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須爭論，上周二世界股市一天蒸發了400萬億美元資產，全球經濟危機已經是進行式。

次按危機之所以發展為全球化金融危機，最後成為全球性經濟危機，是因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我國經濟學家王建所說的“虛擬經濟”1，和王小強進一步稱之為“賭博經濟”2的嶄新形勢。根據2000年的數字，國際貿易是6萬億美元的規模，但國際外匯交易額卻是600萬億，“虛擬經濟”是“實物經濟”的100倍規模。今天這個比例，肯定比世紀初更加惡化。證券市場也有同樣的現象，企業經營是“實物經濟”，利潤和資金流證券化是進入“虛擬經濟”的第一步，但起碼還有一點兒的實物基礎。但從而衍生的各種金融工具，則完全是賭證券的價格上落，已屬於“賭博經濟”的範疇。

國的財務機構為國內置業者做樓宇按揭，是“實物經濟”，把按揭業務的資金流貼現證券化，是“虛擬經濟”，杠杆和風險係數以十倍的增加；再根據按揭證券製作各種衍生工具，又再以數以十倍的乘數增加。到了“賭博經濟” 的領域，美國次按危機已經遠遠超越了次按問題，也更超越了美國的國境，以百倍的威力向全球流竄衝擊。

樂觀分析員指出，美國次按只有1萬3千億，既不是所有次按都會斷供，也不是斷供了之後樓宇的價值便等於零，所以次按危機很可能只是1,500億的規模，沒有什麼大不了。問題是目前美國政府的思路，也只在解決按揭斷供這經濟問題，和斷供之後所引起的住房等社會問題，先注資增加流動性，後減息，其實都沒有對症下藥。朝這方向，即便所有政策措施，以及配套資金全部到位，都只能解決美國本地的“實物經濟”和“虛擬經濟”部份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局和歐洲中央銀行至今已注資超過5,000億美元，也只可能解決部份流動性短缺的“虛擬經濟”問題，只是杯水車薪的努力。上述1,500億規模數十倍到百倍、和全球化的“賭博經濟”問題，基本上沒有解決。

還有一點我們要面對的，是目前的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都是衍生工具大規模出現前的“史前動物”。各國的中央銀行卻依然只懂得老黃曆，只願意解決本國問題。國際貨幣基金會於1997-2000年金融風暴中表現欠佳，權威大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淨借貸額由2003年的700億美元下跌至最近的不到200億元，不但失去國際調控能力，連日常費用支出都不保，出現赤字。衍生金融工具於2001年剛開始，至2005年底，市場已大至1萬7千億兆美元。去年初，光是對沖基金資產便已高達1萬2千億美元。新出的衍生工具和投資方程式無日無之，其複雜程度，不但圈外人諱莫如深，連許多金融專家都跟不上。美國聯邦貨幣局主席布南奇，最近竟然要邀請有關從業員為他講解最新的衍生工具和買賣的竅門，可見國際金融已經發展到進入失控的地帶。布南奇去年7月份向議院估計美國經濟損失在500至1,000億美元，最近市面估計已高逾1萬億。

因為現有的國家和國際金融機制都嚴重不足，並且過時，今後國際金融和匯率市場規律更難掌握、去向更難預測、更容易釀成危機。而一旦危機出現，市上也更缺乏有力的機制去作有效的抗衡和事後作出補救措施，終於一瀉千里，難以收拾。

基本上，次按危機會朝兩個方向分攻合擊。第一個方向是美國銀行手上各種不良資產突然冒增，銀行系統出現危機，有些會撐不住要倒閉，銀行系統出現恐慌；再加上聯邦貨幣局一方面注資，同時收緊銀根；尚能生存的金融機構會信貸收縮，利息上升，行內拆借都會有問題，生意難做，企業破產，經濟放緩。第二個方向是消費者許多成了負資產和無屋可住，大量使用信用卡去維持生活水準，但是經濟不好，企業裁員和倒閉，不少卡賬會出現問題。上萬億的信用卡信貸泡沫已經出現，馬上就要爆破，消費疲軟，經濟放緩。

美國的企業大量破產、消費轉軟、經濟放緩，已成定局。影響所及，無可避免沾上了次按證券及衍生工具的國際金融系統會受衝擊，各國央行同樣要於注入資金同時收緊銀根、提高利息、收緊信貸。這些都是對付“賭場經濟”後遺症的手段。賭場的籌碼，始終要換鈔票，鈔票到最後，還是要買實物。衍生工具危機，最後一定會體現為經濟危機。2008年，美國很有可能破例要在11月份大選之前，出現經濟衰退。一場國際經濟衰退，已經在我們眼前陸續展開，這是誰也阻止不了的，問題只是退多少、多久而已。

與此同時，資金從美國流出，美元進一步疲軟。事實上，美元對歐羅從2001年前的高峰，至今已經下跌了45%。我們到見近日石油價格高漲，如果我們把貨幣轉為歐羅，石油價格其實很穩定；黃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外匯儲備逾1萬4千億美元，雖然近兩年來不斷分散，但估計有65%以上仍是美元資產，主要是美元債券，包括香港在內，中國擁有美國債券總額是4,550億美元。換句話說，這部份資產已經縮水45%！

於此可見，美元一下子大幅貶值，對中國一無好處。中國只希望美元慢慢向下調整，人民幣有序的慢慢往上調。世界上抱類似態度的資金，其實不少，因此也會趁價值便宜逐步吸納美國公司和實物資產，而不會大拋美元，互相踐踏。因為金融和經濟危機，美國和歐盟不少金融機構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渴望得到資金解困，中國的注資，美歐政府不會阻擋，而且價格還相對便宜。從中國的角度，以美元購買美元資產，沒有美元貶值的問題，比較合算。而單從保值和賺錢的角度看，直接買企業，和通過美歐金融機構買企業，效果是一樣的，但困難卻大減。過程當中美元需求上升，有助其降低貶值速度，美元就只會緩慢下滑，或者小漲大回的逐級向下。短期之內，美元和美國經濟是不會垮的。

但是影響所及，歐盟和日本的經濟都難以有好表現。中國海外市場，於開始時，會因消費者為保持生活水準而多購買中國廉價產品；但整個蛋糕都在收縮中，加上我國因環保和勞動法等因素，生產成本上升，利息和匯率也逐步上升，很快中國出口也會逐步疲軟。

去年中國已經首次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當今是中國好，世界好；世界好，中國更好的年代。中國致力維持本身的經濟穩定增長，對自身，對全球經濟，都有重大的積極意義。正正因為如此，中國金融體系近期應儘量與這感染了病毒的“虛擬經濟”、“賭博經濟”隔離，保持堅固的防火牆，不要太急於跟國際金融接軌。

人家說我是個「惹火人物」大概是有道理的。主要是我不會毫不思考便盲目跟隨任何既定的潛規則，因而很容易便說了政治不正確的真話，做了主流意識中視為離經叛道，但我認為應該做的事。這回人大選舉，我提名了麥海華，這是我們愛國愛港朋友一般不會做的事情。提名一個反對派的二線人物，應該是犯不着，也劃不來的行動。我做了，對我絲毫沒有好處，卻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但是正如我在上兩周文章所說，在麥海華於我和朱幼麟面前表態不會「搞野」，只是想有機會表達港人不同的意見之後，我倆二話不說，當場就給了他提名票。我們沒有問他是否「支聯會」的常委，(我的確不知道麥海華是「支聯會」常委，誰會留意「支聯會」有那幾個常委？）也不問他是否「民主黨」的黨員。請注意，我們都沒有請示過任何人，當下便能作出決定。這側面反映了朱幼麟這個人大代表，和我這個政協委員，都是十分自由的，中央對我們並沒有太多的規限，我們只須按自己的良知和常識做事。恰恰與我們相反，據我所知，民主黨內部規定，黨員與我們接觸之後，要向黨內打報告，並要按黨規從事的。兩相比較，那個陣營更包容開放、更有自信，不是很明顯嗎？

一個反對派的人士，向愛國愛港人士要提名票，並承諾不會「搞野」，我到今天都認為我們是應該給他提名，讓他有機會參加選舉的。「至於以後的發展，麥海華能否拿到足夠的提名，能否當選等，就看他的努力和造化了」。為什麼呢？麥海華如果承諾不「搞野」，就是說他願意接受遊戲規則。具體來說，也即是他願意接受憲法規定，人大代表必須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所謂「模範」，不是一般的表現，而是先進和傑出的表現。按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盛華仁的說法，當選者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即擁護憲法和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愛國愛港。這是盛華人剛在會上清楚表達的信息，言猶在耳，如果麥海華還表示願意接受這要求而參選的話，我們如不給他提名票，那是我們的不對了。愛國愛港陣營有一個很特別的傳統，就是「愛國不分先後」，不論在任何時間，都歡迎「新愛國」，絕對不會不准人家加入愛國這行列的。

在麥海華的參選人大政綱顯示，他並沒有擁護憲法和憲法規定的執政黨地位。既然如此，那麼你為何要努力打進這個你不同意的建制當中呢？那不是「搞野」了嗎？要是這樣的話，你不是對我和朱幼麟撒謊，欺騙我們的提名票了嗎？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這樣做是一個嚴重的誠信問題。麥海華如果是這樣做的話，首先是我跌了眼鏡，信錯了他。麥海華如果不惜政治信譽破產，他今後恐怕難以在政治圈內立足。立竿見影的是，縱使他能騙到足夠的提名票，出線為人大代表的候選人，我可以肯定，選舉委員們一定不會投票選一個為「搞野」而撒謊的政治騙子為香港在中央的代表。

先，這應該不是我認識多年的麥海華的作風，其次，難道他真的以為能騙到足夠的選票，當得上人大代表嗎？他這樣明目張膽的騙人、「搞野」，那是為了什麼？所以，到今天我仍然納悶，主觀上還是寧願相信麥海華是如他所承諾一樣，不是「搞野」。亦即是說，他願意擁護憲法和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愛國愛港這四個條件。至於他是否要求平反「六四」，這只是他個人的政見，與是否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原則性問題無關，因而也跟他是否有資格參選無關，我雖不同意，但可暫時擱在一旁。

裡我公開承諾：只要麥海華以任何的方式，公開確認他這態度，我會在本月二十五日投票現場中，全力一票一票的替他拉，成全他當人大代表的願望。雖然最後能為麥海華拉到多少票，能否讓他順利當選，我作不了主。但如他不能作此表態，那麼麥海華缺乏誠信這便坐實了，我肯定不會投他一票，而他也必然選不上。這怪不了我和其他選舉委員們，怪只怪他自己咎由自取。

參與公眾事務這麼多年，覺得政治人物的「整體性」(integrity) 最重要。一個人的際遇，是他自己控制不了的，但是我見到不少人，儘管他一敗塗地，人家還是尊重他；另外一些人，看他台上風光，在圈子內則人人不齒。有些人，真能做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不論環境懸殊，也能保持私交和尊敬。我到今天，依然能與反對派中一些人維持不錯的交情，因為儘管政見不同，我敬他是一條漢子，他也知道我表裡如一，不會坑害他。而個人的「整體性」是基本上可以自主的，只有一條，就是始終如一，有所不為。

港的許多從政人士，往往就缺乏了「整體性」，他們在往上爬、爭取同儕認可、追名逐利當中，很多時一下子就忘記了這樣做最後是為了什麼。他們這樣做，有成功的，當然也有失敗。但是尤其是在公共事務這範疇，縱使你贏了整個世界，但卻喪失了你自己的話，理想成了次要的考慮，進一步是可有可無，最後是徹底沒有了，事實上是這個世界以名利等征服了你，它在驅使你走上一條偏離了初衷的道路，那麼一切的意義都沒有了。

可以相信麥海華參選人大本來的目標，真的是想表達不同的聲音；但是他如果想討好某些人，而違背了個人誠信的話，那麼即便他萬一當上了人大代表，因為他的人格已經扭曲，也不可能表達市民真正的心聲了。這樣的話，就不如不參選好了。如不參選，最起碼，他還有他的自我和尊嚴，而這是世上誰也搶不走的財富。

港的政治圈，就是充滿了一大批沒有理念，不講誠信的政客。他們整天到晚都只懂得嘩眾取寵，爭名奪利，事事都只會算個人得失那一盤小賬，而不惜三刀兩面，為了幾張票或者民意上幾個百份點便連媽媽都可賣掉。結果呢，就是誰也不會相信誰，社會難有寸進，難有和諧；他們也難得到市民的尊重。

得曾蔭權剛當上特首，便領一眾議員訪問廣州，反對派議員在廣州時還豎起姆指讚好，但一回到香港，又破口大罵了。你看曾蔭權下回還會重覆同一錯誤嗎？當日我與麥海華步出會展中心時，我向他舉了以上例子。這回如麥海華把我賣了，兩個陣營之間的信任又會下了一個台階，下回反對派如有任何表達善意的言行，整個社會都會多打一個問號，這邊也少人敢於接招受騙。難道這就是反對派所想達到的後果了嗎？要是這樣的話，你們很快便會被整個社會唾棄，自食惡果的。

I am glad the dissidents have finally seen the sense of temporarily ceasing the operation of their unlicensed radio awaiting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court. Contempt of the current legislations regarding radio licensing is one thing, and contempt of the court and the legal system is entirely something else. The sad thing is, the public is so inundated with commentary and discussions on the former issue that many do not realize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whether we still want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If an application for a radio license is being rejected, there is always the channel for appeal. I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radio licensing is out-dated, there is mechanism for amendment, and if need be, repeal. Currently the above channel and mechanism are still working quite well, there is no desperate need for any radical action outside the system.

Like the previous incident regarding wire-tapping, the temporary injunction a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serves as a stop-gap measure to prevent a legal vacuum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appeal is being heard. This is a perfectly legitimate reas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 temporary injunction. I do not see any reason why anybody cannot wait for just three more months for the court to decide on the case. If everyone can take the law into his own hand, and glorifies his action as civil disobedience, then our established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will be destroyed, and we can only have anarchy and social chaos as a result.

Now that rationality and commonsense is prevailing again, we can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situation. During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e author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is invariably eroded. People usually look to the court for arbit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nd this will lead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hilst the disinterested judges can arbitrate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y are also at a lost when these interest groups are jostling to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game and a power shift. This has to be resolved through a political process, and not a judicial one.

This is exactly the case here in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Hong Kong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of China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not a British colony. People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how the SAR should be governed. These expectations can clash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existing rules of the game;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se conflicts should work through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not through the court.

In the beginning, the judges are just too happy to expand their power, and cast verdicts on whatever comes up. Very soon, they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vastly overloaded, and that they are drawn into the centre of political debates and struggles. Frequent questions will be raised on the rulings of the court and the sentences imposed well after the cases have been disposed by the court. In the end, the judges will lose their impartiality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and the whol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at large will be the victims.

Andrew Lee Kwok-nang,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s well aware of this pitfall and has spoken against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last year. Let us give what belongs to politics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what belongs to law to the court. His concern however, seems to have fallen into deaf ears, especially among dissidents. They have acquired the habit of applying for judicial review for almost everything. Judicial review cases are increasing at an alarming rate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there is no sign of abating. It is quite amazing how much trust our so-called pan-democrats seem to have placed on a bunch of mostly middle-aged expats not popularly elected, and with no fixed terms of office.

If our dissidents so respect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judgment of judges, it is again quite unbelievable that they should challenge the system through civil disobedience. What do these people believe in? What exactly do they want? For me, the only logical answer is that they are dissidents, and their ultimate objective is to discredit and destroy the system.

香港人習氣淺薄，看事物往往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這次人大常委會決議讓香港於二零一七實行特首選舉，之後立法會全面落實普選，中間沒有任何先決或附帶條件，二零一二跟二零一七也沒有掛勾。這一決議還在內地傳媒再三大事宣傳，在在說明了中央有極大的決心和誠意，首先是假不了，同時也改不了，不會改。很清楚，中央改與不改的考慮，首先還不是香港和國際上的反應，而是如何向國人交代。試想一下，中央若要欺騙港人和反對派，又何須如此大張旗鼓的對內宣傳？其次，中央如此毫無忌諱的大事宣傳香港定期實行全面普選，難道它不知道這樣做會客觀上提高了十三億內地同胞對內地民主化的訴求嗎？

更奇怪的是，中央不單把香港定期普選作為中國民主化重要里程碑那麼積極對待；近年來對世界各地的選舉，清一色是黨控制的內地傳媒都有很詳細的報導。大家如有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當會發現，那裡有關美國總統選舉，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的報導，遠比香港電視多，甚至比香港報紙都要多。這一連串好像獨立沒有關係的現象，其實顯示出中國政府雖然仍未能認同西式民主，還堅持要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但最起碼，它已經有足夠的自信去直現「德先生」這「洪水怪獸」。我們如果還是以「共產黨就是反民主」，或者退一步認為「共產黨怕民主」，就已經好像說「共產黨共產公妻」那麼脫離現實了。

今天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高調大談民主。有人統計過，去年十月中共十七大胡錦濤的報告中，「民主」這個詞一共出現了六十多次。以此觀之，內地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高潮，很可能有你我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得到。我這裡提的都是公開的材料，反對派中即使那少數幾個沒有回鄉證的，都應該接觸得到，只是有些人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而已。

在某些角度看，中國除了沒有高層次領導的普選之外，在許多方面比很多所謂「民主」國家都民主；最起碼，中國沒有出現通過民主程序，達到父傳子，或者三兩個家族輪替的詭異現象。恰恰相反，我國正逐步建立和平有序的權力交接規則，規則之硬，在去年十七大的人事交替中，已經宣示於全民和全世界。

我們只要多看一些西方的書，便知道在二戰勝利後，出於冷戰的需要，才慢慢把民主神化了，並且簡化為普選。在此之前，西方的有識之士，從他們古代民主搖籃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包括美國立國的國父們，都對民主有一定的戒心。大概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捨「民主」而用「民權」，目標是建立共和，而更現實的鼓吹我國在實行憲政之前，要經過「軍政」和「訓政」兩個階段過渡。西方的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便從不同角度反思以「少數服從多數」作唯一的民主決策標準的謬誤。我國的年青一代學者如康曉光和潘維，都不約而同的認為香港和新加坡的行政主導諮詢型政治更適合中國人社會。他們對香港制度的推崇，確實有點錯愛；在建立他們理想的制度方面，還有待成熟。但在對西方民主的批判這破的功夫，已經十分豐富和有說服力。簡而言之，他們對建立法治，和健全一支不屬於任何利益集團的行政精英，在保障社會公平和決策公正、有持續性和可預測性、防止公權濫用、貪污腐敗等方面，看得遠比普選更加重要。而且看來，共產黨正朝先法治、再行政和制度改革，最後才選舉這方向走。

我不認為中國已經找到了真理，但我覺得西方以「多數決」為基本遊戲規則的民主方式的缺陷那麼多，並且在大部份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之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有權利去探索另外一條更適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更有利我民族和平發展的道路的。如果我們抱更高的理想，中國有義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人類文明，提供另外一個政制選擇。光是跟著人家屁股，沒有一點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獨特貢獻，中國就永遠都談不上什麼大國。

在以前，我們可以說西方就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化身，但是中國在近代史中以血汗代價向西方學習了兩個世紀，發展到了今天，中國仍以謙卑的心情向人類最先進的文明取經。而與之同時，我們也開始有自信能自主創新。沒有錯，現代化先進的東西，今天很多還是在西方，但是西方並不能壟斷了現代性。中國領導人和多個外交使領，近年不斷在國際場合中向世界宣佈：西方沒有人權、環保、民主的專利權。你們有的，我們也可以有，有些地方，我們甚至已經超越了你們原來的範疇。

當李鵬對國際社會說：「吃飯是第一人權」時，西方在笑。現在發展權是發展中國家和人民首要爭取的權利，這觀點已經廣泛被世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所接納。西方國家把它們的人權要求硬套在發達國家頭上，不光是發達國家的偽善和霸權主義的表現，同時更是富國對窮國的壓迫和剝削手段之一。最近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以美國為首的幾個西方發達國家，赤裸裸的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不惜觸發全球生態危機，犧牲全人類的生存空間，而否決減排的硬指標。這些國家的自私行為，已經撕破了他們的畫皮。反而是中國願意站出來，與發展中國家「七十七國集團」站在一起，跟這些生態霸權主義國家周旋。中國更主動無條件承諾減排溫室氣體，負起建設全球生態文明的本份責任。記得在不久之前，西方國家還不斷以環保為借口來責難中國，今天反過頭來，起碼在這方面中國比這些害人害己的國家更具現代性。不出十年八載，中國在民主建設方面的成就，很可能又一次把西方國家比了下去。

這不光是你我對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有沒有信心的問題，同時更是你我有沒有決心投身參與摸索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問題。在人類文明三千多年中間，有超過兩千年是中國領先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今天美國大不了是超前中國二十年、三十年，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中國超前世界各國，是以千百年計算的。中國過去的政治制度，曾經為全世界所稱道和模仿的對象。老祖宗給我們的遺產當中，不可能全都是垃圾吧；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們，只要在這豐富的文化遺產中努力尋找發掘，相信早晚能找出一些好東西出來的。我們應該對中國優越的傳統文化有信心。

回頭再說這次政改。現在已經不再是有與沒有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時間也定了，人大的權威是要尊重的，這遠比我們要尊重法庭的裁決重要得多，因此也沒有早晚的問題。剩下來的，就只有落實的細節。這具體的，枝節的問題，只要大家有決心要達成共識，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絕對不是一件難事。關鍵在於我們抱鬥爭的態度，誓要在細節中找到魔鬼，還是抱建設性的心情，注重細節，構建天堂。

現在民主普選這一條活生生的龍已經站在我們面前，它當然是跟畫在紙上、雕在柱上那條龍很不一樣；同時也與西方童話書本上的描繪不盡相同。但是葉公你可不要被它嚇怕，因為它確實是一條有血有肉有生命的龍。它剛生下來，有待我們耐心去養大它，調教它。將來它的能量，會超乎我們所想像的。但你可千萬不要把真龍當假龍，一棍打死，這樣做的話，大家的損失太大了。

這是中國在台灣之後第二條民主龍，第一條台灣龍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正在大病當中。香港龍也只是中國民主探索中的另一個嘗試，我們毋須一開始便要求它十全十美。我們要多花點心思和耐性，以中西營養豐富的美食去喂飼它，不要只讓它吃西餐。它是一條中國種的龍，整天到晚吃西餐會水土不服的，但卻要小心不要讓它受到台灣龍的民粹和分離主義病毒感染。香港龍需要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只要路走對了，它是會自我完善的。

過去兩周星期二都是假期，眼巴巴的看着人大常委會決議大新聞出幕前後的各方反應，卻不能用自己的平台，以自己的方式去評論，真有點技癢。事實上，在人大常委開會，但還未作出決議時，我已經在跟包括本報的記者提供背景資料說：請細讀特首的報告。這裡不是個選擇題，是只有二零一二和二零一七兩個答案的是非題。我們已知二零一二不是答案，正確的答案不是已經呼之欲出了嗎？只是以我的處境，當時不適宜出來把話說清楚而已。

回看當時香港的反應，反對派對二零一二雙普選還存僥倖之心，視而不見還可以勉強理解，但其他許多評論員都是傻呼呼的，就很使人失望。以港人這樣的政治水平，當然可以實行普選，因為今天普選已經成了迷信，是可以不問後果三七二十一，普選了再說的；但是反對派以此嬰孩的智商和三腳貓的架式，還想與高他們好幾班的中央鬥，結果不是早已寫在牆上了嗎？

中央首次採取主動，一出招便把反對派打得手忙腳亂，至今還未站穩陣腳。問題在於香港市民一般接受二零一七開始實行普選，對於中央明確了時間表，包括不少反對派在內，還有點喜出望外。因此最負面的反應，竟然不是不接受二零一七，而是抱懷疑的態度，硬是不信綠燈已經開了。在這點之上，中央已經毫不含糊的開了綠燈，二零一七「可以」實行特首選舉，之後，二零二零也「可以」實行立法會全面普選。綠燈亮了，你開不開車，開多快等，是閣下的事情。至於最後普選是否實現，球已經打回香港這一面，正如喬曉陽回答余若薇說：「誰再次否決，還說不準。」反對派很快便要接招，否決還是不否決二零一二的政改方案，以及因而要在今年立法會選舉所需要作的改變等等，還要看反對派如何應變。否決了的話，雖說在決議中，二零一二的選舉方式，與二零一七的特首普選是沒有直接掛勾，只是中間的變數很多，之後的發展誰也難以預測。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到時如果民主不前，坐在反民主被告席上的，肯定不是中央。現在擺在反對派面前的形勢是，贊成固難，反對更不易！

這對於反對派來說，倒不是那麼迫切，要現在就開始應付的，是九個月內就要進行立法會選舉。尤其是對反對派的議員來說，拿到多少個議席，能否保住這份工，才是即時要面對的問題。如何應對人大決議而不失選票，才是關鍵的所在。而作為自命的「民主派」，保住在普選之上三貞九節形象，繼續把對手都打為「假民主」，似乎是唯一的選擇，現在他們正在表演「力保」貞操的掙扎。

不久之前反對派二零零七、零八這防線失守，拾我的牙慧，慌忙退到二零一二。市民們都心知肚明，儘管他們今天裝腔作勢，擺出好像要與二零一二共存亡的樣子；但所有的抗議行動都只是草率敷衍，連搞什麼馬拉松絕食，也只不過是幾個二線政客二十四小時斷食減肥的曝光活動而已。二零一二這條防線，不出三兩個月，又必然會堂而皇之的全面棄守，於是二零一七又是另一個「神聖」的數字，很快的下一場就是忍辱繼續「爭」二零一七「真」普選了。好戲連場，各位請坐好中間座位，買好汽水、爆穀，慢慢欣賞。但是民主「騎呢」如此，怎麼能贏得大眾的尊重？

不管怎樣，反對派如能退而求二零一七，也算是喜劇收場，我們市民還是會無任歡迎的。但他們雪亮的眼睛看了之後，總不免會有點疑問：究竟民主這玩兒，是為了你們，還是我們的利益和福祉的？

不待今年立法會選舉，擺在面前更水浸眼眉的是人大選舉。反對派每次都例行搞局，這次也不例外。根據憲法，只要是中國公民，符合有關的選舉法，包括擁護中國憲法的香港居民，就有權參選。反對派中如符合這些條件，我們也不好歧視他們。不過我建議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首先不要參選。因為你們參了選，就表示你們已明確表示擁護憲法中規定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人大的權威。憲法規定，人大代表必須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所謂「模範」，不是一般的表現，而是先進和傑出的表現。按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盛懷仁的說法，當選者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即擁護憲法和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愛國愛港。這亦即是說，在人大常委會作出了二零一二不能實行普選這決議之後，你們一報名參選，便不但不能再挑戰二零一二，還要堅決支持人大決議的了。遊戲規則就是如此，要是不持這態度，不準備遵守規則，不是搞破壞是什麼？你們參選人大的出發點便肯定有問題，選舉委員不選你們，甚至連提名票都不給，是有十分合情合理的原因的。所以涂謹申和馮檢基請注意，魚與熊掌是不能兼得的，做了婊子就再不能拿貞節牌坊的了。

剩下來的，目前已知會參選的反對派中人，就只有麥海華。他向我表示他並非「搞野」，只是想有機會表達港人不同的意見，我二話不說，當場就給他提名票。同時給他提名票的，還有朱幼麟兄。因為這是公開的資料，所以我不怕寫出來對他們兩人有何不便。至於以後的發展，麥海華能否拿到足夠的提名，能否當選等，就看他的努力和造化了。

我寫出這小插曲，只想藉此指出，將來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構成將與這選舉委員會頗接近。熱愛民主的人士中一些並非搗亂分子，只要是德才兼具，絕對不會是提名無望的，甚至到最後當選都有可能。此無他，「愛國者」的標準向來就很寬容，港人和中央都希望能通過普選，選出一個可以把香港治理好的特首。

曾幾何時，我也是香港民主運動中的一個中堅人物。我當了二十年政協，並且經常罵反對派，當中如有任何言行有虧「民主」兩個字，早已萬箭穿心了。而這二十年間，風風雨雨，我接觸過多少敏感的處境，說了多少次共產黨不愛聽的話。不單沒有人意圖或企圖封我的咀，我的許多意見和建議，還被接納。其中一個最近的例子是我去年交提案建議國家設立勳銜制度，以表揚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將來的政協委員，可從有勳銜人士當中有參政議政能力和意願的邀請。這提案在香港曾廣泛報導。這個屬於黨和國家的核心體制問題，是敏感地帶，我這就碰了，也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上周有新聞報導，國家已開始有關籌備的工作了。

政協委員中，除了我之外，還有香港其他民主派人士。於此可見，中央建制中，是能包容民主派的；而進入中央建制，也毋須背叛自己本來的理念。不論港事、國事、天下事，歸根到底只有一句老話：你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裡的？