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京奧，就是向國際社會高調宣示：不管怎樣，在不久的將來，全球的發展，人類的未來，中國都不能不分擔更大的責任。之後出現的毒奶粉醜聞，卻足以抵消京奧的所有正面信息。我們需要及早作好準備，戰戰兢兢的進入這重要國際角色。中國如果不搞好自己，拿不出自己一套更好的東西出來，老是跟着西方的屁股走，永遠只能做二流國家。

矛盾綜合國度

我們中國人是個十分奇怪的矛盾綜合體：我們既仁義道德，也男盜女娼；可以比誰都道德高尚，也可以無賴過任何一個人。瘡疤就不自揭了，但試問，當今有哪一個擁有核彈國家會像我們那樣，在第一天就公開承諾，在任何情況之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註一】哪一個國家會自己還一窮二白，卻老遠無償的在非洲為人家修坦贊鐵路？哪個國家百年受辱，淪為次殖民地，再八年挨打，卻誓不投降的？哪個國家的人民甘願放棄高薪厚祿，甘願蒙受打擊，紛紛自願回國建設？哪個國家人民，會自願地集體在不同國家捍衞國家聲譽和尊嚴的？

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已經累積了不少經驗，總結了一些原則和工作方法，並且有自己一套風格，無論在東亞、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這風格都證明是成功的，並且贏得各地人民的好感。【註二】現在我們的自信增強，應該是有系統地向外大事宣傳的時候了。這樣做不單可以讓外國人明白中國對某些國際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因而避免受到從西方的觀點對中國的無理攻擊；蘇丹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只有世界上更多國家接受中國的觀點，我們「和諧世界」的目標才能得到實現。

和平共處原則

總的來說，中國外交的最基本指導思想，首先是由周恩來制定，有五十多年歷史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進一步對有主權紛爭的地區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二○○三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溫家寶再進一步具體化為「睦鄰、安鄰、富鄰」；「和諧世界」的論述，逐步豐富。二○○五年，胡錦濤在雅加達亞非峰會中正面提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中國「和諧世界」的論述，和背後的一套理念，與當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三足鼎立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截然不同。【註三】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國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看問題從宏觀開始，大局出發，辯證思考，最終以人為本。這與西方的以理念先行，局部考慮，國家利益、集團利益出發，再逐步往上建構，結論十分不一樣。

在以前中國國力弱，需要韜光養晦的時候，我們信什麼，做什麼，人家都不會當一回事。問題是今天中國強大了，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舉足輕重的份量，人家開始看你是否還相信這一套，言行是否一致。

在美國支持下，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這完全破壞了國際上現有的規則，中國不論在理念上和自身的利益上的考慮，都反對類似的情況繼續出現。最近南奧塞梯事件是情況互易，是南奧塞梯長期獨立於格魯吉亞之外，格魯吉亞以武力統一，俄羅斯介入保護其獨立。另一角度看，今天北約不斷東擴和擠壓俄羅斯，最後還出動武力，俄羅斯難以示弱容忍下去，被迫以「武」「止戈」。中國兩面做人難，她呼籲有關各方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問題。這是我國一貫的立場，但表面看來，對解決問題的作用不大。

不過，再想深一層，今天大陸完全有能力以武力解放台灣，而美國正陷於有可能同時打伊拉克、阿富汗、伊朗、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四場仗的戰線過長的困境，大陸明天揮兵收復台灣，美國也無能為力，但她卻十分有耐性地去千方百計爭取遙遠的和平統一。格魯吉亞的政體和內部結構和中國國情大不相同，但是如各方都堅持以人為本，堅持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肯定會有大家都能接受、並且更能達致合理的解決方案。兩種不同的處理問題方法，哪一種更加文明、合理，不是高下立判嗎？

遠大國際胸懷

以中國的理念搞國際關係並不容易。中國陸上疆界二萬二千公里，約等於赤道半周。周邊共有十四個國家之多，是世界之最；中國一一與其和平談判，到非動武保衞國土時，打贏了仗也馬上撤軍。經過六十年的不懈努力，除了印度和不丹之外，無不一一成功劃界。而中印關係日趨友好，正朝着解決問題的方向發展。海疆方面，最近日本也願意共同開發東海資源。只有南海那幾個小國，就是欺中國不輕易動武，在巨人面前還敢囂張。東盟最初建立時，本來就是針對中國的準軍事同盟，今天竟然成了中國的緊密合作夥伴。中國人就是有這種歷史感，知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百幾十年只在瞬間，才有耐心不作短期的計較，從大從遠的考慮國際問題。

中國這種遠大的國際胸懷，正是今天全球化的國際社會所最需要的。除了地緣衝突之外，當今環境問題、能源問題、糧食問題等，都有全球性的影響，但國際間卻偏偏就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思維，和相應的機制去解決這些問題。許多國際組織都淪為西方大國謀取自家最大利益的工具，全球化的結果是全球形勢惡化。

以全球暖化危機為例，各國政府是完全清楚問題之嚴重，並且聯手起來的話，是絕對有足夠的能力、科技和資源去解決的，但是Ｇ８集團做了什麼？我們十年前已經知道，氣候逆轉，並非以前相信那樣，需要三數百年，它也不會像電影《明天之後》那樣，三數天之內完成，但三數年間面目全非，過去是發生過多次的。【註四】如果短期之內，人類還未能通過集體智慧和共同決心去處理，情況很可能不久便不可逆轉，人類的生存都會受到威脅。

在環境問題上，中國以前是被攻擊的對象，但是今天中國充份利用其「舉國體制」的優勢，已初步做出成績，在植樹造林、控制沙漠化等方面的成就，不但為世界所肯定，更有經驗可輸出。「十一五規劃」定了節能減排的硬指標，「十七大」更全面轉變發展模式，放棄對國民生產值的單向追求，要求建設「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經濟」的「生態文明」，根據「生態承載力」劃分不同的發展區域等。

這一重大轉變正剛開始，通過港商的苦水，我們可以見到環保潮流已經形成。不出十年，中國必將成為環保大國。中國需要為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以致其他全球性問題，開始提出我們的方案，並牽頭組織起來，把它落實。

國慶節的思考：三之一

註一　印度是另一個於1999年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但她早於1974年已核爆成功。Draft Repor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on Indian Nuclear 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August 17, 1999, accessible from the website of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註二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Is Mak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hy Beijing's rising power is good - and Bad - for America,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9, 2007

註三　西方國際關係理理研究及主要流派

註四　 Abrupt Climate Change, 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上周的金融海嘯，香港強勁「Ｖ型反彈」，大家都稱道「阿爺發功」，我很奇怪，為何反對派不高聲抗議「中央干預」？根據報章報道，從田北俊那邊提供的所有「中聯辦干預選舉」表面證供，都指向中聯辦沒有通過干預選舉來支持田北俊、田北辰和周梁淑怡，亦即是中聯辦沒有干預選舉。大不了你可以說中聯辦不支持田北俊、田北辰和周梁淑怡，但怎樣也推不出中聯辦干預選舉的結論。輿論審判已經到了連最基本的邏輯推理都沒有了。田北俊等強人所難不遂，竟然反咬中聯辦一口，這樣沒品的朋友，不交也罷，中聯辦宜乎不支持他們的。

這次選舉投票率低，但建制派不進反退，「鐵票」論可以休矣。據聞白票增加了，從我的接觸，這回很多人都不想投票，愈是關心時事的，愈是年輕的，投票興致愈低。不少年輕人投了社民連，因為起碼社民連能清晰告訴選民它代表什麼，和能「踢爆」市面上一大堆假話、大話、空話。

很簡單，選民不去投票，是因為沒有一個候選人是看得上眼的；更有甚焉，他們覺得議員沒有議題，議會沒有作用；政客們只曉得吵吵鬧鬧，社會長期不前。市民更普遍知道，經濟不景又將來臨，換一批人去吵鬧同樣無助解決問題。

發展經濟第一優先

如何解決香港當前的各種問題，中央已經提出了它的看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第一條就是發展經濟，第二條就是改善民生，往後一段艱難時期，更需要大力發展經濟才有空間和資源去改善民生。第三條推進民主的時間表已經定了，只是如何循序漸進把它落實。以上三條全部實現到某一程度，才談得上促進和諧。中央的治港箴言除了提出四個方面和着力重點之外，還排了優先次序。

《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政制之所以在回歸十一年之後，還未能順利運作，主要是因為香港社會對於特區政府如何施政沒有共識。首先，是不是這四個施政方面？反對派已經提出他們內容飄忽和不時變更的「核心價值」。雖然兩者難以深入比較，但之間有何不同？有沒有矛盾？其次，着力重點是否如此？反對派和主流媒體似乎在鼓吹集中精力推動民主，大灑公帑改善民生，政府無力發展經濟，監督政府便有和諧。如何着力是十分重要的。再其次，是優先次序。根據民意調查，市民的優先次序應該是跟四句箴言一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展民主、促進和諧。但是反對派和主流媒體似乎是：發展民主、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發展經濟。社會在這三個層次都沒有明顯的共識，政府推出任何政策，都會受到批評，都會引起爭議。

特區政府怕字當頭

對於社會上這些紛爭，董建華於開始時是視如不見。碰壁多了之後，採立法會內「夠票就去」的硬闖方法。再不行，晚期公開宣布，有爭議便停止，結果是引來更多爭議，事事都有爭議。曾蔭權承繼了這一態度，更採「政治化妝師治港」策略，並不時放氣球，探風向，維持高民望。他更發現，情況不斷惡化，到某一階段，誰都受不了，民意自然會統一，再沒有爭議。食物安全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舊啟德機場，一大片珍貴土地曬了十年太陽，大家對把它用作郵輪碼頭已經再沒有爭議，只是政府怕字當頭，把項目設計到無利可圖，沒有財團有興趣。這樣一來，下一回合政府增加甜頭，就不怕人罵它「官商勾結」了。

時下論者一般認為，政府之所以怕事難有作為，是因為它不是民選產生的，沒有認受性。這是倒果為因的分析。如果社會對某些基本問題沒有共識，實行民主不但容易造成社會撕裂，民主產生的領導人同樣也是寸步難行。台灣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如今縱使院府一家，也是如此。台灣社會於吃透苦頭之後，共識已經開始逐步形成。香港因為有中央的眷顧，享受「低頭吃肉，抬頭罵娘」的特權，可以長期不形成共識，繼續吵鬧不休，內耗不前。

所以，香港之所以不能實現行政主導，原因並非沒有選舉，而是沒有共識。「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中央花了很大力勁歸納總結的治港箴言，如能成為香港社會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重點和優先次序的共識，政府的決策和執行的輕重緩急便能有明確的準則，公民社會的監督制衡，也有所本。

請注意這並不等於一言堂。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中，不同的聲音不單需要容忍，它更需要鼓勵。但是如上文分析，有了清晰的表述，我們可以知道分歧點出現在那一個層次：是方向、重點、還是優先次序。這樣一來，爭論便容易出現積極和具體的結果。比方說，對於民主的爭論，現階段很明顯已經不是方向問題，只是優先次序和工作重點問題。那麼，反對派要求把民主的優先次序放在那裏？重點是不是循序漸進地推進？這是絕對可以討論的，甚至可以熱烈的爭議。沒有經過深入討論和熱烈爭議的社會共識，是不會穩固的。而經過討論和爭議而達成的共識，便不是一言堂，而是名副其實的核心價值。

激起辯論尋求共識

因此，要把「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箴言作為香港社會共識，首先就是引起爭議。要引起爭議，首先要有人鼓吹它。因此，我在這裏先響第一槍，連續鼓吹它三個星期。但是我人微言輕，中央這治港箴言本來就沒有人理會，特區政府如不回應，中央不回應，反對派是不會回應的；不當這是一回事，就不會有任何爭議，因而很快就會無聲無色地消失於集體的記憶中。這我也沒有辦法，只能奉勸以後中共的大會、全會，再也不要在香港問題上動任何筆墨，胡主席、習副主席，也不要再說什麼話，話重複說了多遍，沒有人聽，也只能無可奈何的，今後再多說只會自損權威而已。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如曾蔭權和特區政府把這四句箴言當是一回事，或者把它放在施政報告中，作為治港指導理念，那麼我可以擔保，一場大辯論將馬上展開。不管辯論結果如何，它就是香港新的共識，共識有了認受，本着共識施政的特首和特區政府自然便有認受性，行政主導便會因而實現；而香港的發展便有依托，進而步入坦途。

當前香港外圍經濟形勢大不妙、內部問題一大堆，社會張力很大，特首民望下跌，在面對暴風雨之際，難以有力掌舵，事不宜遲，特首和特區政府更加需要趕快促成社會內部共識。

In the recen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Democratic Party did exceptionally well. Before the election, it seemed to be riddled with infighting and poor morale, and to have lost favour in opinion pol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vic Party, with the overt backing of Anson Chan-Fang On-sang, looked destined to be the future leader of the pan-democratic camp.

After the election, Democrats chairman Albert Ho Chun-yan said they owed their success to their dogged community work among the grass roots.

Despite the general setbacks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last September, the Democratic Party still got 59 of its candidates elected. In comparison, the Civic Party's tally was only eight. The contrast is even more striking if we examine the success rate: 54.65 per cent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against 19 per cent for the Civic Party.

As a result, the two parties campaigned differently. The star-studded Civic Party relied heavily on personality and glamour, especially that of Mrs Chan, whereas the generally lacklustre Democratic Party candidates counted more on the party's local offices and the work they have done over the past years in the community.

As a result, the media generally forecast that the Civic Party would be the big winner of this elec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a big loser. After the polling, the only victory the Civic Party could claim was in Hong Kong Island, where it increased its number of seats from one to two.

With hindsight, this was more of a fluke. Its incumbents in Kowloon East and New Territories East both got elected, but with a very low number of votes.

The Civic Party, which openly condemn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ielded many candidates there. All except the incumbent in the legal constituency lost. When it comes to actually getting people's votes, the Civic Party is not as popular as opinion polls made it out to be. After the election, the Civic Party was unexpectedly quiet; there was probably a lot of soul searching to be performed.

One thing is clear. When people are highly agitated, as in 2004,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stance on the issues of the moment stand a very high chance of getting elected. This time, with voters on the whole rather calm, they cast their votes much more rationally.

All things considered, personality and glamour may not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m. Many think that younger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the Civic Party; in fact, it turns out that they love the straight-talking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more.

In case this comes as a surprise, take a look on YouTube and see which are the more popular election videos. They prove very illuminating. Next time you read results of some polls, especially those undertaken by Robert Chung Ting-yiu,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ry reading them backwards.

A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many members know that if they had not performed well in this election, the party was liable to have been gobbled up by the Civic Party. Even now, the crisis is not over.

Like a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quickest way for the Civic Party to grow is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 simple merger between the two may not be the ideal situation for the Civic Party, because many of its members don't like their Democratic Party counterparts, and vice versa. As a resul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ecide who would hold which pos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s and factions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discover whether this scenario will happen, we have only to wait until the end of this year, after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f both parties.

We don't see the Democratic Party celebrating now, because its members know they will end up as losers, anyway.

當今群妖亂靠，正氣不彰，自稱民主派的大都殊不民主；沒有人願意承認是建制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被標籤為建制派的，絕大部分根本連什麼是建制派都不知道，認為這是貶詞，不敢承認自己是建制派。

先從建制說起。建制的特點，在於它有權力和資源，可以做實事，為人民謀求福祉。這都是反對派所沒有的，所以全世界的反對派都想奪權、想當一區之首、想改變遊戲規則。事實上，任何從政的人，都想做建制派，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們可以說，建制派是自願的，當不上建制派的，才被迫做反對派。說到底，香港反對派也想當權，進入建制，成為建制派的一部分。建制派應以此標籤為榮，毋須閃閃縮縮。

問題的關鍵，並非是不是建制派，而在於是不是做實事，為人民謀福祉的建制派。我們選擇是否做建制派，關鍵在於這個建制是否做實事，是否為人民謀福祉。香港的反對派一貫從反共拒共出發，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個不義的政權，所以要反對她，甚至要推翻她。而香港的建制派之所以「親中」，是因為他們支持中央。

中國成就有目共睹

我們要看看事實：六十年以前，共和國成立，搬走了「三座大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苦難的中國從一窮二白開始，再次凝聚現代化的力量。三十年前，改革開放開始，到了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十三億人民同奔小康。中國正在進行着一場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快速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西方走了二百年的道路，中國只花了三十年便完成。這輝煌的成績，西方已經不能不承認和面對，發展中國家很多都往中國取經。在這翻天覆地的巨變當中，少不了出現一些折騰，走一些彎路，但是總的來說，中國是比誰都成功。

過去六十年，西方無時不把中國與印度相比，並且長期支援印度，打壓中國。六十年前，印度和中國處於相同起點，今天印度除了人口之外，差不多什麼都是中國的一半。近年印度經濟高速增長，增長率是百分之七、八左右。明年估計中國經濟增長低迷，增長率跌至百分之八。先不說中國國民產值的基數比印度高，人家高增長的標準，只是我國低增長的底線，中國跟印度比，高下立判。四川地震，中國的表現感動全球；印度水災，過了一周還未見政府有何行動。

多年的國際民調顯示，中國人民自覺幸福樂觀，對政府的支持度，只會使西方政府汗顏。這在在證明，今天的中央建制是一個做實事、為人民謀福祉的政府。反對派整天到晚嘗試從雞蛋裏挑骨頭，還口口聲聲說這是「愛之深，責之切」，愈說愈沒有人相信。立場決定了觀點，只有「親中」愛國的人士才有資格對中國「恨鐵不成鋼」。香港的建制派要敢於「親中」，因為有勇氣去「是其是」，才能客觀地「非其非」。配合政府做實事，為人民謀福祉，監督政府時刻要做實事，為市民謀福祉，制衡政府不能濫權，不讓她做壞事，這都是建制派的專利。反對派則只能在外圍空喊監督制衡，充其量只能做建制派部分的工作，其作用不是沒有，但明顯跟建制派沒法比。

因為反對派從「反中」出發，所以對特區政府持敵視的態度，拿她以「中國殖民地」看待，對中央政府毫不諱言的一再以「宗主國」稱之，呼籲市民「不要作順民」（但是他們在港英時代，從未作過這樣的呼籲。）在他們眼中，特區政府是個傀儡政權，特首是中央「欽點」的，所以沒有「認受性」。往後普選產生特首，反對派爭的，說到底，就是不讓中央有「實質性的任命權」。用他們的說法，這架空了中央的做法叫「還政於民」—這說法源自港英代議政制綠皮書，目標就是「去殖民地化」，也就是獨立。

我們需要很清楚的把以上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分野說出來，完整地擁護「一國兩制」的，即是說，擁護「一國」，和這之下的「兩制」的，就是建制派，也就是鄧小平說的「愛國者」，也就是中央希望治港班子主體的構成。

糊塗政客敵友不分

觀乎美國總統布殊可以公開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便知只要在香港法律範圍之內，特首和政治任命官員支持某建制派候選人都不是罪名。反而上任美國領事昂然進入立法會，支持反對派的行動，才是國際慣例不能容許的行為。事實上，特首和政治任命官員，都可以有他們的政治立場，公開支持建制派政客。我們一些建制派候選人，包括自由黨候選人，竟然千方百計與中聯辦切割，甚至攻擊同一陣營的候選人是「中聯辦支持的」，根本不知所謂，甚至不配做建制派。在一個較實際的層次，這些糊塗政客，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裏，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中聯辦官員不應該公開支持某個候選人，這只是免干預香港內政的迴避行為，大不了是政治不正確，而並非什麼大逆不道。正如台灣的陳水扁和馬英九都做不成「全民總統」一樣，任何政府都有其政治立場和偏好，親疏有別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只可能質疑她這樣做是不是做實事，是不是為人民謀褔祉。

中央多年來不斷重複「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那即是說，中央永遠都是親香港建制，因而親香港建制派的。那一天，反對派候選人通過選舉勝出，並獲得中央依法任命為特首之後，反對派也就成了建制派，中央也得要繼續「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在這角度看，中央也是建制派。正如我上周所說，建制派和建制之間，「是一個理念的夥伴關係，而不是一個利益的夥伴關係」。

組建貨真價實建制派

如上周所指出，現在中央已經再四提出她的治港箴言：「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就是中央和香港建制和建制派的共同治港綱領。在這綱領之上，建制和建制派構建彼此的夥伴關係，共同宣傳這綱領，共同把它落實，而落實當中，就自然包括協助和監督。這就是幹實事，和為人民謀福祉。

所以，香港的建制派，就是本着「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共同綱領的幹實事派，也就是造福人民派。這就是所有香港建制派的基本理念和立場，是絕對不能含糊閃爍的。我們如用這標準去檢視今天香港的所謂建制派，不管他是自認的，還是被標籤的，絕大部分不合格。所以，他們都不配做建制派。我們有需要從中央提出十分清晰和切合國情和港情的四句箴言再出發，重新組建貨真價實的建制派。

In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everybody claimed victory except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as lost all its two seats in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three seats 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 can tell you wh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ames Tien the Liberal Party has been for many years blatantly self-serving to the point of disregarding any value, and any others interest but its own. It used its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bargaining chips to blackmail and to bully to get its way. It has been welcome known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get its support, it has to get something in return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The way the Liberal Party monopolise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Board and treated it as its private property, and to canvass votes in the travel,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s was simply appalling. With a huge budget of over HK$700 million and numerous overseas offices and representatives, it was very inefficient in attracting tourists from overseas. Even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um-kuen openly criticise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Board for squandering public money, but this fell into deaf ears. The government seemingly could do nothing about it. When scandal broke out, Salina Chow-Leung Suk-yee, Chairperson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Board, and Vice-chairperson of the Liberal Party simply handed over the chairmanship of this public body to the Liberal Party Chairman James Tien, and sacrificed the CEO under her as the scapegoat.

For a long time, this tactics worked, until the voters deserted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direct election in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e Liberal Party is supposed to be inside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nd an ally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DAB). But it infuriated other members of the camp by allying with the dissidents against the DAB candidate in the fight for the District Council seat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sending a team to Hong Kong Island to split its ally’s votes. Worst still, James Tien sent his brother Michael Tien to run against Priscilla Leung Mei-fun for the Kowloon West seat, after she has won the District Council seat last September and publicly exerted her territorial claim there. When Priscilla Leung refused to budge, even after James Tien tried but failed to exercise pressure through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 then openly charged that she was a Liaison Office candidate, smearing both the Liaison Office and Priscilla. This unethical act became the last straw that broke the support for the Liberal Party within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There is a lot of talk about strategic voting, making it sound extremely mysterious. After the humiliating defeat of the Liberal Party, many dissident pundits claimed that this was result of strategic voting coming from the Liaison Office. Results of this election showed that the dissidents who started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past elections were still the supreme masters of the art, with their votes fully utilized to g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votes. Whereas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proved to be very clumsy. Had they do any better, they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gain at least three more seats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New Territories East, and New Territories West respectively.

Strategic voting is very simple. First, each candidate of the same camp carve out his territory and only campaign there. On election day, use exit poll results to either increase or decrease publicity. It is now plain that the DAB never worked out a carving arrangement with the Liberal Party, and campaign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nstituencies, and it did not adjust its publicity to release any votes to the Liberal Party, and for that matter, to anybody. Contrary to what was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results clearly indicated there was no strategic voting on the part of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s a result, seats which could have gone to Pong Oi-lan in New Territories East, and Louis Shih Tai Cho in Hong Kong Island were lost as collateral da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