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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廼強 | 31st Oct 2008 | SCMP | (6 Reads)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most vexing problem was inflation, the government focused on helping the poor face rising prices. Now tha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eading towards a long and deep recession tipped to rival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focus should no longer be on petty welfare measures. It's the economy, stupid!

Our chief executive did not get this right in his policy address. Or, to be more precise, he seemed at a loss what to do, and promised only to organise yet another taskforce to advise him on this issue of utmost importance facing Hong Kong. I do not even want to mention our stupid politicians in the new Legislative Council. They are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and are just happy entertaining angry minibond holders, oblivious to what is about to hit us all.

If history can teach us anything, even a quick look at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1930s will give us some idea of what is going to unfold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Great Depression lasted a decade, ending only with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its lowest point, more than 50 million people were unemployed in the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the jobless rate in the US was a horrifying 25 per cent, while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ell more than 30 per cent.

I am afraid that, in the forthcoming depression, we will soon start to experience another painful period of prolonged deflation. So, what is the point of fighting to raise the fruit money to our senior citizens to HK$1,000, knowing that maybe by next year we will be forced to lower it again because of deflation? My old friend Wong Yuk-man should save his bananas.

As for the stock market, you can forget about it for at least a year or two. It is entering a typical bear marke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t took the US market more than three years to reach its bottom, with the Dow Jones shedding 90 per cent.

The old pillar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 finance, logistics, trade services and tourism - will all be in a shambles. Finance, the star industry, will be the first to take a direct hit. With exports dwindling and our facto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llapsing like dominoes, logistics and trade services will be collateral damage victims. Of course, tourism will fare poorly in a global depression.

Just like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Donald Tsang Yam-kuen's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measures to ease credit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s these are very efficient in creating jobs, measures to help them will aid employment. I hope the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generous this time, because the previous scheme was more cosmetic in nature. But neither should it be too generous, lest it throw good public money after bad. After all, in a general depression, are there any promising trades for our SMEs?

Ultimately, Mr Tsang counted on his 10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save the day. Whil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s good for our economic future, and in this respect Hong Kong has been lagging behind in the decade after the handover, its immediate effect is extremely localised. Worst still, 2009 is going to be critical, but most of the projects will not be on line next year. Mr Tsang is well versed in the workings of government machinery. Perhaps he can find some way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to provide more employment next year.

This picture is very gri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0 years ago w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present crisis. The only good news is that the mainland, with a forecast growth rate of a low 8.5 per cent next year, will still be the hottest economic spot on the planet. And, with the country's backing, Hong Kong will never do too badly.

The whole environment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lead us to think outside our outmoded box to find a solution. Drastic change is in order. Alas, it wasn't in the policy address.


劉廼強 | 28th Oct 2008 | 信報 | (28 Reads)

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公認是「百年一遇」,情況有如大蕭條那麼惡劣;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有如一九九○年柏林圍牆倒下那麼劃時代性。而在全球一體化的形勢底下,幾乎無人能倖免。香港自稱是國際城市,經歷了二十多年媒體每天「娛樂資訊」(infotainment)的「娛民政策」底下,我們大都變得像美國人民那樣無知和反智,如今在劫難逃,該醒來的時候了。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了解和面對這次危機,並且預測未來的發展,尋求新的機遇,我們首先要重溫一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和之後的歷史過程。

經濟衰退持續四年

一般公認,大蕭條一九二九年十月底開始,美國金融界崩潰了。最低點時,美國就業人數減少了四分之一,國民產值下跌了三成。經濟衰退維持了四十八個月才開始逐步回復增長,七年之後才回復舊水平;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經濟刺激,才正式結束。高峰期全球工業國失業總人數為五千萬。股市一浪低於一浪,完全按照「百分之九十理論」,經過了至一九三二年七月,經歷了三十三個月才完全見底。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進入另一個全球經濟大蕭條,規模只會更大。我們會有類似上述的經歷,不同的地方是,中國今天已經主宰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四分之一,而「這邊風景獨好」,香港在大樹之下得以遮蔭,甚至有機會火中取栗。

因此,我們應有準備,經濟不景,財政出現赤字,不會是一兩年的事情,極有可能是像上次金融風暴之後,出現多年通縮和財赤。於此可見,特區政府對我在這裏多次發出的全球經濟衰退嚴重警告置之不理,前一段時期大手派錢是絕對無知和愚蠢的行為。

施政報告最使我失望的地方是,雖然我在這裏多番提醒,曾蔭權沒有聽取中央的囑咐,在將要面對的逆境中,沒有把「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光靠不知所謂的社會企業不足以扶貧,而光靠十大基建也防止不了經濟衰退。尤其是明年,它既是衝擊最大的一年,但偏偏卻是項目青黃不接的真空!

政府和市場是兩條腿,曾蔭權在經濟管理指導思想的修正,是遠遠不夠,並且是遠遠趕不上形勢的。最近的事實證明,當市場失效時政府才介入,已經大錯鑄成。至於在海嘯之後,才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措施,簡直就是放了屁才除褲!

至於我等小民,要做好心理準備,起碼有三五年逆境。股市將循標準的大熊市的規律發展,一期、二期、三期,一浪低於一浪,直至幾年之後,跌了百分之九十,才會真正回頭。在此之前,博反彈、撈底,都是一廂情願,必然損手。恒指最高點是去年十月三十日的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八點,根據上述規律,到恒指跌至六千點才開始再看股市,絕不為晚。

不必急於「救美」

內地不少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都紛紛要求中投和一些大型國企到美國大舉收購。事實上,中國今年第一季度跨境併購交易總額達到二百八十五億美元,相當於去年同期的四倍多。在這方面,日本更為進取,正大舉在美國市場趁低吸納。同樣道理,如能虛心溫故,就能知新,因為太陽之下,根本就沒有新事。急什麼?趕着去輸嗎?讓日本人去接美國的熱火棒吧。兩三年之後,保證有更多和更好的企業等着我們,到時才上演一場「救美」好戲不遲。

觀察上次的大蕭條,還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是各國都各自為政。按道理,這回大家都應該學乖了,但G8在月初的華盛頓會議一事無成,歐盟財長在次日在布魯賽爾開會,隨後宣布二萬億美元的救亡計劃。於此可見,首先,歐盟的問題比美國更嚴重;其次,美國只顧自己,歐盟只能自力更生。但是歐盟內部,亦各懷鬼胎;其中英國的「果敢」行動一出,其他國家紛紛跟進。看來西方社會還未走出老路,依然是舊招數:一招是「你乞食啦」(beggar thy neighbours),已出;未出的第二招是「出口脫難」(export out of recession),爭相貶值,靠增加出口來維持國內就業,同時保護主義一定復熾。

中國貨品,已經賤賣多年,再「大出血」也沒有意思。倒不如趕快起動內需,對外以不變應萬變。十年前金融風暴的經驗證明,人民幣不貶值,首先就穩住整個東亞地區,這回很可能就穩住全球經濟。歐美大賤賣,等於人民幣升值,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有所改善。你要我買你的東西,好,我要高科技,我要武器,不賣拉倒。你要繼續歧視我,我憑什麼要幫你?其他我也不要。大豆又不是你美國才有,拉美的也不錯,而且還沒有轉基因。最近美國已同意於十二月召開第二個「布列頓森林會議」,中國應着力防止保護主義抬頭,同時與歐盟聯手,禁止美國濫印鈔票。

第二是戰爭風險提高。我國搞改革開放,最基本的認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後來更正面提出當代潮流是和平與發展。但是近代西方歷史的經驗是,經濟不景,會促發世界大戰。大蕭條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我們更不要忘記,「九一八」日本入侵我國東北,時維一九三一年。

今天美國經濟全面空洞化,每個國民頭上都是幾十萬元外債,往後每年光是還利息,也佔了政府的財政預算很大的比例。歐盟國家承受了美國的大量有毒資產,看來情況只會比美國更不妙。如不走上軍事冒險,進入戰時經濟,我暫時看不到西方國家有何良法快速走出困境,恢復霸權。而美國明年的軍費投放,比救市資金還要多。一句話:世界從此多事。我國持續發展的機遇期的基本假設,很可能需要密切的觀察,並隨時準備修訂。

高調宣傳和平發展

我不相信歷史會機械重複,倒認同馬克思的說法:「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我們認識這個世界,就是為了要改造這個世界,使它更趨美好。事在人為。

為己為人,中國此刻都有責任去防止大規模戰爭乘經濟大衰退而出現。中國要帶頭爭取回復由美國單方面撕毀的有關限核武、限洲際飛彈的條約。此外,中國長期鼓吹國際和平使用太空,趁此美國短期已無力投資,而中國則在上升軌道中,不妨再接再厲。

更重要的是,中國此刻更需要高調宣傳「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理想,讓全世界的人民擁抱這些概念,自發地抵制任何國際暴力,把全球的精力和資源,集中投放和平發展,造福人類。


劉廼強 | 21st Oct 2008 | 信報 | (80 Reads)

俗語云:「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風靡全球,登陸香港和內地近四分一個世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前蘇東的「震盪療法」,險些把病人醫死;九十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以馬來西亞為首的國家和地區,拒絕「華盛頓共識」的藥方;這回作法自斃,把美國經濟玩死了,禍延全球。

但我不相信資本主義,或者收窄至美式資本主義會就此滅亡。我不相信「資本主義總危機」,正如我不相信「歷史終結」(end of history)一樣。我相信一條顛撲不破的道理:任何權力和欲念,都需要受到監督、制約,即儒家所說的「致中庸」。今天我國的問題和美國的問題同出一源,就是「上下交征利」,結果是美國謀財,中國害命。

馮兩努兄在去世一個鐘頭前,還精神奕奕的時候,曾囑咐我系統地批判美國文化。這裏且作個十分初步的嘗試,算是對亡友一個交代和一點心意。

「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美國以自由立國,但是公眾資源以極端不平均的分配,一小撮金融寡頭、軍工綜合體、媒體集團等,在上世紀末時,這百分之五的人口,控制了美國百分之九十五的財富;百分之一,就已控制了三成八。這不均是多年持續發展的結果,近年更有加速的傾向。這些寡頭(high cabal)所控制的,不光是財富,還有資訊、權力、輿論、法律、合法暴力等等。

寡頭不受制衡

在資源絕對不對稱,而寡頭絕對不受制衡的情況下,美國式自由,已經慢慢淪為失醫的自由(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八歲,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嬰兒死亡率,倒數第二十九名)、飢餓的自由(救濟的糧券長期存在,去年更增加至二千六百多萬人)、流浪的自由(無家可歸的露宿者於二○○○年已有三百五十萬,這數目最近激增,冒起了更多「帳幕城市」)、赤貧的自由(最新數字顯示,美國有近三成就業人口生活在貧窮線的八成以下)、暴力的自由(二○○六年底美國有七百二十萬人坐牢或假釋,即三十一個成年人便有一個在服刑,世界之最。與之相比,四倍美國人口的中國同期只有一百三十萬囚犯)。

因為西方自希臘開始,有悠久的奴隸社會歷史,希臘和羅馬帝國的文明都是建基於對奴隸的剝削和對外侵凌之上。美國自立國開始便大量使用黑奴,對於如何控制這樣的社會,已經出神入化。今天,美國廣大的「奴隸」是自由的。因為自由,所以要自力更生,掙扎求全。

根據Michael Moore的說法,學生畢業已經一身債務,並且需要醫療保險,要趕快有安定的工作。之後結婚生子,買屋、買車,負債一生。根據皮爾調查,美國人不是很快樂的。

美式社會控制,首先是宗教。調查證明,有宗教信仰的較快樂。今天的美國人信教的比例是西方國家之最,甚至有政教合一的趨向;內政和外交,動不動就以上帝的意旨為依歸。根據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的說法,美國跟以色列一樣,同是上帝特選國家,阿拉斯加是末日的避難所,美國打伊拉克是執行上帝的意旨。美國今天在全球一百三十多個國家有超過七百個軍事基地,應該不是與上帝有關吧。

「娛民政策」成功

其次是媒體。今天美國媒體已為集團所壟斷,美國人日常接觸的是像香港市民今天所接觸的資訊:以本地的死人塌樓、明星花絮、生活實用等為主的「資訊娛樂」(infotainment)。所以在打伊拉克兩年之後,事實已經證明伊拉克並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竟然有更多美國人民認為伊拉克擁有這些武器,所以該打。美國人絕大部分沒有到過外國,連副總統候選人佩林身為一州之長,也只於去年才申請了護照。她自稱懂得外交,因為鄰居就是俄羅斯。布殊和奧巴馬都長期不能唸出伊朗總統的名字。這現代「娛民政策」之成功,前所未有。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其國民之內向和無知,令人髮指。所以美國流行以「政治化妝師」(我稱之為「大話精」)為「國師」,調控民意,再從民調的反饋,調整其手法。

「娛民政策」的另一作用是宣傳放縱,對不起,是自由。「食、色,性也」,打開電視,尤其是廣告,整天到晚宣傳的就是吃、幹,和物質主義。結果是人民痴肥、濫交,浪費。前兩年,有人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鞋的數量推算,美國人平均一年買七雙中國製造的鞋!努力工作、無壓抑地吃、幹、享受寡頭剩下來百分之五的物質,做個快樂和勤勞的現代奴隸。這當然是美國人「自由」的選擇。

這選擇的結果,就是今天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不幸的是我們要陪他們受苦之餘,還要幫他們埋單和擦屁股!要埋單的事情真不少,暫時只舉兩個影響你我的大謎:—二○○四年底,CNN網上民調,有八成九回應不相信「九一一」官方的調查報告。二○○六年,較科學的民調顯示,有超過四成美國人民認為政府隱瞞事實。這改變了整個世界的事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高盛為何能於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為何偏偏不救雷曼,寧可釀成全球金融海嘯?

請不要誤會,到今天,我仍然認為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當代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Noam Chomsky最近還是這樣認為的。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少知識分子公開崇拜美國文化?多少官員暗暗抱這樣的態度?大概二十年前,在蘇聯崩潰之後,美國獨大,如果她能號召全球減武,把剩下來的錢協助窮國發展,今天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美國之衰,在於她的深層結構和衍生的文化。可惜啊!

大難臨頭不知死因

一個明顯不公義、倫理道德淪亡的社會,是不可能長久的。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發展,說到底,如果不是為了廣大群眾的福祉,不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為了消滅剝削和不均,為了共同富裕,為了社會和諧、人民快樂,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我密切留意這次美國總統選舉,發覺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議題,真正有議題的參選者,如Ron Paul,因為財團不高興,早就湮沒了。從美國總統競選活動和對自己引火燒身的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反應,美國大難臨頭仍不知死因在哪裏。美國上下不徹底反省,那是誰也幫不了她的。

這道理對中國也同樣適用。我國的領導人需要反省,知識分子需要思考,地方官員需要實驗。不同的是,即管是積重難返,但普遍承認問題的所在。中國的決策階層和知識分子們正在熱烈的討論,和深切的檢討。我們的鄰居深圳市,去年就建立了「民生淨福利」和「效益深圳」統計指標體系,定期公布,並以此考核官員。最起碼,我們還有點指望。


劉廼強 | 14th Oct 2008 | 信報 | (11 Reads)

談了兩周中國如何領導國際社會控制人口、增進健康、促進環保、解決糧食、食水、能源等危機,達致和諧世界。這回正面談一下中國體制上的優勢。我們整個民族,喊了一百多年體制落後,到今天,我們依然自嘆體制落後,要向世界先進的經驗學習。我們得承認,改革開放,是永恆的事業,要需要永遠堅持的。原因是中國這麼大,她基本上是保守內向的,很容易便會故步自封,「關起門來成一統」,歷史教訓我們,只要稍稍放鬆改革開放,很快便會落後。

集中力量辦大事

抱着堅持改革開放的態度,我們不妨回頭看,莫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就算從共產黨開國至今六十年,中國的驕人成就,只能以人類史上奇跡來形容。這巨大成就的背後,難道就沒有體制上的因素存在嗎?

共產黨經常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這體制使中國能快速工業化;能一下子搞出「兩彈一星」,保障了國家的安全;能有效的控制了人口,免超乘載極限;能扭轉荒漠化的局面,大幅增加森林覆蓋率;能在低水平開始,極速於奧運中奪得最多金牌等等。似乎共產黨下定決心要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修正自己的路線,它都一定會成功。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很明顯,這是有異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體制上的優越。

社會主義,以致全球的左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都不把市場機制放在眼內。吃盡了苦頭之後,東西方左派都開始尊重市場。到了一九九三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改革開放」正式寫進憲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註】但是問題又來了,社會主義無疑很有效率(efficient),因此做錯事時也很有效率,「文革」造成十年浩劫,死人以千萬計,是誰也忘記不了的例子。要社會主義有效益(effective),要保證它不做壞事,不腐敗,這裏有兩條出路。一是共產黨主張的內部自我完善,和科學決策。一是民間主張的外部監督制衡。這免不了便帶出民主的問題。

表面看來,今天誰都說民主,但實際上大家說的不一樣。老外們從未聽過「民主作風」這提法,而我們的領導能讓人家說話,能廣納眾議,便叫民主。後來大概發覺選舉是躲不過的,所以在去年十七大便提出「選舉民主」與「諮詢民主」同樣重要。殊不知,在過去二十年,西方對它們的選舉民主,也進行了不少的反思。最起碼,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目前的一人一票方式,不但不能正確代表民意,甚至不能說是公平、公正。最簡單:百分之四十九要服從百分之五十一的意志,這算公平、公正嗎?在中國,普遍都認識到民主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是達致良好管治的手段之一。民主是要與例如法治、廉政、行政效率、人民素質等相結合,才能達致良好管治的效果。

永久競選死胡同

中國的管理階層有幾千年的精英主義傳統,讀書人從小就教育他們要「以天下為己任」,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過公開考試而進仕途,之後有嚴格的內部考核和同儕評估(peer review)。就是這套專業精英體制,中國在人類史中,絕大部分時間走在文明的前沿。

與之相比,在西方,人人都可從政,不管他有沒有能力和經驗,只要勝出選舉,就自然勝任。政客與騙子是同義詞,但通過各大利益集團的金錢烘托出來的選舉勝出之後,這騙子卻突然之間成了聖王(philosopher king)。西方民主重點在於如何勝出選舉,近二十年更陷於「永久競選」(permanent campaign)的死胡同,愈靠看民調做人,愈飄忽短視,離良好管治日遠。兩者相比較,哪個較為合理,是最明顯不過了。

共和的理念承認主權在民。要實現共和的理想,民有、民享這兩方面都沒有爭議,但民治(人民該如何行使其權力,才能把國家治理好)則尚待探索中。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見得很成功,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更一塌糊塗。我們得承認西方有它成功的地方,尤其是公民社會的發達,對保證執政共產黨保持效益,不走錯路、彎路,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

中國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極少數堅持社會主義和不急於發展一人一票民主的國家。我們清醒的知道我們要什麼,我們有什麼在手上,和需要在哪些方面改進。我們需要有理想的專業精英,通過公開競爭的機制進入政府,以科學和民主進行決策,並以政績獲得升遷。這些精英需要於法制和陽光之下去行使其權力,並受到體制內外的監督和制衡。目前體制內各方面都在陸續完善中,仍須繼續大力改革開放和注入理想和倫理道德,最欠缺的是體制外的監督和制衡,需要虛心向外國學習。

知道良好管治需要有理想的專業精英,而非職業政客;清楚市場的作用和局限,而能以政府機器有效推動改革開放,這是中國體制上的兩大發明。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可以說是精英主義和「舉國體制」結合的成果。這兩大優勢,將隨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朝向法治的發展,其威力將只會加強。與之相結合,社會倫理的復興、公民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和輿論的監督制衡的崛起,中國在體制上的優勢,將必然更加突出。

在這思路底下,選舉並不是最關鍵的機制,因為反正在各利益集團大力影響之下,一般老百姓對於三幾個他本來不認識的候選人,很難短期之內作出最佳的選賢與能決定。更重要的倒是人民如何有效地把不稱職,甚至瀆職的官員拉下台,並給予適當的懲處。近年社會出事,官員犯錯要問責下台,已開始形成制度。在信息社會中,公民社會的輿論必然起作用,繼續壓抑媒體已經沒有用,庸官、貪官將較難立足。「毒奶事件」證明,光靠內部監督是不足夠的,只有李長江辭職是不足夠的;繼續壓抑,不准報道、阻撓訴訟,只會使情況更惡化。面對全新形勢,是胡溫難得的機遇,是拿出魄力開創新局面的時候了。

此外,社會主義者許多喜歡用投信任票這方法。蛇口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實驗幹部每年都接受其他幹部和群眾的信任票作檢驗,信任票低於一半便要下台。總理的工作報告、財政預算、高院和高檢的報告等,每年都要經過人大投票通過。兩高經常都得票偏低,幾乎年年都要作檢討,和加快改革;我看如有一次贊成票低於六成以下的話,一定會有人要辭職。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更進一步,任內中期自行進行全民信任投票,得票過半才繼續完成任期。這都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國慶節的思考:三之三

註:新中國憲法的歷次修改,新華網,二○○四年三月八日。


劉廼強 | 13th Oct 2008 | SCMP | (9 Read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inancial storm and a financial tsunami? The answer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a financial storm, such as the one that hit Asia in 1998, international speculators such as Lehman Brothers kept on attacking victims until they had to retreat to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s elsewhere.

The key defence strategy was to fend off the speculators. The current financial tsunami was the result of a systemic tremor that has led to the demise of coloss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ehman Brothers. And the second wave is expected to be weaker than the first.

Once we have withstood the first assault, the rest will be easy. We should therefore concentrate on efforts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that might trigger another tsunami.

After the first wave that hit on September 18, the world enjoyed a brief breathing space to recoup and take stock of the situation. The US scrambled a US$700 billion rescue package together, but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each seemed to be fighting for themselves.

The European debacle might spark another wave, or tsunami, but, if the above analysis is correct, this is unlikely to be as destructive as the first onslaught.

Hong Kong's financial system is basically sound but, for some reason, it is the major disaster area of minibonds.

So far, many of the banks which acted as sales agents for these minibonds are still holding out, refraining from making any deals with angry investors despite heavy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protesters at their doors. No matter how these banks finally respond, the rational way is to first of all assess the full damage.

The total outstanding after the first wave is still largely unknown, and successive waves might produce yet more victims and higher obligations.

Should the outstanding amount be too large, there is simply no way the banks could settle with protesters, other than by declaring bankruptcy. The government would then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step in.

No matter how loud the war cries are on the street, unless and until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anks have a clear and full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and are sure what they see is what they get, no bank will come forward with any firm commitment to the angry minibond holders. The final solution will have to take time.

Banks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carefully manage emotions and expectations.

Unlike the pan-democrats, who are now having a field day by stirring up trouble and organising protests, pro-establishment politicians will have to help the minibond victim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avoid further losses. This is by no means an enviable task. It takes guts and ingenuity.

Many people feel bad for the naive investors. We should not let Lehman Brothers' blood money leave the city without first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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