聞學為主的媒體所主導。

最近大家都開始明白，天天跟着新聞的出沒去罵政府，短期效果不彰，長期並非出路。更明白到只顧權利不講責任，並非辦法。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們更清楚，金融海嘯背後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和英國，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社會，我們所有深惡痛絕的東西，什麼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社會不公、偷呃拐騙、男盜女娼，以至食物安全，那裏都應有盡有；什麼監督制衡，風險管理，社會責任，全都是自欺欺人，一塌糊塗，跟我們中國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神話幻滅

我很高興看到香港和內地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美英上上下下，政、商、學各界，似乎都被當前的特大經濟危機弄得頭昏腦脹，連一些平時比較另類的聲音，也沒有作深切的反省。至於奧巴馬政府，我早前「新瓶舊酒」的判斷，看來十分準確，若循這軌道走下去，我對今天是美國從盛到衰拐點的預測，也將很快會被事實證明。

西方優越的神話，什麼普世價值之類，全都已經幻滅，我們要從頭開始重拾一些更深層次、非白種人中心的價值，和直面一些普世的問題，如人的地位、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物質和財富的意義、政府如何維持良好管治、權力如何監督制衡、國家之間如何相處、人類如何面對一些共同的問題如經濟發展、環境保育等等。

這裏我想特別向大家推薦鄭漢良兄一篇好文章：〈港人的法律萬能心理〉【註一】。這篇文章香港很少人有機會接觸，因為他是在台灣發表的。之後同文王永平兄評論盈科私有化時，也有類似的觀點：這雖然並非法律問題，但在法律之上，還有道德在。這一觀點，我去年初在這裏評論「艷照門」事件時，也已經提出過【註二】。世上有許多事情，比如說「淫褻」的定義，是很難很簡單清楚地界定的，更不說在法律上作規定了。硬要這樣做的話，結果只能以露多少點作標準，這許多時會出現可笑荒謬的判斷。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是有一個普遍接受的道德尺度的。但這尺度，卻又往往跟洋人法官很不一樣。最後靠法院來判決香港的道德標準，更加不知所謂。

問題是，在新自由主義猖獗的氣氛之下，道德被污名化，好像道德是個人自由的枷鎖。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為，只要對其他人沒有即時的損害，便完全不應受任何法律的，以至道德的限制。但是即使在西方，思想和言論也不是那麼自由的。例如歐洲許多個國家，你如說沒有Holocaust（猶太人大屠殺）這回事，便要坐牢。英國有Glorification of Terrorism Act，只要對恐怖主義稍表同情，同樣要坐牢。

至於道德的潛規則，更是無處不在，大家在公開的場合不會提起，只是政治不正確而已。道德的威力也在於這裏。在道德的世界中，沒有原告，沒有法庭，被告也毋須答辯，許多時違反了道德無人知曉，甚至連懲罰都沒有。但事實上道德卻遠比法律利害，它的要求比法律高，道德內化之後，人會自動自覺的不去違反；違反了道德，會自責自咎，甚至會自我懲罰。另一方面，道德淪亡的社會，人欲橫流，即便法治如何完備和堅固，早晚必然會出大亂子。我們眼前的情景，以及未來十年八載的全球性苦難，甚至戰亂，足以證明這一點。

道德承擔

這次電訊盈科的私有化所採的手段，不管到底是否有種票的存在，其實大家心裏那把尺，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不道德的行為。在以前，大家還可以接受「無商不奸」，「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謀最大利潤」，「專業人士就是為客戶服務」，「我就是鑽到法律罅，慘得過我夠叻仔」之類的歪理；因為在一個移民社會中，人人都是盡量賺快錢的過客。

但是今時今日，香港人已不再當自己是過客，而是決心在這裏安身立命，準備做主人。他們的心情已經逐步開始轉變，對別人、對社會、對政府開始有更高的要求，一些道德的要求。他們逐步開始想對社會有所承擔，因此對於以往見怪不怪的沒有承擔的自私自利、巧取豪奪式短期行為開始愈來愈不滿、對社會的綱紀敗壞不能再忍受、對香港逐步邊緣化十分焦躁、對政府的無所作為不會再縱容。

總的來說，一種新的愛國愛港精神正在掙扎破繭而出，這既是承擔，同時也是道德要求：這是我的窩，我正在努力去建設，把它弄好。誰也別想在這裏搗蛋，弄砸了我的窩，我跟你拼命。

註一：《中國時報》，二○○九年二月八日。

註二：《縱容社會可以休矣》，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香港也有一個百萬元問題：香港有沒有前途？

在以前，只有少數人抱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半認真的說：「我已經對香港不寄任何希望。」今天，愈來愈多人對香港表示不屑一顧。持這輕藐態度的人，尤以內地朋友為多。不但是達官貴人，這股看不起香港的風潮，已經不斷向下滲透；最近連遊客都在網上表示這是一個不值得再來的城市。在港內，天天都是這個那個問題，事無大小，照樣擾攘一番。城中到處都是怨艾之聲，從上到下都看不見出路。面對經濟危機，中央都公開表示擔心影響政治穩定；但一貫香港中心的媒體對此嗤之以鼻，市民以末世狂歡式的消費來回應。用廣東話說，香港真是「衰到貼地」！

回歸之前，大家都對香港抱着各種期盼。過去十一年，我們各方面的種種表現，無不使愛香港的人傷心、失望。「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地位的急速下降，邊緣化，很大部分是我們港人自招的。而「哀莫大於心死」，香港人自己不爭氣，誰也幫不了我們。

寵壞不會有前途

「阿爺」對香港這不肖子是不停溺愛。在中央大力照顧底下，可以肯定，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期，香港的經濟壞不到那裏。但是長期被溺愛的小孩是沒出息的。經濟雖然不死不活，卻快速地被內地其他城市趕上和超越。其他方面，香港的優勢不但難以維持，而且更不斷地破落、下降。港人多少也明白這道理，但是對於便宜是卻之不恭，並且甘之如飴。但有些人為了表示有志氣，就「低頭吃肉，抬頭罵娘」，要「不靠大陸佬」，卻又要第一時間去西環負荊請罪。這只足以反映他們心理不平衡，更招人恥笑而已。一個被寵壞了而不能自拔的香港，是不會有前途的。

在西方「娛民政策」的媒體生態底下，港人接收的資訊日趨本土化、輕薄化、娛樂化。兩個沒有名分的大小情婦爭風之類的八卦消息，竟然經常成為「新聞」，還佔了多天報紙頭版頭條，而展視兩岸新政策，影響既大且遠的「胡六點」則放在內頁一個小角落；連與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的國務院珠三角發展規劃，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討論。因為具娛樂新聞性，媒體與刁民政客互為犄角，事無大小，一哄而起；而隨着新聞性的消失，又一哄而散。事件有人道歉下台，便算了結；如何深入檢討改進，那是沒有人感興趣的事情。智庫和政黨發表政策研究報告，許多時連少許報道都贏取不到。

承擔參與扭轉局面

當今世界秩序在重整中，中國的發展，也正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而危機當前，只有香港，像龜兔賽跑寓言裏那熟睡中的兔子，不知人間何世，更在香甜的夢中，小題大作地無謂爭執一番，樂此不疲。

這樣的香港人，這樣的見識，這樣的行事作風，能長進嗎？明眼人都知道不能，但絕大部分香港人卻久而不聞其臭，絲毫不覺得需要改變。少數覺得有需要變的，也不知從何入手。

反對派認為要香港長進，就要提出全世界的最高標準，並且對任何背離這高標準的錯誤作零容忍的反應，一定要有人認錯，有人要問責和付出代價。實踐證明，這一策略，只會被理解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說、不知更加不會錯。

經過十多年的折騰，香港的社會，包括建制和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已經進入「鵪?狀態」，因循保守，無所作為是正常；而另一方面，刁民當道，聲大就有道理，人多就有力量，建制屈從民粹惡勢力就是「順從民意」，就是民主。

香港真正的長進，起點是承擔和參與。奧巴馬在他的就職演說中，也帶出了「承擔的時代」的提法。但是香港所有利益集團，都千方百計防止市民承擔和參與。政府要鼓吹什麼，先成立個毋須做事的委員會，所有事務由全職官員包辦，搞個開幕式、閉幕式，如尚有餘錢，中間加一個嘉年華，還印一本精美畫冊，便功德完滿。市民想植樹環保嗎？好，漁護處做了所有工作，市民只須捧着樹苗，放進已經挖好的洞中，撥兩下泥把洞填滿便功德完滿。政客也不遑多讓，不管是哪個派別的，議員加助理拉張橫額，在衙門前站一下，影張相，便是示威。之後是宣傳成功爭取什麼什麼，中間完全沒有市民的事。所謂激進行動，也只不過是些個人表演，根本沒有群眾的份兒。影響所及，大學學生會組織，每屆「上莊」為了搞迎新，而迎新也者，就是為了找人「上莊」，徹頭徹尾是小圈子的內部循環；真正的活動，欠奉。說白了，這些形式功夫，就是為了在履歷上人有我有那自欺欺人的一行字。

要扭轉這局面，只有一個方法：喚起港人承擔和參與。喚醒港人的最佳方法，以及承擔和參與的起點，是對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的認識，進而認識香港面臨短期的危機和長期的困境；產生與現實匹配的危機感，以及更深入的分析。

問題是，「阿爺」決不會忍心讓港人受苦的。深圳已經立例，持暫住證的居民可以原地申請自由行來港，一下子就多了超過一千萬可以經常來港的客源。而不久之後，很可能深圳常住居民可以持類似我們回鄉證的特別證件隨時來港，讓香港平白多了三百萬消費者。

前途從「知衰」開始

我目前的觀察，這次金融海嘯，最早受打擊的是有閒錢投資的中上階層，不少富人的身家都已減半或更多。這些人的損失雖然巨大，卻不損筋骨。基層因受到旅遊、基建等支持，失業壓力大大減輕。最窮的，有綜援等安全網撐住。最徬徨的，反而是一大片中產人士，尤其是根基未固的中青年一代，和最近背上負資產的一群。

中產人士雖然不會造反、不會打劫，但卻善於叫嚷。但是嘈吵已經證實不能解決問題，繼續吵下去，也不會有結果。香港的經濟如不能成功轉型，他們的出路短期和長期都很有困難。

轉型問題，「阿爺」幫不了香港。我希望他們於痛定的時候，直面香港目前的處境和可能更差的未來，與其再思痛，倒不如下決心求變。只要有足夠的人下定決心，不能這樣混下去，人心思變，並且努力求變，香港的現在軌迹便要改變，香港人的畸形短視局視價值，缺乏承擔、短期行為的行事作風也不得不變。

「知恥近乎勇」，「知衰」便是香港長進的第一步。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太清楚了，只要香港人「知衰」，他就一定會改，而且會改得很快，很徹底。香港的過去，就是這樣闖出來的。因此，當前的特大經濟危機深化到某一地步，大家都有切膚之痛，愈痛便會愈「知衰」。如果處理得好的話，危機很可能是香港的轉機。香港的前途，從「知衰」開始。

Let me dispel a few myths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To start with, people believe that, to become a world-class city, we have to master English. Most Japanese do not put much effort into learning an alien language, but that does not prevent Tokyo from being indisputably a world-class city.

Many people say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he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Don't be misled by the impression you get from overhearing women barking down the phone at their Filipino maids. The fact is that there are a lot more people in Hong Kong with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English than before. In the 1970s, only about 3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ere able to enter university and, of course, they could speak good English. Now, more than 1 million residents have a foreign passport and about 70 per cent of those studying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are locals. Thus, the percentage of good-English speakers is far higher.

The problem is that, unlike in Singapore, English is not a working language here. Without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the language is an uphill battle. Some people think we can create an artificial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n schools for at least 12 years. But it has never bee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n our schools. Even in our universitie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s Chinglish, as most teachers cannot adequately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On the whole, students from English-medium schools have a larger English vocabulary, but many of the words they learn from textbooks are technical, and they will never encounter them again.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our students have a hard time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in a restaurant.

Our students are now forced to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and effort learning a language instead of other subjects. That is why statistics show that students from Chinese-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though they are not the brightest to begin with, do better in exams. They are also happier.

These students will, however, find it more difficult to adjust in our universities where all the material is in English. They have to learn many English terms in a very short time, in order to compete. Now that 60 per cent of our secondary-school graduates are supposed to get a tertiary education - following former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s pledge - this may be too big a challenge for quite a few, and those coming from English-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seem to have an unfair advantage.

To make it fair, we can either have all schools teaching in Chinglish, or in Chinese, with an extra boost in English. I favour the latter, but policymakers prefer the old English secondary-school system because parents love it. Because English as the teaching medium became politically incorrect after 1997, they have come up with many ingenious ways of saying black is white.

First, the government downgraded many English-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to Chinese-medium schools. When faced with angry protests, they altered course. Chinese-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could be upgraded to English-medium, they said, provided thei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qualified. They have now gone back one more step: there is to be no labelling of  English- or Chinese-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For any class, if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up to it, English can be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is shifts the stigma from the school level to the classroom. Students in Chinese-medium classes are still lower forms of life being taught by second-class teachers, but worse, because discrimination is now inside the school, it is everywhere. Your basketball team pals know you are stupid. By defining away the problem to make it even worse, it is - in official-speak - an impr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