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the opening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drawing near, we will hear more and more protests of this, that and what not. To many interest group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with set agenda this may be their golden opportunity to pick on China and gai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Hong Kong, we have witnessed the awkward performances of both Martin Lee Chu-ming and Anson Chan-Fang An-sang,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more spectacular ones of Stephen Spielberg and Mia Farrow. Initially, China was quite upset, fearing that their advocacy might spark massive boycott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losing face.

But from what we can gather now, international media was not that sympathetic to the protestors, and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positively responded to their theatrics. In fact, both George W. Bush and Gordon Brown, chief leaders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came forward to support the Olympic Games. I am sure without Stephen Spielberg’s so-called resignation from being the artistic adviser of the Olympic Games, a position which he never actually accept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definitely not because of Darfur, the US President did not have to do this. In fact, because of Spielberg’s protest, there are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now have heard of Darfur and the real plight of the people, and more objective reporting on how much China have actually helped them. It now transpires that the only crimes China have committed in Darfur were buying 60% Sudan’s oil export, building schools and roads, drilling water wells, and sending UN peace keeping forces. China might have to thank Spielberg et al for this world-class helpful and entertaining production.

As for the timid imitations by Martin Lee and Anson Chan, both have been immediately shouted down by the audience and claimed that their messages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ood or not, if they are indeed true to what they believe, we would like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about Palestine, Iraq, or Kosovo. Any politician wants to lose some popularity; this is a tested sure-fire recipe.

But for China bashers, both here and abroad, there will never be short of excuses. The point is, without the orches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 support of Western countries, all the nick picking will come to nothing, and certain will not deter the Beijing Olympics from being a success as China has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to make it come about. Boycott? You can forget about it. Don’t waste your effort here. If you guys want to look for trouble, try some other time and some other place, not the Beijing Olympics.

As for China, we all know that it has a lot to improve on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llevia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housing, social security – the long list can go on and on. These are also the probl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penly admit, and are taking steps to remedy. But they will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lympic Games. China promised the world a green Olympic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ts environmental efforts will be confined to Beijing, nor will they be stopped after the Games. Like a growing child striving to walk on his own, sometimes when he falters, we should cheer him on instead of beating him up. After the mammoth achievement of the past thirty years, a massive across the board progress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China certainly deserves some cheers this summer.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will open this summer on 08:08, 8-8-2008. With the Chinese lucky number 8 all in one place, this historic event is going to be auspicious. The gods will forbid all sabotage.

上周比較抽象的談「艷照門」的道德問題，今次想談得具體點，較具操作意義。

從道德與法律的關係說起。法律是成文化的部份道德，道德涵蓋面大於法律，也高於法律，先有道德才有法律。道德的要求是較法律嚴苛的，但對待則是比較寬容的。陳冠希要是沒有犯法的話，他公開道歉之後，很多人便會原諒他。而在我們這社會中，即便你不原諒他，大不了就只能杯葛他，卑視他，卻不能對他作直接和實質性的懲罰。政府的尷尬之處，在於它既要維護法律，同時又要兼顧的香港社會表面縱容，但實際並非如此的矛盾道德觀。

香港當前主流的道德觀是矛盾和偽善的。因為我們崇尚自由，因此縱容主義是政治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事實上，這只是「寬以律己」的極端表現。我們要求別人，甚至自己的子女，又是另外一套。在美國，「艷照門」只會使有關明星更紅，因為他們的道德標準更加縱容，同時也更加表裡一致。即以自由主義者振振有詞的「私隱權」來說，香港的藝人，以至政客，他們尊重自己的私隱嗎？不，他們經常地與媒體勾結，主動把自己的私隱—有時甚至是假的—去高調宣揚，以爭取曝光和自我塑造形象，致偷窺成了常態，甚至是大眾的權利。同樣道理，對於三級照片，網上流傳也已經是常態和大眾的權利。對許多市民來說，他們在網上流傳明星做愛照片，首先便很難說他們犯法，加上開始時當事人機構指這是移花接木，直至最近許多傳媒還以「疑似」來形容主角，突出了懸疑性，連私隱問題都模糊了，因而在道德方面，也難分對錯。一些媒體更藉此大張旗鼓的宣傳以促進銷路，而享受慣了這權利的網民們更好像很合理地認為他們的自由受到侵蝕，因而在網上和網下以不同的方式抗爭。沒有這矛盾與模糊，就說不上「道德淪亡」了。自由主義者昧於上述的社會因素，把這世界嚴重簡單化了，原教主義地好像振振有詞的單方面突出私穩，是卻始終不能服人的。

當前矛盾和模糊的存在，始作俑者港英於撤退之前，有九零年設立了比英國本土還要前衛的《人權法》，並凌駕於香港所有法例之上，企圖以此來制衡《基本法》。自由主義因而佔了政治正確的道德正統，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追求利潤無所不用其極的商業行為便填補了這新的空間：黃色報刊便馬上鑽空子，百花齊放。於是從女性內衣廣告遍地作透明的顯示，避孕套以有不同果汁味道的電視廣告，以宣傳口交作招徠，性事已經百無禁忌，老少咸宜，縱容社會自然滋生。更荒謬的是，政府和一些宗教團體和慈善團體，出於疏懶和檢便宜的心態，竟然經常以一些生活作風放縱的藝人為代言人，樹立為社會道德的模範，青年人的榜樣，更加深了今天是非對錯混淆和矛盾。我們陷入於泥濘之中不能自拔，並且長期連自覺都沒有，樂在其中。

但是很清楚，我們這個社會是不認同陳冠希所做的一切，和網上的許多行為的。我們自己不會做，也不會樂意讓我們子女去做，更難以忍受自己的丈夫/妻子這樣做。我們這個社會事實上是有另一套並非那麼縱容的道德標準作為潛規則的。(無獨有偶，上周有新聞報導台灣有男子在妻子電腦中看到她和別人的「艷照」，自殺身亡。) 中國人說「包容」，同性戀在歷史上長期沒有「刑事化」，這確實比西方包容，但是我們傳統上也從來都沒有認為「斷袖分桃」是正常的，是不容歧視的。我們的社會同時有堅固的產權觀念，不論有沒有明文的法例規定，不問自取就是不對的。我們都有一套「自以為是」的道德標準去看這世界，評判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但不會嚴厲的懲罰稍為背離社會認為是「正常」和「對」的行為，這叫做「包容」。認為只要對其他人有直接和實質性的傷害，任何行為都沒有所謂「正常」、「正確」、「對錯」，則是「縱容」。「包容」與「縱容」是有明顯和本質上的分別的，只不過香港主流社會，已經把這兩者混淆了。

於是又回到道德與法律。我們是不可能，因此不應該把所有社會上的紛爭，都通過法律去解決的。道德問題基本上應該通過政治方式去解決，通過社會辯論，逐步尋求共識。共識也並不是只有一種看法，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可有互相兼容和包容的幾組價值觀。共識達致之後，部份可以通過立法程序，成文為法律。政府錯在一開始便急於通過執行現有的法律來解決一個盤根錯節的複雜道德問題。不過我們也不必急於怪責官方，如果這事件背後沒有明顯嚴重跨境犯法的元素，兩岸三地的警方不可能如此合拍地一起進行嚴打的。我們不應一味相信政府，但也不應事事一開始就持懷疑敵對的態度。這也是我們社會需要尋求共識和平衡的另一個地方。

而且，我們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抓到了誰，繩之於法，便能把問題解決。就「艷照門」展開一場社會辯論是十分必要的。這場辯論需要多方位和多層次，但一定要熱烈和深入，把香港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和偽善都暴露在陽光底下，再檢拾一些值得保留的，作為下一步往前走的新道德基礎。

辯論一旦深化，必然要接觸兩個十分基本的價值問題：一是由個人主義作衍生的自由主義，人權至上。二是「搵銀至上」的原始資本主義圭臬。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人權和「搵銀」至上。問題是如果我們只在這兩點之上發揮淋漓盡致，而不顧其他的話，將會後患無窮。在這兩條之外，我們還有那些其他價值需要兼顧？以及平衡點應該放在那裡？對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們不可能像今天那樣毫不反思、一無批判的盲目全盤接受。「艷照門」事件難道不促使我們質疑，個人自由和利潤動機是否至高無上，不容制約和壓抑？縱容社會將把我們帶到那裡？扯開一下，我們不妨認真問：世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為什麼甘心讓香港持續享有最自由經濟的地位？自由經濟真的那麼好嗎？香港小小一個中型城市，竟然出了多個世界級富豪，同時又有超過七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這究竟是香港之榮，還是香港之恥？

古今中外的經驗都說明，堅固的道德共識，在社會管理(social control) 方面是最積極和有效的。道德最重要的作用是導人向善，達致社會和諧，並對違反者作出譴責。法律則負面的，它的作用只是懲罰違法者。社會的道德共識強，人民會自我約束，大大減輕執法和司法的負擔。另一方面，道德因為是約定俗成，沒有僵硬的條文和程序，雖然傾向於保守，但它的可塑性十分強，能夠不斷隨著社會發展而自然地和順滑地與時並進。我們如果過分崇拜法律，反而更容易固步自封，更加保守。因此，個人行為的第一線規範應該是道德，而不是法律。自由的第一線制約是講求「對錯」的道德，不是講究「對誰有損害」的法律；法律只應該是自由的最終底線。道德可不是政治不正確的壞東西；我們千萬不要把道德污名化，自毀長城，釀成社會大混亂。

「艷照門」事件擾攘了近一個月，我很高興見到最近本報就有關問題展開了理性、多元的探討。其實主題只有一個：這個故事有什麼教訓？對此，教育界尤其清晰。有趣的是，「艷照門」所有持份者，從被罵的陳冠希到警方到律政司，到作狀罵人的各報刊媒體，到表演罵人的尊貴議員們，或多或少都犯了錯誤而被罵。如果說藉此事件作教育工作，大抵只能教學生如何不犯這些錯誤，只具消極意義。而被教育的對象更會從中各取所需，如做愛時不要拍照，或拍照要自己保存，或修理電腦前要拔掉硬碟之類，而失卻教育者的原意。

很明顯，我們的主流社會，在「艷照門」事件中，完全不知所措，才動輟得咎，狼狽不堪。之後，我們還得承認，我們竟然連檢討的能力都沒有。因為我們之間，何謂是非對錯，根本沒有一個的共識。這才是迷惘的根源、紛爭的起點、問題的所在。

主流社會是非對錯沒有共識，用古老話說，就是「道德淪亡」。是的，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問題，在於道德淪亡。我知道我這樣一說，便會被人罵「道德主義」。這是個多元社會嘛，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只要不妨礙誰的自由，不犯法，那便可以了。什麼道德不道德？

是嗎？你再問一下自己，是嗎？如果真的是這樣，便不會搞出這麼多問題，出現這麼大紛爭了。自由我們不談了，因為大家都熟知個人自由要與公眾利益平衡這道理。至於法律，它是把道德明文化的工具。是先有道德，才有法律的。世上任何社會，縱使是最多元化的社會，都有道德這回事。

事實上，今天西方實踐的，不是多元社會，是「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什麼是「縱從社會」？以下的定義翻譯自自由主義者的聖經《維基百科》：

「縱容主義的極端將是一個除了「不要傷害別人」之外，再無其他道德標準的社會。社會日趨縱容時，社會以下方面通常會有所轉變：

1.性自由提升。這包括參與主流以外的性行為，以及以往被譴責的性行為，如同性戀、雙性戀(bisexuality) 等；

2.觀賞色情與暴力材料的自由提升，任何方式的審查下降；

3.通常陪著世俗主義的上升，宗教團體權力下降。」

這正好就是今天香港這個社會的簡單寫照：香港不光是一個縱容社會，簡直是一個「極端」的縱容社會。極端縱容主義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政治正確的價值觀，但是一到直面「艷照門」這具體事件時，除了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如網民之外，絕大部份市民多少都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有些不妥。具體不妥在什麼地方，卻又說不出來。警方和法院，則只能根據其實已經政治不正確的法律規範行事，是對是錯，在已經接受了超級縱容主義的主流社會中，很有爭議。更有趣的是，這兩個系統的人其實都已經接受了縱容主義，因此進退失據，言行閃爍，不能氣直理壯的自我申辯。大家其實都感覺到極端縱容主義不妥，但又找不出另外一個所以然的立場和觀點去批判它，這才出現了當前的集體迷惘，只能表面的、枝節的敲敲打打。

縱容主義的源頭是佛洛伊德，他認為所有心理問題都源自性壓抑。徒子徒孫們更進而認為性壓抑是萬惡之源，而性解放是人類解放的起點，性零壓抑將達致人類身心健康，創造力爆發，社會開放及和諧。這是縱容主義的理論基礎，唯一的底線是不對別人構成傷害。像潘潔的文章，主題就是找受害者，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標準回應。而結論一定是社會有罪，陳冠希是受害者。

這裡並不打算正面批判佛洛伊德的學說，我不假裝我有此功力。我只想問：我們如何界定受害？是否要即時直接受到可見和可客觀量度的損害，才算受害？自由主義者從個人主義的觀點出發，一開始把整個社會關係都極端簡化和扭曲了。事實上，世上根本就沒有純粹的個人，個人是由他的各種社會關係所界定的；而社會也不是社會當中每一個個人的總和，社會是各個人的有機整體。從現代系統論的角度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牽一髮則動全身，東方蝴蝶拍翼，西方可能出現旋風。這是可以科學論證的客觀事實。「艷照門」已經引起不少人不安，並且很可能幾年之後，因而出現了好幾個未成年媽媽和棄嬰，破碎家庭，精神病者等。對於這些受害者，起碼法律上我們當然不能找「艷照門」的主角負責任，正如我們不能怪蝴蝶拍翼一樣，但卻起碼不能說沒有受害者這回事。

就是因為這種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社會關係，個人是不可能完全自由，沒有壓抑的。「巴士阿叔」說得好，你有壓力，我有壓力，誰沒有壓力？誰沒有壓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個人完全沒有壓力、沒有壓抑，在現實世界中，對個人、對社會，是否最適當、最美好的事？「艷照門」事件很清楚的告訴大家，不。

任何時候，為了社會順暢及和諧運作，都會約定俗成地有一套道德標準，以及行為規範。這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會隨著主要是科技發展促成的社會變遷而變更，並非一成不變。比如因為避孕的手段的完善和普及，人類性行為與生殖的關係割斷了，從而對性行為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放寬了，但這並不等於再沒有規範，只是規範不同而已。因為人類性行為在某種情況之下，依然可能會直接或間接「搞出人命」，以及其他社會後果的。

很明顯，「艷照門」已經嚴重逾越了當前香港社會所能接受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當事者包括男女主角們即便沒有犯法，他們確實是犯了禁。不然的話，何來擾攘，又何來譴責和何須道歉？道德是一個政治問題，法律是解決不了的；但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告訴「艷照門」男女主角，你們錯了。

在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不斷調整的過程當中，歷史上從來都有人或有意，或無意的犯禁，甚至犯罪，並且因而付出代價，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至於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是對是錯，犯禁和犯罪者是英雄或者是狗熊，那是後來的事，屬於歷史的範疇。道德本身肯定是保守和民粹主義的，大部份人的意見就代表著主流價值，而主流價值就一定不是「奇言怪行」。

自由主義是騙人的。比方說，他們主張容忍各國不同的服飾，但三點畢露到處走就肯定不可以。而最主張自由的法國，就不容許伊斯蘭教婦女蒙頭上學，法院也判政府得直。至於美國，那更不說了，一牴觸它的核心價值，你看看。因此絕對自由主義、多元社會，是從來都沒有的，是一個騙局！縱容社會更加荒謬！

孔夫子教導我們：「致中庸」、「發乎情，止乎禮（行為規範）」、「慎獨」等。這些倫理守則，到今天都依然有效，同時是主流社會值得宣傳和教育下一代的。

“Photogate”, the scandal surrounding loving making scenes of local movie stars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have been dominating the front page of mainstream Chinese newspapers and gossip weeklies for over a month without any signs of abating. Even for this gossipy city, it is quite rare. This must have touched a very sensitive nerve among people here.

So far, despite all the fanfare from the police, only one young man has been detained and later discharged after spending more than two weeks in detention, and nobody has been indicted. Although stealing information from computers and uploading it in the internet are obviously crimes even from a common sense layman angle, and the legal angle has been quite thoroughly explored by both the police and the pundit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definitely not about who are breaking what laws.

No,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n the Photogate is not any violation of the penal code, which can be easily dealt with without any controversy, it is about whether the moral code of mainstream population has been breached.

On the face of it,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westernized to the point of subscribing to a permissive value. We treasure freedom to the extent that as long as nobody is hurt,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do whatever he or she pleases. We are tolerant to somewhat kinky sexual activities, and treasure the freedom to view violent and sexual material including movies, music, art literature, and the internet. There is complete secularism here, and the power of religion over our daily life seems almost nonexistent. These features, according to Wikipedia, ar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xtreme of permissiveness”.

But judging from common reaction to the Photogate so far, except for a few hundred who marched for freedom of up-and-down loading, exchange and storage of digital sexual material, people are on the whole quite shocked and annoyed. The public pressure was so high that a lady star involved has to come out to apologize, and the young man in the act is still hiding after publicly saying sorry, rumored to be hunted by angry triads. Few come out to condemn these artistes, doing so would be deemed politically incorrect in a liberal cosmopolitan city, but fewer seem to condone what they do both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Education groups in particular, declare they will use this saga as object lessons in classes for the young, presumably without displaying the related hundreds of photos.

We do not admit we have a moral code, but in fact each and everyone of us has one. Our mainstream society as a whole also has an implicit set of moral codes, and we all somehow know it. Obviously, what these artistes did is out of line according to the moral standard of mainstream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permissive or otherwise. This is the basic cause of the ongoing uproar. Again, in a liberal atmosphere, an upfront declaration of morality and moral standard sound politically incorrect, and nobody, no religious leader, no educationis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particular, dare to openly utter these words. It is this duplicity that creates the current disorientation.

If we clear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what is legal and what is moral, what belongs to individual rights and what lies in the realm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disorientation can be easily cured. Privacy should be protected, sex with minors should be punished, and internet crimes should be stopped. We have no contention for that. But it does not prevent us from condemning sexual promiscuity and indulgence, and giving our younger generation a more balanced sex education that includ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If instead we hide our little moral code inside the closet as if it were a crime, isn’t it another kind of inhibition? I am sure any true-blue believer of liberalism and even permissiveness will not object to this line of thinking.

今年拜年，我有時不禁加一句：國運昌隆！是的，近來國運真不賴，而我們也特別需要好運。

自唐朝以來，中國一直處於下降軌中，中國領先世界數百年的優勢被不斷侵蝕。清朝重振了一下，卻正藉西方興起，人家的相對速度遠比我們快。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天朝」第一次被只有十二艘戰艦和四千海軍的英國遠征軍打敗，從此就運交華蓋。五十年後，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被與中國同時進行西化的日本打敗，自始淪為次殖民地。之後，中國經歷過軍閥內戰、國共戰爭、抗日戰爭、國共二次內戰。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馬上便捲入韓戰、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一連串惡運到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才算開始扭轉，但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順境才十一年，「六四」險些又把中國打回原形。

「六四」對港人影響極大，當年百萬人上街，這一百萬人和更多沒有上街的人情緒上都崩潰了。而「中國崩潰論」在隨之而來的「蘇東波」之後，更甚囂塵上。我不少戰友轉而支持彭定康的「三違反」政改，我們之間的基本分岐，在於對中國前途的看法。當時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力排眾議，他堅持中國正處於上升軌中，小亂之後必有大治。我大概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分析。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崩潰論」在全世界都崩潰了，只有香港還存在為數不多，但也不少的死硬信眾。

這三十年，中國確實走運，改革開放正藉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而蘇東崩潰，冷戰過去之後，更使全球化國際分工加速，中國成了這一股新浪潮的最大得益者。加上「九一一」之後，美國集中力量反恐，無暇欺壓中國，更給了中國一個難得的空間。到了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自去年開始，美國基本上已經放棄了「中國威脅論」，放棄了圍堵壓抑政策。下一階段很可能是中國的「黃金十年」，兩位數字的增長率很可能是常態。更可喜的是，在新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指導思想底下，民主、法治、社會公義、環境保育等，在良好的經濟基礎上，將會得以逐步改善。

作為「黃金十年」的開始，今年會是輝煌的一個「中國年」。台灣馬上進行大選，而從陳水扁最近一連串表現看來，幕後交易已經完成，形勢已經大定，權力和平順利移交將不是問題。之後不論馬英九、謝長廷，與對岸的胡錦濤都有一條共識，就是兩岸要簽某種形式的和約。國際上，美國將於經濟困境中進行大選，中美關係不會成為主要議題。歐盟尤其是德國的「原則外交」觸了礁，正在朝與中國友好方向調整。中日關係隨福田上場而全面好轉、中印關係因辛格的積極態度而快速升溫。中非關係密切至美歐水潑不進、與拉丁美洲關係因拉美全面左轉而達致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當中，北京奧運勝利舉行，中國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其人類史上空前的發展成就。

經濟方面，去年開始，中國替代了美國自上世界三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火車頭的地位，全球增長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在大家都談論美國次按危機可能觸發全國以致全球經濟衰退時，一個新名詞「脫勾」(decoupling) 不時出現，說的是全球經濟，尤其是東亞經濟可能因為中國因素而免疫。無論如何，不管風吹雨打，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公認不會低於官方預測的百分之九。有中國「風景這邊獨好」，全球經濟差不到那裡去。

那亦即是說，香港的經濟也不會差到那裡去。恰恰相反，以內地業務為主的香港股市，加上QDII和「投資自由行」等隨時投入，負利息的作用等等，在其他股市處於低迷之際，將會是一盞燦爛的明燈，吸引無數撲火燈蛾。我不懂股票，但從宏觀角度看，今年股市很可能先跌到大家都不相信，之後升到大家都不相信。經過一場慘烈的中外資金大戰之後，香港全融中心的地位，將比以前更加鞏固。

說了以上一大堆善頌善禱的好話，聽來中國好像有點鶯歌燕舞的氣象了。那還未至於。說什麼，不外是財大氣粗而已。「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至於把十數億人血汗賺來的錢去做大爺，發揮影響，這種暴發戶、土財主的作風，只能形容之為「以財服人者鄙」！

回頭說好運。世上只有一個有效改變命運的方法，就是改變自己。這無疑是十分困難和痛苦的事，但這是唯一的方法。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在顛沛流離當中，不斷自我完善；「文革」之後，共產黨大徹大悟，全國義無反顧的投入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今天的好運。我們要把改革開放視為恆常和沒有止境的事業，繼續堅持下去，不斷自我完善，才能持盈保泰。

很可惜，中國一個老毛病還是改不了：中央枉有良好意圖，一到地方，就完全走樣。十一五計劃為環保節能定了多個死指標，但二零零六年沒有達標，二零零七年又過去了，看來也不樂觀。十七大前夕三令五申禁止跑官，堅拒貪官污吏「帶病上崗」，但實際上在地方不出錢，依然沒有好差事；買了官，就得要大力回收，貪污如何得了？中央對制度建設還是注重不夠，因而對國家基本上缺乏整體統攝能力，只能像以往一樣，通過行政手段，集中力量一個一個問題處理。最近雪災所暴露的問題，就是如此。「以人為本」宣傳了這麼久，外邊風雪連天，群情洶湧，廣東人大會議卻「春意融融」，最後還是依靠中央下令，出動解放軍強大和快速的動員力把問題解決。這樣下去，我們這個國家永遠都要有英明神武的最高領導，和雷鋒式的解放軍才能解決問題。是否永遠要胡錦濤到現場，煤運才能暢順；溫家寶親自追討，民工的欠薪才能有落？這現實嗎？長久嗎？社會公義已正式提到議事日程了，我們且看本屆政府如何系統跟進，快速滿足人民不斷提高的期望，達致穩定、和諧。

在國際上，中國需要認真學習如何做一個現代大國。在堅持不干預別國內政這原則之下，如何維持國際公義和保障國家利益。在巴厘島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中，中國沒有與發展中國家七十七國集團堅持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要盡指定的責任，是一大失策。但另一方面，在證明自己已經擁有擊毀人造衛星能力之後，帶頭要求外太空非軍事化，則是妙。總的來說，中國與東盟國家和非洲國家的關係，體現了我們傳統「富則兼善天下」的泱泱大國丰度，完全有別於西方所有的理論和實踐；這良好的作風，是值得總結和深化的。

而作為當代中國人，經歷國家民族由衰而盛，人民生活由貧窮進入小康，我們在惜福之餘，也需要不斷自我完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新春玆始，謹以此與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