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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30th Dec 2008 | 信報 | (17 Reads)

最近幾次到銅鑼灣晚飯,只見人山人海,盛況勝前;而食肆每一間都要排隊,起碼等候大半個鐘頭才能入座,在這裏真不知世間有經濟不景這回事。港人醉生夢死,就這樣,多姿多彩的二○○八年馬上過去,迎來風雨交加的二○○九年。

我很高興見到明年將會是十分痛苦的一年。上次我們痛苦得太不夠了,經濟稍為好轉,港人的劣根性又再回頭:搵快錢、小聰明、嫌貧憎富、窩裏鬥、低頭吃肉,抬頭罵娘。過去四五年間,香港人均產值回復九七前的水平,馬上炒風又起,股市和房價更勝從前。銀行擠滿了師奶,都是炒股的,連阿婆都買迷你債券;新盤樓價都在一萬元一呎以上,紀錄價更是近四萬,「摩貨」又再大量出現。富豪則作如「億元婚禮」之類的窮奢極侈炫耀性消費,媒體幫助一般市民作偷窺式的追捧,連某人情婦生了孩子,大小爭風,都連續幾天成為頭版新聞。這種歪風,弄到連本來做實業的中小企,也紛紛不務正業,把資金進行炒作,最後一敗塗地,一屁股債,丟下萬千工人,一走了之。

被寵壞了的過客

政府以大力緊縮土地和居屋供應為常態,財政轉虧為盈,出現千多億元的盈餘,因而沾沾自喜,以為已經掌握了前人未知的財政秘訣,竟然不知百年一遇的特大危機之將臨,還要千方百計的趕快派錢買民望。

香港整個社會都是標準被寵壞了的過客,在繼續享受掠奪性的消費,吃老本,卻不作投資,以為天天都有老酒可喝。我們整個社會都陷於畸形和瘋狂的病態中,自我中心,短期行為,不追求可持續的發展,但卻不自知。如今大難臨頭,又要向特區政府伸手,並且期望中央出手支援。但到中央出手時,卻又要假惺惺的罵特區政府沒志氣。

我希望於明年,香港能痛苦得深刻透徹一點。到真的死去活來時,港人才會回復狀態,努力圖強。這裏,我特別寄望於青年,亦即內地叫做「八十後」的回響代。他們的父輩基本上屬於戰後嬰孩那一代,開始陸續退休。今天主流社會的代表,是比他們年紀稍長的一代,美國叫做「X世代」,我以前在這裏稱之為「破落代」;全世界這一代都較平庸,沒多大出息。最近本報有一批年輕人談自己的感受,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自怨自艾的,大多是破落代;有志氣的,是回響代。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回響代現在正以每年六七萬的速度不斷增長,並以這規模進入勞工市場和獲取公民資格。

每一個時代都出現該時代的新人。戰後嬰孩代表着二戰之後的復甦,破落代反映了香港回歸前後的轉折,回響代則是回歸的新一代。

跟國家榮辱與共

跟破落代不一樣,回響代沒有所謂「身份認同」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中國人」與「香港人」並非對立,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他們成長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這個概念對他們來說,雖然有好有壞的地方,但主要還是正面的。一個很少人注意到,但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過去這二十年,共有一百萬新移民抵港,其中估計約有超過一半是回響代成員,佔了這一代的五分之一左右。他們童年一段時間在內地生活,內地有親屬,並且經常回鄉探親;他們對國家的感情,與內地同胞無異。更重要的是,回響代的經歷很大部分在回歸之後這十一年,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十三億同胞的一分子,說到底是榮辱與共。回響代與內地同胞交流較多、普通話較好;因為親眼目睹內地的快速發展,和內地同齡人士的朝氣和競爭力,他們沒有大香港主義,甚至稍為自卑。

就是因為回響代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所以他們並不像他們以前的港人那樣永遠都在找尋歸宿,心定不下來。他們很自然便要紮根香港,在這裏安身立命。因此,他們較關心本土政治和實質性的民生、文化問題。

與一般正常的年青人一樣,回響代對現實既有憧憬,亦有很多不滿。一如回響這名稱,這一代有着他們父輩的理想和激情,只是較為微弱。他們既紮根在香港,有較長遠的打算,因此有較大的意願和承擔去為香港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天星碼頭事件是回響代啼聲之作,不管我們喜歡與否,他們對香港社會未來的發展,正在發揮着愈來愈大的影響。

回響代是在香港成長的新一代第二次嘗試在香港紮根。他們的父輩曾經嘗試紮根香港,中英談判曾經引起一定的震盪,弄到港元大跌,要與美元掛鈎才停止。之後大家都已經開始接受九七回歸,卻又來「六四」這更大的震撼,紮根香港的意願全面崩潰;一時雞飛狗走,出現了百萬人的移民潮。今天香港的種種病態,起碼都要回溯到一九八九年。

現在看來,回響代會比他們的父輩更有條件紮根成功。首先,香港已經回歸,他們很清楚,做中國人是一個現實處境的描述,是屁股的所在,而不是一個選擇。他們眼見百萬人移民,到頭來回歸之後,絕大部分都以某種形式回流香港。更重要的是,因為回歸之後,香港再次投入國家民族的主流,香港再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將來不管國家民族的前途再有什麼折騰,是好是壞,香港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隔岸觀火,甚至收漁人之利。做中國人,愛中國,就像愛一個人一樣,連對方面上那塊疤痕都一起愛;不能計較利害得失,不能投機,奧運拿金牌便以身為中國人自豪,出現了毒奶粉便不想做中國人。

擺脫主流社會陋習

回響代力量的泉源,在於他們紮根香港,放眼長遠,不爭朝夕;而香港這塊寶地也無時無刻不在為他們提供滋養。每當心情不好的時候,有些人可以在旺角走一圈,買點東西,喝一杯「鴛鴦」,就精神煥發;也有一些人會像我那樣,登高遠眺,又一次被這個城市的美態所陶醉。香港永遠都是那麼迷人,到了外邊都急着要回來。

對回響代來說,二○○九年香港社會面對的整體危機,是他們這一輩子最大的考驗。他們到底是什麼材料?能夠成才?端視乎他們能否戰勝這一場萬二分嚴峻的考驗,推動香港往前發展,而不被主流社會的陋習和惰性所牽制。回響代成敗的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告訴香港主流社會,他們全都病了;有沒有足夠的智慧,說服病人承認有病,並與病人一起去克服問題,協助他們回復健康。我深知道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要求,但我也同樣深信


劉廼強 | 26th Dec 2008 | SCMP | (5 Reads)

I have stressed several times in this column this year that China will no longer be bullied; recent incidents have proved my point. When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disregarded Beijing's warnings and met - in his capacity as head of the European Union - the Dalai Lama in Poland, Beijing cancelled the Sino-European summit and its Airbus orders.

Poor Mr Sarkozy has been left out in the cold, trying hard to explain away his frivolous decision. Closer to home, China has for the first time sent two coastal patrol frigates to the disputed Diaoyu Islands, to Japan's annoyance. When Tokyo protested, Beijing simply said that China had the right to patrol its territories any time, but it still welcomed joint development with Japan.

Some western observers concluded that Beijing had shifted up a gear in its foreign policy and was getting tough. Their hidden message was that China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a threat to the western world, a constant fear that keeps coming to the surface from time to time.

The fact is that there is tremendous internal pressure for Beijing to take action to defend the country'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It is facing enough internal problems already, with almost daily protests. If it appears weak on territorial issues, it will have to face nationwide protests.

To most Chinese, Mr Sarkozy is a slimy politician want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China. He sided with the Tibetan separatist movement dur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and threatened not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this failed and the mood changed, he relented, with soothing comments about China.

Now,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he has stepped up his charm, trying to woo Beijing into siding with the EU in the Group of 20 meeting to boos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ing of the euro. China, with over 60 per cent of its US$20 trill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US dollar assets, has an interest in upholding the greenback. On top of that,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contest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 When Beijing made its position clear, Mr Sarkozy tried to make a nuisance of himself by meeting the Dalai Lama. It backfired.

The Chinese have a long memory. And, when the time comes, they will return a blow.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is a case in point. It has been outstanding for over three decades. To most Chinese,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is indisputable, but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advocated putting aside territorial disputes, for joint development.

This concession, however,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ign of weakness on the Chinese side, and Tokyo has never ceased asserting its sovereignty over what it calls the Senkaku Islands. Fishermen from both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been constantly harassed in the vicinity.

The Chinese remember, and now that they have beefed up their navy, they will no longer stand for such belligerence. Sooner or later, Beijing will have to start patrolling its waters around the Diaoyus. The offer of joint development still stands, and Japan is welcome to take it up any time.

Moreover, Beijing is not hostile to Japan. It has just concluded a meeting with that nation and South Korea, and came up with concrete joint efforts to stabilise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By the same argument, Beijing is not hostile to France, either. The recent, gentle snub was a friendly reminder to France and the EU that China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equal - with respect. If the Europeans sincerely want Chines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they have to earn it.

Give a Chinese "face", and he or she will reciprocate. For example, the EU ban on military exports to China should be lifted although, at the moment, Beijing has no need to buy a lot of advanced military hardware from Europe.


劉廼強 | 23rd Dec 2008 | 信報 | (7 Reads)

因為馬上就要直面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本來打算大鑼大鼓地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全面降溫;於上周簡單而隆重地舉行了一個儀式,並由胡錦濤作發言,便基本告一段落。但改革開放這我國歷史性大事,還是值得我們去紀念和總結的。

看了不少談改革開放的文章,大都舉了一大堆數字,證明過去這三十年平均超過百份之九的年增長所帶來各方面的進步,和引起的各種問題。這些分析,都未說到問題的關鍵。改革開放三十年,為我們國家民族重拾自我、自信和自尊。放眼將來,這才是骨節的所在。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英國遠征艦隊,十六條船,四千名海軍,就打敗了中國。六十年後的八國聯軍,打到慈禧太后要棄京逃命,最高峰時也只不過二萬來人而已。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怎麼會打輸的。只有一個解釋,就是當時我們這個民族,已經病入膏肓。所以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都習慣批判傳統,致力西化,以達到現代化。我和《信報》絕大部分讀者,就是在這環境中長大的。

十年浩劫人人自危

但是在人類有記載的文明史上,中國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世界第一,而且超前西方以百年計。(所以今天美國超前我們三二十年,小事情而已。)近至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一個由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遠航船隊,拜訪了三十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一百年後哥倫布幾條船探險,船身長度不及我們一世紀前的一半。可是在一八九四年,我們卻連日本都打不過,輸了「甲午戰爭」。我們長期的耀目成就,以及現代史時期莫名其妙的失敗,都是值得我們好好檢討的。

在運交華蓋、命懸一線的過去一百多年,我們一方面不斷的滾爬碰撞求生,很自然的,是所有民族劣根性都暴露出來;另一方面不斷自我鞭撻,力求改變。但是有識之士,從西化得不得了的孫中山到洋文一字不曉的毛澤東,都很清楚,中國人有很多好的地方,而且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然的話,永遠都只能落在人後。

要走自己的路,首先要有自己。像一個迷惘的青年,我們這個民族跌跌撞撞的找尋自己,找了近一百年。歷盡滄桑,折騰得死去活來。好不容易,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萬劫不復邊緣,終於大徹大悟,走上了改革開放這條快車道。

改革開放的成功,與其說是鄧小平的偉大,不如說是中國人的偉大。被官方定性為「十年浩劫」的「文革」,你鬥我,我鬥你,人人自危。據估計死人以千萬計,另外數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百十萬各級幹部進「牛棚」,所造成的痛苦,產生的怨氣,是全國普遍性的。之後打倒「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大家二話不說,就努力幹活去。這決不能以「聽話」、「服從」、「羊群心態」等簡單地解釋過去。不說別的,那些吃過大苦的幹部們如要求黨和政府有個說法,要報復、賠償等,是十分正常和合理的事情。而且眾怒難犯,更何況是核心人員的冤屈,共產黨不可能不有所回應,很可能就再鬧它一個十年八載,改革開放根本就無從開始。

擱下爭議啣枚疾走

我們中國人真的識大體。「文革」固然是「四人幫」,甚至「五人幫」的錯,但再追究也沒意思,擱起爭議,幹實事,這才有改革開放。中間如「六四」的折騰,大家都抱着同樣的態度,不爭議,啣枚疾走,這才有今天的成就。這種為爭上游,顧全大局,心無旁騖的專注和堅忍,世界上絕無僅有。中國人真了不起!

經過三十年的實踐,我們首先證明了給自己:中國人不是垃圾,不是「東亞病夫」,我們是行的。尤其是今年短短數百天內,我們經歷了春節湘粵冰雪災、汶川特大地震、藏獨全球阻撓奧運火炬傳遞、京奧的突出成功和國際金融海嘯的打擊,舉國上下受到全面的考驗;而直至今天,我們的表現,不但自我感覺良好,而且也得到全世界普遍的讚揚。

另一方面,過去三十年,集中所有力量發展經濟的粗放式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積累下來的一大堆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城鄉矛盾、官民衝突、環境破壞、資源枯竭、以至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缺乏社會保障等等,簡單沿用目前的處理手法,只會愈弄愈糟。因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肯定其奇迹性成就的同時,亦是下一個全新階段的起步點。這個新的發展模式,其實已經在「十一五規劃」和「十七大」的文件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簡而言之,就是回歸以人為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具體而言,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一回合是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各範疇都全面發展,而不單單是搞經濟的發展;是統籌兼顧而達致的全面可持續發展。這徹頭徹尾是中國自己開發出來的嶄新發展模式。

問題是,對於如何落實這一前無古人的新發展模式,全國都在摸索中。一般來說,大部分官員對此還是一知半解,甚至將信將疑,還仍然在他們熟習的舊模式中繼續慣性運行。

以中央已定為科學發展觀試點的東莞為例,面對嚴峻的環境,溫家寶作為總理,他關注的是全國各省的就業問題,所以他力保留住在東莞工作的外地勞工。汪洋這個省委書記,他最關心的問題是產業的轉型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外勞的減少對他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到了東莞市的層面,市委書記劉志庚擔心的,主要是利稅問題,財政收入大降,家就很難當。至於市內各鎮,基層地方官所關心的是自身的房地產利益,廠關了,就沒有廠租收入,工人走了,住屋房和店鋪的租金收入也大降。

登上彼岸便要棄舟

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汪洋的路線得到肯定,因為「十一五規劃」早已定了自主創新為產業發展的方向。但是在「和諧社會」這指導思想底下,為了紓解短期的各種問題,對東莞廠商作出多項支援,使轉移的速度放緩,並且較依循市場的力量。如果東莞的港商還不充分利用這個喘息的機會,發憤圖強,早晚會被淘汰,這是怨不了誰的。

明年的全球經濟不景,是我國這個新發展模式的大考驗。胡錦濤誓言不走西方模式,也不走回頭路。後者表示不走前蘇聯證明失敗的發展模式之外,同時也不走過去三十年成功的模式。佛家以舟為喻,登舟才能到彼岸,但上了岸便要棄舟。不要緬懷過去的輝煌成就,讓它成為包袱。要更上一層樓,便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不斷改革開放。


劉廼強 | 16th Dec 2008 | 信報 | (6 Reads)

據云反對派不搞元旦遊行了。這是好事,說明他們開始面對現實,懂得大體了。我是社運出身的,對示威遊行絲毫不抗拒,如示威遊行能解決問題,縱使只是發洩了怨氣,示威遊行又有何不可?只是近年元旦等遊行,已經成了反對派一種儀式,一種例行公事,到時到候便得要搞;示威遊行成為了目的,為搞示威遊行而搞示威遊行,那就大可不必。

反對派的邏輯是,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至於如何解決問題,那是政府的事情。事實上,遠在回歸之前,多年以來香港政府都不願意聽外邊的聲音。要是客觀形勢順風順水,決策和執行又英明神武,並且能把反對的聲音壓下去,問題倒不大。弊在回歸以來,順境的時間不多,而專政的工具又已拆除,反對派毫無忌憚;而在逆境之中,政府的決策和執行,又慣常地出錯,反對派就更振振有詞,認為更加有理由去加強監督和制衡。這裏有一個潛台詞,就是通過加強監督和制衡,會有助良好管治的出現。

特區政府從未強勢過

對於一個過分強勢政府,加強監督和制衡,無疑會有助良好管治的效果。問題是「過分強勢政府」這個前提已經很久不存在,特區政府從未強勢過。對一個弱勢政府加強監督和制衡,簡直就是用錯藥方,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把情況弄得更糟糕。除了少數反對派另有所圖之外,我相信絕大部分反對派都是想香港更好。反對派夙夜匪懈地監督和制衡政府這麼多年,政府的表現大有每下愈況的現象,可見此路不通。

如今香港正陷於又一次比幾年前更嚴峻的經濟危機。上一回,香港經濟停滯了整整十年,社會各方面都出現倒退的現象。這一回經濟很容易又再停滯另一個十年,如果大家處理不好,社會繼續倒退不止。政府的表現,同樣也只會不斷倒退。十年之後,香港各方面極可能連維持今天的水平都不可能,陷於萬劫不復。這是我們願意看到的趨向嗎?反對派應該臨崖勒馬,是改變策略的時候了。如到此時此地還不改轅易轍,還要繼續反對,首先我得懷疑你們的智慧和操守(integrity)。其次,你們這一破壞者的行徑,必將為香港市民和全國同胞所唾棄,並將成為歷史罪人。

同舟共濟再監督制衡

在此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和七百萬市民福祉的反對派們,應該暫時稍稍放下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敵意和警戒,在危機過去之前,把同舟共濟放在第一位,然後再監督和制衡。

如我上周所說,直面這場自香港開埠以來未見的整體危機,是政府依靠市民,不是市民依靠政府的時候。我們應該拿出自救互助的志氣,發揮每一個市民的力量,從下而上的支撐大局,殺出重圍。基於這一立場,我們對特區政府只有起碼的要求:繼續維持基本的服務和水平,包括治安、醫療、教育、安全網等,千萬不要緊縮支出;和支持市民的努力,放手讓市民自力更生。

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政客不知是真傻還是假蠢,仍抱着一種舊觀念,要求政府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派錢給每一個市民。此舉對消費無大幫助,對香港這開放型經濟,更效益甚微,是絕對違反經濟原則的手段(澳洲每人派一千四百大元澳幣—約七千元港幣—事後調查,最大的消費是多買了啤酒!)這樣平白的浪費了政府手上的儲備,不需三兩年,錢花光了,政府將連基本的服務都難以為繼,香港的沉淪必將加速。

我很高興曾蔭權此刻還有足夠的意志去否決這些無理需索,經濟機遇委員會開會之後宣布的措施,基本上已經包括了政府當前應該做和所能做的大部分,主要從幫助中小企業融資,維持經營着手。在對政府大大調整了期望之後,我對它主要的批評是:它只訂了「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三大目標,治標不治本;還須加上「促轉型」這一條作為第四個目標,才算全面應對當前的「機遇」。今天香港市民要求生和轉型,說到底,還得靠自己,社會需要提倡自救互助,同舟共濟的精神。

商會應採更主動角色

晚清時代,也曾出現過類似環境。香港被割讓十年之後,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入湘北上,清朝正規八旗部隊不堪一擊,次年曾國藩成立地方團練,扭轉了整個形勢。當時的士紳力量,有如今天的非政府組織(NGO),就是那個時代的「公民社會」。要是公民社會在重大危機當中,不能適時擔起責任,這個社會便會崩潰。今天應該是香港的NGO主動出來,挑起大局的時候。

此刻香港的最關鍵問題是經濟。我們的商會,應該採取更主動的角色。商會一貫的態度是,在經濟興旺時,便大談自由,政府最好什麼都不要管。但一有困難,便向政府伸手,要求種種優惠和支援。過去數十年,商會從來沒有考慮過集合行業的力量,進行自助。不說別的,港商在珠三角的困境,是過去多年沒有提升轉型的結果。商會就這已經存在很久,而且眾所周知的大問題,除了與有關政府開會之外,作過什麼貢獻?他們自己找不到出路,可曾找學術界幫忙?但是香港的學術界對於這個關乎「前店後廠」基本格局的重大問題,作過什麼研究?提過什麼政策性的意見和建議?【註】商學兩界,何時就這重大課題溝通一下?我有理由相信,面對經濟危機,商學兩界攜手,威力不單會比政府大,而且會來得實在。到真的需要政府支持的時候,經商學兩界深思熟慮,有實踐和調查研究為基礎的要求,政府也不得不認真考慮。

有些看來是十分龐大的計劃,如這裏再三建議的開發新界西北,以配合與深圳一城化的走向。現在政府沒有興趣,但是誰也看得出堂堂一個號稱是全世界流量最大的落馬洲口岸,周邊竟然絕無人煙;這是絕對不合理的,與深圳河對岸黃崗的繁榮成了天大的對比和莫大的諷刺。香港的幾大地產商,其實在附近一帶擁有大量土地儲備,坐着等時機。看準形勢,毋須政府規劃,地產商們只要辦少許手續,補補地價,便可以動作起來,大家都動,便會形成氣候,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三五年間,一個數十萬人口的新城鎮,和更多的永久性就業機會,也會隨着出現。這裏有很大的利潤,並且為香港未來的競爭力添加資源,為人為己,何樂而不為?

至於我們的政客,在經濟危機中,他們選區內有大量問題急須幫助解決。本着自救互助,同舟共濟的宗旨,不愁沒有事情可以幹,並且還可以把政府和大企業拉進來,一起解決問題。到政府或者大企業阻撓居民自救互助的努力時,忍無可忍,上街給它們壓力,市民不單不會反感,而且肯定會加入抗議的行列,決不會像今天的小貓三兩。

註:本報每周一都有學術界專文討論珠三角都市圈的各種問題,這裏有許多最新的資訊,和大量堅實的意見和建議。


劉廼強 | 12th Dec 2008 | SCMP | (9 Reads)

In recent months, the government has apparently become demoralised. It has repeatedly blundered, then made sudden about-turns, only to blunder again. This is reminiscent of the latter days of the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re have been open debates about whether Donald Tsang Yam-kuen will follow in Mr Tung's footsteps.

This is highly embarrassing for Mr Tsang, and detrimental to his administration. For one thing, few people would be happy to jump into a boat rumoured to be sinking.

This might perhaps explain the obviously strange composition of the Task Force on Economic Challenges,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an important crisis-management team. Few people probably believ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ally up to the grave task of tackling the economic crisis.

No wonder Premier Wen Jiabao , even though he was on a visit to Russia, immediately gathered together the Hong Kong reporters there and announced that Beijing and Hong Kong would see the crisis through together. Hong Kong is too important, as a financial centre for the country, for such a bunch to be left to tinker by themselves.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risis we are now encountering is about to deepen, and things will certainly be bad for a long time. The government, in such a feeble condition and acting erratically, is bound to get us into deeper trouble. Moreover, Mr Tsang still has 3 1/2 years in office.

Dissidents will say that the only way out is to take to the street. In any case, I can foresee a much larger turnout in the next July 1 big march. But the question still remains: will it solve any problems? While not ruling out any possibilities, we have learned that just changing the chief executive does not solve our problems.

Let's forget for a moment who is at the helm and what may become of him, and focus on problem solving. To put it simply, we have two options. One is to have a very capable leader who would make all the problems go away. To achieve this, however, he would not stand for our second-rate politicians telling him what to do, or have our media criticising and second-guessing him; nobody would do this to a firefighter while he was doing his job. This authoritarian approach is, however, not very appealing - especially to our dissidents.

The other option is civic participation. Let's get together to keep the boat afloat and steer it towards a desirable destination. To many of our dissidents, civil society has one - and only one - function: to work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o monitor it, check it and block its actions.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true meaning of civil society; it should complement government efforts to sustain and improve citizens' welfare.

As our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a satisfactory job in this time of crisis, forming a new administration may be too cumbersome and slow.

Instead of jumping up and down and yelling, like the dissidents do, civil society's natural reaction is to step in and take over more of a government's functions, to keep it going.

In fact, with more posi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ll areas, instead of just criticism, I am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will greatly improve, and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be more stable.

A very successful example is the People's Food Bank.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irst deemed it unnecessary, but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St James' Settlement went ahead with the project anyway, utilising its own resources.

Finally, its contribution has been recognised, and the food bank was included in the chief executive's recent policy address. It's a bit like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of build-operate-transfer, and the public owes a big debt of gratitude to the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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